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政权需要克服的众多治理障碍里，不止是弥漫着分离主义风潮的城市香港和愈发紧张的台海关系。在遥远的中国西部，新疆这个同中亚大陆接壤，有着错综复杂历史、宗族联系的境内不安定自治区，一直是北京的头疼之地。近期这里受到曝光的“再教育营”问题，使得这个世俗、民族与宗教共生的独特之地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并在后续引发了国际社会和北京两种话语体系的一次意外争论。

中国政府在其境内自治区新疆所建立的被普遍称呼为“再教育营”的一批建筑，功能与用途正在受到全球舆论不约而同地夹带联想解读（图源：Getty）

老牌传媒《纽约时报》和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各自的最新表述，如今正显着地将新疆这个话题重新带回西方乃至全球公众的视野，在前者向来不遗余力袒护宗教自主和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媒体文章里，最新的文字刻画了新疆政府打造大量拘禁营，意欲“转化”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使人看后感到压抑的迫害画面，而在后者发表的公开谴责中，称已有“大量可靠报道”显示，新疆拘留中心关押了100万乃至更多维族穆斯林。

随着外界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中国承认此事，北京却随后给出了另一套说法和解释，这几乎让事态陷入到关乎中国与海外、东西方之间各说各话的罗生门之中。那么，关于新疆“再教育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些西方舆论的指摘和中国官方的解释回应之间所形成的巨大话语差异，又该如何头脑清醒地看待呢？

海外和北京的两种不同解释

西方舆论提及的“再教育营”，其实从未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或相关报道中。生活在新疆的人们通常提及这个问题时，用的更多的是“学习班”一词，而在一些当地官方媒体的笔下，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去极端化培训班”或“教育转化培训中心”。

汇总不同媒体的信息可发现，这些“培训中心”的设立动机，指向了2014年发生在新疆莎车县的一场暴恐袭击案，也是大致从那时起，这些被当地部分执法者形容为针对“被极端宗教洗脑的特定人群”提供思想修正的场所，便开始成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在人权维护领域批判的又一项新话题。在西方舆论经年持久的持续性批评里，“再教育营”被频繁地被描述成一个神秘而又幽暗的法外之地。

就像在《纽约时报》的担忧中，这些拘禁营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刻意为之的一场规模、凶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的灌输教导行动的一部分，数十万中国穆斯林正在被集中起来进行数周甚至数月的“洗脑”教育。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盖伊·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此前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其认为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下，中国将新疆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大规模拘留营的东西，笼罩在秘密之下，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区域”。

正是在此舆情趋势的影响下，再配合眼下大西洋两岸贸易战争所恢复的冷战遗风，有美国官员因此表示，华盛顿正在考虑对中国高官和企业实施制裁，以及试图限制向中国出售美国监控技术，目前新疆的最高级别官员、当地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更是在此过程中，成为了西方舆论谴责的众矢之的。

可在这起愈演愈烈的最新争吵中，中国派出的负责就此作出解释的50人代表团却坚持对联合国说，新疆“没有压迫少数民族，没有打着反恐旗号剥夺宗教自由”。50人之中的中共统战部副局长胡联合称：“所谓100万维族人被拘留在再教育中心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也给出了回应“某些反华势力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不实指责，少数境外媒体歪曲报道此次审议情况，污蔑中国在新疆的反恐和打击犯罪措施，是别有用心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的“矢口否认”不同，北京的今次表态实质上隐晦地呈现了其承认在新疆推行强制性教育项目，只是坚定地表明目的不是“洗脑”，而是“反恐”、“技能培训”、“帮助就业”、“扶贫”等。相比于西方舆情的指摘，中国官方已经用其特有的表达方式，认可了陈全国官员管治新疆的方式。

与此同时，一篇出自中国大陆门户网站凤凰网的“新疆去极端化调查”文章，也让人们罕见地看到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官员所要面对的夹在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困境。“共产党盖的安居房是阿热木（非清真）”、“拿政府工资给汉族打工是阿热木”、“抽烟饮酒的人死后将下地狱”、“妇女不蒙面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这是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尤其南疆地区的真实存在，但新疆官方梳理出的宗教极端思想表现远不止此：宣扬“伊斯兰教教法高于国法”；宣扬“共产党政府是异教徒政府，要推翻”；散布“政府颁发的一切证件都是无效的”；宣扬“圣战”、“迁徙”、“杀死异教徒可以殉教进天堂”。文字透射的一幕幕艰难画面，有效地给出了一根辩证思考的引线：原来新疆问题的复杂程度，早已超过了批评者们的想象。

远比海外想象复杂的现实政治

很难想象，海外舆情对于新疆问题乃至共产主义中国及其政权的认知，长久以来竟真的只是单一地受到西方论述视角的介绍，这使得人们只看到了政府的高压管治和维族穆斯林的人权受限，却看不到新疆往日堪比中东战场般频密爆发的冲突与恐怖主义暴力，以及任何一个世俗政府都会极力想要维持区域安全和秩序的迫切性。

共产党这个世俗化的政权自1949年成为中国执政党后，始终在追求广阔地域的社情稳定事务上不遗余力，但在民族与宗教仍是民间主导力量的新疆，前者追求的目标被认为从来都不容易（图源：VCG）

但这样的认知偏差，不该只归咎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舆论认知的全权影响，这之中亦有中国官方在舆情公关层面总是缺少透明的失策后果。长期以来，中国几乎从来不懂得用理据去回应敏感话题，从而给了海外舆论基于固有批评共产党的视角来引导新疆话题的巨大舆论空间。时而久之，尽管中国的施政方式存在它的现实考量以及可能很大程度会获得不同政治光谱的批评者的适度谅解，但在海外舆论的描述下，世人眼下能看到却只是重复的高压控制，而非新疆问题的复杂严峻本质和区域主政者的难言之隐。

与西方业已成熟、治理现代、有着主流认知的社会形态不同，新疆倒果真是当代中国境内情势极为复杂的地方其一，那里有着突出的宗教矛盾、民族矛盾，民生也并不怎么富裕，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均，历史宿怨的深重难纾，频繁爆发冲突乃至恐怖主义袭击……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环境，试想而知，是该继续纯粹道德化地、片面地强调极端主义也“本该有的”自由权、隐私权重要，还是需要保障民众基本的安全稳定更加重要？和“9·11”后美国都在强化社会管治、多次恐袭后一些欧洲国家都不得不适当限制公民的隐私权相比，地域社会隐患更易爆、更容易点燃冲突与恐袭的新疆，中共的一些必要强硬管治，如此看来，便并非不可以获得理解。

新疆治理事实上并非一开始就变得强硬，而是经历了上一位新疆官员张春贤“柔性治疆”方案的失败。张春贤曾希望以柔和姿态和宽松手法治理新疆，结果却给了恐袭主义的施展空间，甚至2014年，中国政治强人习近平才结束其对新疆的视察，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就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恐袭。正是由于新疆经年以来伴随着分裂主义、恐袭暴力元素的复杂宗教民族矛盾，才让北京日渐认为在国家安全层面，已不能够再仅仅依靠柔性管治手段。

而在此背景下，于2016年接替张春贤的陈全国才会在注重发展经济民生的同时，扭转了上任政府柔性治疆的思路，强化了中共给新疆事务愈发明确的底线意识。他任内推行的强硬举措，特别是“再教育营”会受到西方舆论猛烈抨击，实质是典型的“不被理解的铁腕”的案例之一。普罗大众总是情愿相信执政者的冷酷和民众的无辜，却不愿细思现实矛盾的复杂难缠和弱者极可能存在的那另一张面孔。

关于“再教育营”和新疆问题，当地司法高级官员张云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在政府的社情观察中，以新疆现实村庄为例，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人群中，通常约有70%是被宗教极端“裹挟”，30%是被宗教极端“污染”，另有极少数是已有现实危害甚至准备实施暴恐活动的群体。正因这样，新疆目前采取的政策思路是：70%的群体需依现实环境而并不需要做太多工作，主流环境变了，便很容易转变；30%的人群是需要集中行政力量给予教育疏导；而最后者则因顽朽的思想意识而需要被坚决打击掉。这种举措尽管在一些不懂现实情况复杂、对人权怀有过多理想主义的人眼里无疑是“高压控制”，可你却很难说，这难道没有其现实合理性？

现实中的政治，远比人们想象中的复杂，新疆维族的宗教与融合问题的复杂性更是如此，盲目跟从西方抨击语境，对新疆乃至中国问题跟风鞭挞，看似符合一些动动嘴唇的“政治正确”，但面对真实的新疆，这何尝不是过于单纯和意识形态？考虑到新疆问题复杂严峻的实情，理性地给予北京政策以一定理解和辩证看待问题真相有其必要，而新疆主政者也需要适当调适已有的施政策略，一方面透过必要的开放和透明向外界传递真实信息，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并争取可能的支持，而非总是让自己陷于被动；另一方面也应格外恪守在法治框架下施政的承诺，让实际行动更加经得起现实和舆论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