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日报道 西班牙《起义报》2月25日发表文章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陷入了结构性危机。如今，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的时候，这个过程已经显露无疑。

文章称，该如何区分结构性危机与那些同样周期性的、反复出现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任何类型的制度都有可能出现。区别在于，所有制度通常具备的纠正偏差机制在结构性危机当中已经使制度本身远离了平衡，不再有效。

让我们来分析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一些最重要矛盾，以及不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地理空间和确保资本不断积累的经济部门的缩小和耗尽

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是怎样一种情况？它已经占据了世界的各个地方，使所有地方都加入到商品化过程中，占据一切用于海外扩张的必要空间。

但是，自然资源正在日益枯竭，农村人口已经准备好了接受非常低的经济补偿，让他们的土地用于建设从高购买力地区转移来的外包生产的工厂。

文章称，这个全球性的被占领过程在19世纪末完成，在20世纪上半叶呈现饱和迹象。但在拯救资本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个先破坏再重建的过程，开始了比迄今为止我们认识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大规模的扩张时期，但这一时期最终也在1968年自我灭亡。于是，出现了各种拯救资本的因素:

·中国重新给资本提供了一块净土和超过10亿的人口，从而改变了市场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

·金融和货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扩张，尤其是美国宣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

·帮助拯救资本的海市蜃楼，即所谓的“金砖国家”出现，也称新兴经济体，它们是让资本积累得救的最后希望。

文章称，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得以扩张的原始动力，推动它向前进的发动机已经停止转动。正如荷兰经济学家维姆·迪尔克森斯和西班牙学者安德烈斯·皮克拉斯所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每一时期剩余资本的再投资基础上。为了使资本主义有效运行，必须获得让一部分产生出来的剩余资本进行有利可图的再投资的机会。增长得越多，越难再继续增长，尤其是当增长趋于激增的情况下。但是，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就不再是资本主义。

二、全球价值生产下降的不可逆趋势

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榨取剩余价值上的方式方法不同，但决定价值量的一定是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即核心国家，虽然近几十年来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创造了数百万额外的就业岗位，可能会让人以为全球范围内的价值生产出现了增长而非减少的过程，但必须要说的是，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工业劳动都是以极低的生产效率完成的，因此，按照自动化和超国家化工厂的标准测量，它们只能代表非常有限的价值生产。从价值生产的角度说，没有工作小时的绝对数量，而是说一件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有效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而在今天这个有效社会生产力则是由在全球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各个生产部门决定的。而这些部门的生产力水平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持久地提升，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生产力不足部门的劳动产生着越来越少的价值。

三、新的扩张“长波”不可能出现:即周期理论中的第五个长波

从历史上看，当发生农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向城市和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过渡时，经济就会经历几个大的周期，这个周期通常平均持续50到60年。

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已经出现过四个较大规模的“长波”:第一个出现在1790年至1848年；第二个在1848年至1893年；第三个是1883年至1940/1948年；第四个是从1940/194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

今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的是什么情况？第四个长波已经持续超过了70年（有些研究认为是76年），而前三次长波中没有一次持续时间超过60年，也就是说新的扩张长波出现要推迟20到25年，考虑到过去200年来长波出现的规律，第五个长波原本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但到现在都尚未到来，我们还在继续等待。

有些人认为，20世纪末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是让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财富重新流动起来的天赐之物，然而它不过是加重了矛盾。技术革新并没有从积极的方面改变事情的进程，相反还使其变得更糟。

文章称，但是，并非只有技术开发和创造阻碍了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新的扩张长波，还有其他一些或许更加重要的因素。尽管用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内部逻辑可能可以解释每一个长波的累积性质，甚至可以解释从一个扩张长波到另一个停滞长波的过渡，但却无法解释从停滞到扩张的过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存在任何固有逻辑来引导从抑制到扩张长波的过渡，要做到这一点外部因素必不可少。

有三个例子可以证明。第一，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导致了全球市场质的扩张，将中东欧、中东和太平洋连接在一起，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打开了市场，这是一种在今天不可能看到的扩张和放大。

第二，非洲、中东、亚洲和中国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也是不可能再重现的因素。

第三，资本主义经历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增长长波对美国而言发生在1940年，对西欧来说是在1948年，在二战的影响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这是额外经济因素，与三四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工人阶级遭受的失败一起，使得资本主义不得不提高剩余价值率，在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剩余价值率徘徊在100%到300%之间。

文章称，所有这些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过去200年来通过一次次扩张长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实得到了发展，使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得以扩张。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已经被封闭，扩张长波本身“已经失去了科学价值”，就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言，继续等待第五个长波出现已经无济于事。

四、石油: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物质基础的能量已经枯竭，而且无可替代

几乎所有讨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研究都会重点谈到这一制度运行的固有矛盾，结论都是——这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周期性危机。

但是没有任何研究拿出至少一点点适当的篇幅来讨论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一个方面:推动一种制度发展的能源，具体到资本主义就是石油能源。

在这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石油正在枯竭。而这意味着什么？毕竟资本主义是一种早于石油就存在的制度。

文章认为，10到15年内，石油将陷入危机，由于“黑金”匮乏，资本主义将会停止增长，因此资本主义不会死于任何革命，而是能源的极度匮乏。

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危机？

澎湃新闻记者 季寺  2016-03-07 08:32

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危机

西班牙《起义报》近日发表文章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陷入了结构性危机，如今，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的时候，这个过程已经显露无疑。

从历史上看，当发生农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向城市和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过渡时，经济会经历几个大的周期，这个周期通常平均持续50到60年。

文章分析，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已经出现过四个较大规模的“长波”:第一个出现在1790年至1848年；第二个在1848年至1893年；第三个是1883年至1940/1948年；第四个是从1940/194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

今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的是什么情况？第四个长波已经持续超过了70年（有些研究认为是76年），而前三次长波中没有一次持续时间超过60年，也就是说新的扩张长波出现要推迟20到25年，考虑到过去200年来长波出现的规律，第五个长波原本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但到现在都尚未到来，人们在继续等待。

有些人认为，20世纪末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是让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财富重新流动起来的天赐之物，然而作者认为它不过是加重了矛盾，技术革新并没有从积极的方面改变事情的进程，相反还使其变得更糟。

并非只有技术开发和创造阻碍了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新的扩张长波，还有其他一些或许更加重要的因素。尽管用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内部逻辑可能可以解释每一个长波的累积性质，甚至可以解释从一个扩张长波到另一个停滞长波的过渡，但却无法解释从停滞到扩张的过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存在任何固有逻辑来引导从抑制到扩张长波的过渡，要做到这一点外部因素必不可少。

有三个例子可以证明。

第一，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导致了全球市场质的扩张，将中东欧、中东和太平洋连接在一起，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打开了市场，这是一种在今天不可能看到的扩张和放大。

第二，非洲、中东、亚洲和中国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也是不可能再重现的因素。

第三，资本主义经历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增长长波对美国而言发生在1940年，对西欧来说是在1948年，在二战的影响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这是额外经济因素，与三四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工人阶级遭受的失败一起，使得资本主义不得不提高剩余价值率，在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剩余价值率徘徊在100%到300%之间。

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过去200年来通过一次次扩张长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实得到了发展，使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得以扩张。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已经被封闭，扩张长波本身“已经失去了科学价值”，就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言，继续等待第五个长波出现已经无济于事。

机器人乌托邦能让人类免于劳作和受苦？

然而乐观主义者仍然展望着技术带来的变革。近日，《纽约时报》发文探讨了未来的机器人乌托邦可能性。文章设想，在机器人美国，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将被力大无比的机器人替代，当人类成为一种多余的存在，社会将会如何运转？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和这种担忧斗争了几十年，但在过去几年，有一种观念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兴趣，包括一些正在建设由机器人主宰的未来的技术专家们。

这项计划称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其核心点如下：既然工作机会因人工智能的普及而日益减少，干嘛不直接给每个人发一份薪酬？想象一下，政府给每个成年人每月发放大约1000美元。这些钱基本足够大多数美国人支付住房、食物、医疗和其他基本需求方面的开支。UBI的目标是缓解由技术进步引发的错位，但它又不止于此。

尽管UBI一直被认为和左倾的学术界人士、女权主义者和其他进步派活动人士有关，但它最近被范围更广的思想人士所采纳，包括一些自由意志论者和保守派。它还得到了纽约和硅谷一拨风险投资人的支持，而这些人最清楚技术改变未来工作状况的潜力有多大。

认同UBI的科技业支持者觉得，与其把人工智能看作一场扼杀人类工作机会的灾难，不如把它看作赐予这个社会的馈赠：机器智能将实现非常之多的经济盈余，乃至我们在整体上能让大部分人类免于劳作和受苦。

最为理想主义的思考者将这个计划看作一种手段，认为它可以帮我们实现只在《星际迷航》(Star Trek)等科幻小说领域见识过的类似乌托邦的未来。当计算机包揽了更多工作，我们就都自由了，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做艺术家、学者和创业者，或以其他方式将我们的激情投入到这个不再围绕繁重无聊的日常劳作运转的社会。

一位风投人艾伯特·文格尔(Albert Wenger)称：“我们说的是，让工作的需要和人们的基本需求不再紧密相连。”他是UBI的倡导者之一，正在撰写一本有关的著作。“几百年来，我们的整个世界都是围绕着工作的需要建造起来的。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经济上的微调，而是像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那么大的根本性转变。”

当每个人都可以不用工作就获得收入，他们会如何打发自己的时间？会虚度时光，还是努力追求更有意义的东西？会更有创业的欲望吗？UBI会对经济不平等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如何改变人们的心理和情绪？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是需要被受雇做事才能感觉充实，还是说那只是后工业化资本主义遗留的习惯？

科技人士对于UBI的兴趣包含着紧迫性。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在过去几十年达到了一个拐点，觉得现在看起来，技术进步注定会改变这个世界大多数领域的运转方式。他们不认为UBI只是当下社会秩序的一种防御，相反，自动化和UBI是最有希望取得更广泛社会进步的一条路。

西方为何出现围墙心态？

2015年1月6日，墨西哥提华纳，为防止非法越境，从2006年开始，美国架起了第二道边境隔离墙，还安装了夜视监视镜头及行动侦测器。  东方IC 资料

近日，著名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金融时报》撰文表达对西方世界围墙心态的担忧。

在他看来，从里根到特朗普，从推倒隔离墙到重建隔离墙，这一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过去30年西方社会从自信到恐惧的转变。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建立屏障的新需求。最明显、最直接的原因是对来自曾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大规模移民的恐惧。但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西方存在更广泛的信心缺失，怀疑自己成功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

1987年，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里根曾在柏林呼吁：“推倒这堵墙。”但有望赢得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从而执掌该党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却呼吁“修建隔离墙”。在美国内部对特朗普提出的沿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建“巨型隔离墙”的要求仍在争论之际，欧洲已经开始“筑墙”了。欧盟对“移民危机”的恐慌正使得新的隔离设施和检查站在欧洲成倍增加，以堵住准难民的通路。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视觉中国 资料

法国国民阵线创始人让-马里•勒庞最近在Twitter上写道：“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会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愿上帝保佑他。”在欧洲和美国，对来自穆斯林世界移民的担忧与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已经连在一起——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的暂时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可耻要求，将这种合二为一的担忧推向了极端。

除了存在对大规模移民的担忧，一些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维系着西方与外界交往的理念也面临崩溃。在柏林墙倒后，西方大国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愿意考虑利用军事干预，来“稳定”全球化的魔法已被证明无法穿透的失败国家和动荡地区——从巴尔干地区、非洲到阿富汗。

新的贸易协定也不再受欢迎。柏林墙倒4年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与墨西哥、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今，特朗普不仅提出要沿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还提议对在墨西哥设厂的美国制造商征收高额关税。虽然欧盟各国政治领导人表示，支持就缔结新的贸易协议与美国进行谈判，但欧洲左翼已开始动员公众反对这一计划。甚至连欧洲珍视的内部市场，如今可能都受到了申根免签证区内部重新实施边境管控的威胁。

拉赫曼忧虑地说，在生活惬意的欧美人看来，大中东地区、非洲或中美洲面临的问题日益令人恐惧和无法解决。如果贸易和军事干预都无法成功地带来繁荣和秩序，那么，修筑隔离设施将世界其他地区阻挡在外，对西方而言将越来越具有诱惑力。

     结构性危机- MBA智库百科

　　结构性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民经济结构和产业部门结构的急剧变动而引起的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长期、严重的比例失调，并由此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逆周期性”攀高的现象。

　　结构牲经济危机，一般指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各部门，各领域、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因严重失衡而长期阻碍经济发展的危机。结构性经济危机在各国生产领域的主要表现是：部门结构严重失衡；结构性失业严重，固定资本投资长期呆滞，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出现下降趋势。结构性经济危机在流通领域主要表现为长期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持续上涨。

　　作为结构性危机，至少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它根源于一定生产关系下经济各层次、各部门比例关系的长期失调，或叫产业结构的畸形，二是它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不畅，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也就是说，要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为代价。

　　结构性危机要素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可以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国际危机的冲突背景中寻找。国际危机通常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例如。巴以冲突就涉及极其复杂的因素。既涉及巴勒斯坦立国问题．领土划分问题．水资源问题和宗教圣地问题。还涉及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等。这些结构性危机要素通常根植于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如种族差异．殖民历史．经济状况等方面。国外大多数危机预警研究机构按照危机所涉及的领域，确定一组结构性危机要素。

　　结构性危机虽也同周期性危机一样，从根本上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并都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产生了多层面的消极影响和严重破坏，但又与一般的周期性危机有着明显区别。结构性危机与周期性危机的主要区别，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直接诱因不同。导致结构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同导致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一样，都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其直接诱因则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内部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受到严重破坏，上升部门的增长弥补不了衰退部门的收缩所致，而不象周期性危机那样，直接诱因就在于商品过剩，市场需求扩张跟不上生产供给的扩张。

　　(二)持续时间不同。周期性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中的四个阶段之一，每次危机所经历的时间一般也只有一年左右，如战后美国出现的10次周期性危机平均持续时间只有10．4个月，最长的也不过16个月。而结构性危机所持续的时间则要长得多，不仅会跨越资本主义周期演进的各个阶段，而且还往往会跨越几个经济周期。

　　(三)表现特征不同。周期性危机本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因而必然表现为生产超过消费，供给超过需求。而结构性危机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也表现为生产过剩，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表现为生产不足。甚至发生在同一生产部门的结构性危机，在一段时间可能表现为生产过剩，在另一段时间则可能表现为生产不足。

　　(四)波及范围不同。周期性危机一般要波及所有至少是绝大部分经济部门，其中既包括物质生产部门，也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而结构性危机所波及的经济部门一般较少，它往往只波及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某几个部门。

　　(五)展开形式不同。周期性危机由于波及面较宽，因而各国和各部门受到波及的时间往往会出现较大差异；而结构性危机由于波及面较窄，因而各国和各部门受到波及的时间往往比较一致。周期性危机爆发时，生产开始从高点向低点下降，而当走出危机后，生产又会从低点回升，直至回升到危机前的高点以上；结构性危机爆发时，生产也开始从高点向低点下降，但却不一定能再次走向回升，而往往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很难回升到危机前的高点。

　　(六)摆脱方式不同。由于周期性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因此摆脱危机的主要方式，也是通过强制性地消除过剩的生产和商品，来恢复生产与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暂时平衡；而结构性危机的根源则在于产业部门结构的严重失衡，因而摆脱危机的主要方式，也只能是通过调整和建立新的产业部门结构，恢复产业部门结构的新的平衡。

• 周期性危机
• 中间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