经济问题是总统大选的首要核心议题。候选人不仅会对事实作出不同解读，还会就事实本身出现争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争论，CNBC邀请了两位前总统经济顾问（一位民主党、一位共和党）来回答一个简单问题：“就业市场是否重现活力？你是否认为就业市场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了？你会用那些指标来判断呢？”
这场公开的系列辩论邀请到了美国知名的、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民主党这边是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他2011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这边是斯坦福经济学教授埃德·拉齐尔（Ed Lazear），他2006年至2009年担任小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一次，将由克鲁格首先陈述，拉齐尔来做回应。下一次将反过来。
艾伦·克鲁格：我们基本上恢复了
要回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恢复”下一个定义。一个好的类比是，一个人从心脏病中康复。如果他的身体机能回到心脏病发生前那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可能会说这位病人康复了。
他能否工作一整天而不觉得疲惫？他能否爬楼梯？他能否像心脏病发之前那样打网球？当然，即便从这个意义上他已经康复，他仍然无法弥补心脏病和一系列治疗手术导致的痛苦和失去的日子。并且，我们不一定会说他现在健康状况良好，他可能只是恢复至心脏病发之前的一般状态。但他的医生会说他已经恢复至病发前状态了，因为心脏病已经没了。
这很好地描述了就业市场当前所处的位置——在某些方面恢复了，在某些方面却仍在恢复过程中；某些方面比此前更加健康，某些方面则不及从前。按照大多数指标（包括失业率、平均每周工时、实际平均时薪）劳动力市场目前的表现大致相当于上一次复苏时的情况（见图表）。失业率略微低于上个商业扩张周期（2001-2007）时的月度平均水平。短期失业率低于上个复苏进程后期的水平，长期失业率则高于那个水平。自上次复苏中最高水平以来，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时薪出现了温和上涨。名义时薪去年上涨2.5%，这显示出就业市场正在接近充分就业。
劳动参与率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下降了3.6个百分点，过去六个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然后在4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明显没有恢复，但其中至少一半的降幅是因为人口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婴儿潮一代达到退休年龄。此外，在上一次经济复苏过程中，劳动参与率也下降了，因此在金融危机之前，它就承受着下行压力。自上个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美国劳动参与率和男性就业/人口比率都处在下行趋势之中；因此根据上文确定的定义，劳动参与率并没有从任何衰退中恢复，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期。
自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薪酬中位数增长乏力、不平等加剧的问题便困扰着就业市场，目前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从这些重要方面上看，劳动力市场可以说回到了与金融危机之前同等的平庸状态。
如果我们的心脏病患者（美国经济）再次实施起初引发心脏病的风险行为，我们会担心他的康复只是暂时的。幸运的是，《多德-弗兰克银行业改革法案》和更为谨慎的金融监管措施有可能降低近期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埃德·拉齐尔：就业尚未完全恢复
我的看法和艾伦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但我对数据的解读更加消极一些。我考虑问题时，要在很大程度上对失业率数据打折扣，更多关注就业率以及其它指标。即便是因人口因素作调整，这些指标显示的情况也不那么乐观。因此，我认为，尽管我们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就业市场仍未恢复。
大多数情况下，我研究了艾伦提到了那些数据。但我认为有效的办法是，多观察一系列数据并关注整个时间序列，而不仅仅是危机前和危机后的平均水平。
与艾伦一样，我从最重要的事实展开，也就是：就业市场相当程度上已经从经济衰退中复苏。无论从那个指标看，就业市场都比六年前要好得多。就业上升、失业率下降、招聘增加，跳槽/裁员比率也比2010年年初升高了。对于是否完全恢复，我们两人可能存在异议；但我们都认为，就业市场相当一部分已经恢复了。我想，这也是艾伦的主要观点。
最能证明充分复苏的指标是失业率。5%的失业率不仅仅相当于2000年至2007年间的平均水平，这也是经济学家对充分潜在产出条件下失业率的典型预估值（见下表）。从这一指标来看，就业市场完全回到了正常水平。
我之所以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恢复，是出于好几个原因。我所跟踪研究的大多数指标显示出相反结论；同时，最重要的那些指标也清楚地表明，就业市场仍未回归常态。
最重要的统计指标是就业率，它是就业人口数量与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比率。比起其它指标，大多数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更青睐于就业率，因为它绕过了部分适龄劳动者不愿工作以及部分人口缓慢转化为劳动力的问题。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美国就业率曾达到63.5%的最高水平。2011年年中，就业率下降至58.2%低点，如今回升至大约60%。就业率此前最高点和当前水平之间的部分差距，可以解释为人口统计原因。由于人口中有更大一部分处在通常情况下的退休年龄段，就业率出现了下降。正如艾伦指出的，或许一半是出于此原因。许多人注意到，劳动参与率也下降了（见图表），并且部分原因明显是人口。但人口不是全部原因，观察25岁至54岁年龄段人群的就业率就能看出来。
这个年龄段的就业率仍然过低。然而，人口变化本应该使这些人的就业率变得比过去高。因为随着年龄更大的劳动者退休，对于青壮年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增加，这会促使他们中更多人去工作。但青壮年劳动力经历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就业率实际上仍然低于经济衰退之前的高点，甚至低于本世纪初经济衰退的低谷时期。很明显，对于这些人而言，就业市场还没有恢复。
一个积极的、但也显示出就业市场尚未完全恢复的指标是新增就业岗位。该指标目前处于健康水平，每月新增岗位略微超过20万个。讽刺的是，这样的速度是过快的，不符合完全恢复的状态。当我们处于复苏均衡时，就业增速应当与人口增速一致。目前来看，符合人口增速的就业岗位增速应该是每月14万个。当前数值高于理论值，这意味着我们的就业岗位仍在净增加，就是说我们仍在恢复当中，而没有完全恢复。当一位病人完全从疾病中康复，他的健康状况是稳定的，而不是处在改善当中。当就业市场正在改善而非稳定，他就没有完全恢复常态。
这一结论还有额外的佐证。我更倾向于观察劳工统计局的职位空缺和劳工流动率调查数据（Job Openings and Labor Turnover Survey，JOLTS）。这一报告会统计每个月的劳工雇用数量和离职数量。劳工雇用数量大大超出净新增岗位数，因为雇用和离职数量趋向于同时变化。但劳工雇用数量是就业市场健康度的优良指标。雇用率，也就是雇用数量与就业人口的比率，在2006年年底达到4%的高点（相当之高）。当前，雇用率是3.7%。但即便如此也可能高估了就业复苏，因为雇用率是雇用数与就业人口的比率，而不是适龄劳动人口。如果劳动参与率和就业人口数量由于某些原因显得过低，雇用率有可能还不错，这是因为分母——就业人口数量太低。就像就业率会将所有可能找到工作的人纳入考虑那样，雇用率也可以将所有那些可能被雇用的人纳入考虑。
另一个指标是雇用数与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这一比率在2006年年底达到2.4%高点，目前为2.1%。这个可以说是更好地指标，它显示出同样的情况，但表达要更加有力。目前雇用情况比经济衰退时期要好很多，但仍达到完全恢复状态。同样，当前的这一比率更接近本世纪初经济衰退低谷时的水平，而不是那之后复苏中的高点。
薪资没有增长并不意外。美国薪酬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生产率增长。除了衰退期末尾一个短暂时期以外，生产率增速一直很低。我认为，最能解释疲弱复苏的是投资水平较低。资本激励一直没有很强。资本税提高、更多监管、政府对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诉讼和罚款没能鼓励资本聚集。这些因素，再加上债务大幅增长，不利于生产率的强劲增长，并给薪酬增长设置了上限。我无法肯定《多德-弗兰克法案》已经使经济变得更加安全。相反，我认为它“治标不治本”。正如我此前所说，金融危机是由系统性因素导致的，而不是因为少数关键企业的倒闭。《多德-弗兰克法案》过度关注后者而非前者。
最后，有人会问持续的复苏乏力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2012年，我和詹姆斯·斯普勒泽（James Spletzer）曾认为就业乏力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周期性问题，而非结构性。不过，如果将上文提到的政策面作为结构性因素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将偏向于一个低就业、低生产率增速和低薪酬增速的状态。这种情况更符合那些采取了类似限制增长政策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