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仍在寻求他的指引,但想到即将面对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世界,流亡藏人群体还是陷入了一种新的困惑。10年前,为给《纽约时报》做一篇有关不满达赖喇嘛领导的年轻藏人的报道,我曾前往达兰萨拉(Dharamsala)做调查。这些年轻人属于支持西藏独立的传统倡导组织“藏青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该组织有3500名成员。当时,新一代藏族活动人士中最为人知的是诗人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他曾在两位中国总理访问印度期间上演抗议行动,之后被印度警方限制出行。不过,丹增尊珠告诉我,最近他的压力不是来自印度政府,而是来自达兰萨拉的藏族权威人士,后者认为要求独立的藏人是“反达赖喇嘛”,因而漠视他们的存在。在丹增尊珠看来,达赖喇嘛是在竭力向中国政府暗示,他是代表所有藏人提出愿意接受西藏自治,“他曾说‘独立是不可能的’,还说‘为什么要浪费精力坚持独立?’”丹增尊珠告诉我,在这种官方反对的重压之下,藏青会已经陷入分裂。
现任藏青会主席丹增晋美(Tenzing Jigme)是一名摇滚音乐人,曾在美国生活15年。我在达兰萨拉的月峰餐厅(Moonpeak Cafe)见到了他。我们的面前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两旁挤满了售卖绿松石和珊瑚饰品的推车,这里有每个来访的记者都会热烈称赞的国际多样性:穿着深红色长袍的僧侣、骑着摩托车的长发游客、身着有鲜亮条纹的楚巴服饰的藏族妇女、一日游的锡克教徒、克什米尔地毯商,以及来自英国、德国和以色列的背包客。但全球主义的冒险刺激——这个话题在我和丹增晋美的谈话中突然冒出来——在这里凝滞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拉萨。从西方来到达兰萨拉寻求东方智慧的人也比10年前少。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正念(mindfulness)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在达赖喇嘛住所周边的山上铺上水泥的印度地产投机商,似乎在采用另一种思维。
过去成千上万涌入的西藏难民潮,已缩小成涓涓细流。很多流亡者已返回西藏,那里的城乡收入都有所增长。而在达兰萨拉,普通藏民的生活依然艰辛。他们仍然无法拥有自己的住宅,越来越多人希望移民到西方。(我在2005年采访过的藏青会活动人士有不少已经散布到世界各地。)美国是个受欢迎的移民地;一些藏人在那里过得很好,但很多最后只能做洗碗工和看门人。还有一些容易沦为签证诈骗的受害者。
在精英阶层,有关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指控进一步搅动了关系密切的西藏流亡群体。在最近的丑闻中,嘉乐顿珠指控他嫂子的父亲私吞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金银。他的嫂子在一篇发布于Facebook、被广泛传播的文章中否认了这些指控。
丹增晋美没有将这些倒退现象归罪于达赖喇嘛。实际上,他认为藏人“社区实现民主转变”,出现民选领导人,正是达赖喇嘛的功劳。“他一直让我们为未来做准备,”他说。但他也表示,藏人如今无疑面临着一个政治僵局。达赖喇嘛去世后很多人轻率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会只增不减。
有一个机构希望可以防止这样一个惨淡的未来变成现实,那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现在被称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今年春天,我在达赖喇嘛的住所见到了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他在2011年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领袖。40多岁的洛桑森格仪表堂堂,是第一个上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藏人,也是第一个登上藏人权力高层的非藏传佛教人士。他曾是藏青会的一员,也曾倡导西藏独立,但现在他做着一项比较棘手的工作,即强调在中国统治下实行自治这一“中间路线”的好处。
他比丹增晋美更加乐观,甚至满怀希望,而且似乎很认同旧式的现实政治。一年前,他曾告诉我,他希望印度新一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政府能勇敢直面中国。这种期待不断增强,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于藏人群体在西方遭遇外交挫折。达赖喇嘛原本会在2014年5月到访奥斯陆,庆祝自己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但是连曾领导挪威议会西藏友好委员的挪威议会主席都拒绝会见他。洛桑森格觉得难以置信。“这可是挪威,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很显然,中国想让西方世界臣服于它的脚下。”
今年5月下旬,我再次见到洛桑森格,他表示,既然中国难以应对台湾和香港日益增长的反大陆情绪,他希望中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重新考虑它在西藏的政策。这似乎是各界藏人的共同期待,尽管外界较少响应。达赖喇嘛告诉我,中国“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西藏,“他们尽力抹掉一些东西,比如天安门事件,但没有成功。”
洛桑森格还告诉我,此时此刻,藏人迫切需要保持团结。他表示,西藏人需要时刻记住四个要点:生存、维持、巩固、成功。洛桑森格兴致勃勃地描绘了一个构想,藏人会通过私资企业变得更加富裕、更有力量。他说,“毕竟,圣雄甘地就因他的倡导行动得到不少印度大商人的空白支票。”
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领导、高僧洛桑丹增(Lobsang Tenzin)也主张走与中国合作的中间路线。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第五世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自称是甘地的信徒。(他是与达赖喇嘛关系最亲密的政治顾问之一。)只有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杰(Tenzin Choegyal)不认同这条道路,他是达赖喇嘛的亲属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对藏人行政中央前后两任领导人都非常不信任。他说,“洛桑森格已经在为下一次当选做准备。”至于桑东仁波切,他说他太死板。
丹增曲杰是僧侣出身——他曾被认定为仁波切,也就是转世喇嘛——后来还俗。他言论大胆,这使他成为流亡藏人群体中那个惹事生非的人。最近,他对一家法国报纸的记者表示,自治将使藏人一只脚踏入自己的家园,然后他们会用另一只脚把中国人踢出去。中国媒体很快把这些言论当作达赖喇嘛背信弃义,进行“分裂主义”活动的证据予以报道。
最后的达赖喇嘛(五):名存实亡?
潘卡伊·米什拉 2015年12月13日
我第一次见丹增曲杰(Tenzin Choegyal,缩写为TC)是在今年2月,当时是在达赖喇嘛的公开演讲现场。他在巴塞尔就世俗伦理做过多场随性的公开演讲,那是其中的一场。当时,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圣雅各布尔(St. Jakobshalle)球场。他们中有一部分藏人,但多数是欧洲人。达赖喇嘛和巴塞尔的市长坐在台上。市长身穿西装,但戴了一条代表西藏文化的哈达,看上去有些怪异。达赖喇嘛说的很多内容,都是我听他在其他地方说过的:新世纪,该年轻人去争取和平。如果此事看上去不切实际,那他们就应该“忘却”。“我们这一代,”他说,“属于20世纪。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时候说‘再见’了。”在问答环节,被问及是否打算转世时,达赖喇嘛朗声说道,“不打算!”突然,他靠近旁边的翻译,用藏语问,“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什么?”
丹增曲杰转向我低声说,“尊者年纪越大越健忘了!”
他和哥哥很像,同样是高颧骨,目光敏锐,表情和蔼。因为上过寄宿学校,又在印度军队待过,他说英语时有一种英印口音。达赖喇嘛讲话时,丹增曲杰变得更沮丧了。他确信西藏没有未来。在印度,藏人远非安全,他们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被印度政府要求离开。流亡的许许多多喇嘛从容易受骗的西方人身上赚钱,但他们本质上仍然会党同伐异。雄登派也一样。然而,他的确看到了一些希望的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说正在重新考虑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当年在北京时,达赖喇嘛和习近平的父亲关系友好。此外,习近平的妻子是佛教徒,且去过拉萨。我知道中国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妻子和那里一家餐馆的老板有过一段情事吗?
我不知道。我说起了在巴塞尔的藏人规模。(60年代,一些藏人开始定居瑞士。)我得知,球场里很多管理人群的志愿者都是对冲基金和银行业从业人士。其中一个就是丹增曲杰的儿子。丹增曲杰表示,总的来说藏人移民群体规模不大,但都在各自定居的国家有着不错的发展。
离开了西藏和达兰萨拉,在西方的藏人可能会特别狂热地忠于他们热爱的领袖。在问答环节,一个雄登派刚说了句“数百万雄登派”,藏人志愿者便抢走了话筒,迅速地推搡着把他带走了。但达赖喇嘛还是再次解释自己的立场。总的来说就是他没有禁止人们信仰雄登,只是表示不认可雄登这个神袛。我对丹增曲杰说,允许那个雄登派发言会更好。他表示认同。他说,雄登派“想让尊者失去冷静。但这一幕不会发生。”
那两天,巴塞尔因为成千上万名佩戴鲜艳的深红色饰带,穿着织锦外套的藏人而充满生气。他们在达赖喇嘛住的酒店外面等他。在刺骨的严寒中,他们用唱歌和跳舞的方式来取暖,热火朝天的鼓声压过了雄登派抗议者“假达赖喇嘛,别再说谎!”的口号。
一天傍晚,还是在圣雅各布尔,达赖喇嘛在演讲一开始便努力想让听众接受他们背井离乡的现实。他坦白称,离开那里之前,他许诺说自己很快就会回到西藏。但瑞士也是“雪域”。他接着说,“感觉就像在西藏一样。我们都来自雪域,不仅是在西藏出生的人,还包括在这里出生的人。”
然后,他又讲了各种鼓舞人心的话。他说,藏人应该自豪。现在,他们和他们的文化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现代科学正在验证藏传佛教的真知灼见,证实藏医药有关精神和肉体不可割裂的假设。藏传佛教也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但对藏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滋生自满情绪,要保护“慈悲的道德文化”。
达赖喇嘛离场时,大部分人眼眶湿润。穿过聚集起来的一大群藏人时,他和他们聊天握手,和婴儿触碰额头。聚在这里的藏人都是达赖喇嘛忠实的追随者。他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并像摩西一样带领他们走进现代世界。他的演讲清楚地表明,对他来说,西藏已不仅是一个地理和政治实体,它现在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是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实现这个理想不需要政治主权,更别说民族主义激情了。它可能会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实现,可以是任何人的理想,不管是不是藏人。
犬儒主义者也许会说,达赖喇嘛堕入了一种语焉不详的国际主义之中;还有人说他的动机出于实用主义:他必须不断根据情况,表现出和左右着西藏未来的中国和解的姿态。(丹增尊珠告诉我,达赖喇嘛近来寄望于习近平。但习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却愈发强硬。如今达赖喇嘛说“许多中国人是佛教徒,他们会给中国带来改变”。)
然而无论是犬儒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无法充分解释他的立场。达赖喇嘛在自己的后西藏生活中成为一名环球流浪者,也许他在试图将这期间的领悟具现出来——他将自己的漂泊转变为一种自由的构想,与佛教强调的变幻无常相契合。过去几个月里,他用多种方式描绘了一种激进的设想:达赖喇嘛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他说。“既然不需要了,那就废除它。”
明天请继续关注《纽约时报》的达赖喇嘛系列报道。
最后的达赖喇嘛?(完):自愿的终结
最后的达赖喇嘛?(完):自愿的终结
潘卡伊·米什拉 2015年12月14日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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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丹增曲杰的巴塞尔会面过了几个月后,我去参观他在达兰萨拉的家。那是一栋两层的现代建筑,坐落在半山腰上,环境僻静,步行15分钟便可至达赖喇嘛的宅邸。从那栋小楼可以俯瞰英国人修建的一处平房。那里过去是达赖喇嘛的母亲的住所,现在是一家旅馆。坐在其书籍环绕的书房里,丹增曲杰看上去比在巴塞尔时更加沮丧。他反映说,习近平在西藏问题上没采取什么主动举措,并且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早期表现出的一些迹象令人担忧。“我真的害怕,”他说。达赖喇嘛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4年8月的会面仿佛是个间谍行动。达赖喇嘛是在晚上,而且是秘密被人引进德里的总理官邸的。“就像尊者是某种罪犯一样,”丹增曲杰愤愤不平地说。然后,莫迪又问了一些“侮辱人”的问题:比如,达赖喇嘛为什么在德里组织宗教领袖会议?
“作为一个藏人,”丹增曲杰说。“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受伤。”几十年来,达赖喇嘛一直是印度的“最佳大使”,宣传着印度哲学和文化的过人之处。丹增曲杰还为他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写的一本谴责西藏权势集团的书感到羞愧。“为什么写那种书?”藏人精英本来就已经困难重重了。“看看我们的商界高管和政界高官,他们在精神信仰上没有依托。”
丹增曲杰谈了谈不同于私人信仰的有组织宗教的弊端。这似乎是他最喜欢谈论的话题。达赖喇嘛制度也“相当反动”。他接着表示,“告诉尊者这是我说的。”
第二天上午到达赖喇嘛的宅邸时,等着谒见的人在车道上排起了长队:蒙古僧侣、瑞典背包客和刚来不久的藏人难民。达赖喇嘛耐心,甚至是精神饱满地和他们握手拍照。现在,我已经能认出他身旁的随从人员:两名贴身助手、一名翻译、一两名高僧以及保镖。
当我告诉他,他弟弟认为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他轻轻地笑了。很快,他又变得严肃起来,并接着表示所有的宗教制度,包括达赖喇嘛在内,都是在封建环境中形成的。被等级制度腐化后,它们开始对男女区别对待,开始受到伊斯兰教法和种姓制度这类文化衍生品的侵蚀。但他说,“时代在变,它们也得变。因而,我自愿终结了达赖喇嘛制度,并为此感到自豪。”
“所以,”他最后说,“它的确是落后的。”
我们在他的会客室落座。他的两旁是助手和翻译。每当飞快地说起藏语时,达赖喇嘛总会转向翻译。在我问他是否期盼前往中国时,他频频寻求翻译的服务。他说,这是所有藏人的“主要请求”。他说如果受到邀请的话,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感觉至少在未来10年,我还是有用的。”他说,中国现在有4亿佛教徒,是全世界佛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因此他说自己“非常非常渴望回去”,并接着表示“不是以达赖喇嘛的身份”,而是以“佛教徒的身份”。
我对他提起我收到过一次有关“灵性意识”的会议的邀请。会议在北京举行,得到了共产党的许可。没想到他对此颇为好奇。他说我本该去的,并称如果再次获邀,我应该去并坦率地和中国说:“你们应该批评达赖喇嘛制度,就像我弟弟那样。”
我笑了,但他又提出了一点。“我们是自愿改变的。为什么?要是有好处,那就不需要改了。正是因为它过时了。”他接着表示,“作为一名佛教徒,我们必须实事求是。”
在他看来,“世界局势”黯淡。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以各自宗教的名义展开杀戮。就连缅甸的佛教徒都在折磨罗辛亚穆斯林。这正是他放弃有组织的宗教,转而求诸量子物理,并开始强调慈悲的世俗价值的原因。他说,在多元文化社会里,以传统宗教为基础构建伦理存在不再可行。
踏上走廊时,他看到了站在那里的一位老妇人并欢呼了起来。她是法国人,每年都要去达兰萨拉看望尊者。达赖喇嘛拥抱了她,并介绍说那是他1973年第一次去欧洲时结识的朋友。“有时候,”他说,“我会说她是我女朋友。”
那位已96岁高龄但却精神矍铄的法国老太太敏锐地回应说,“你可以找个更年轻的!”达赖喇嘛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沿着走廊往前走,并紧紧搂着她。
在几周后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达赖喇嘛下了直升飞机,走进夏日的毛毛细雨中,身后跟着丹增曲杰。在招待宴上认出一名僧侣后,他双手合十,轻轻和对方触碰额头,并查看他那套奇怪的新餐具,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
俯瞰着这片每年夏天都会出现的帐篷海洋,达赖喇嘛问了组织者一系列含糊不清的问题:“多大了?”“什么时候”以及不可避免的“厕所?”因为他很关心规律排便这件事。在占地60英亩的这片“和平、慈悲和理解”的绿色田地(Green Fields)上,他头上盖着一件T恤走在虔诚的人群中,并以“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我和丹增曲杰坐在一辆路虎里躲雨。丹增曲杰说莫迪派了一位高官给达赖喇嘛祝寿。但他还是担心。“谁知道莫迪会对在印度的藏人做什么?”他说。此外,他还是对他哥哥的书感到气恼。嘉乐顿珠去达兰萨拉给达赖喇嘛过生日了。兄弟几人聚在了一起,但却没说书的事。“为什么写那本书?”丹增曲杰又说了一遍。
在车外的雨里,达赖喇嘛对着昏昏欲睡的英国花童们说了一些轻松但却尖锐的话。英国人,或者用他那率直同时又能让人消除戒心的英语说——“You Britishers”(你们英国的人),曾经靠帝国主义和利己主义获益。现在,他们是时候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了。
午饭是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安排的纯素食自助餐。吃午饭时,达赖喇嘛看到了我,并示意我去他前面的那条凳子。坐下后,我深切意识到了很多想和达赖喇嘛一起吃午饭的人嫉妒和气愤的眼神。他看了看我的托盘。“你没喝汤啊?我先喝汤,再吃其他东西!”
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名主持人滔滔不绝地抱怨莫迪领导的政府,后者当时正在打击西方非政府组织。达赖喇嘛关切地听着,然后说,“印度国内对莫迪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在《卫报》(The Guardian)主办的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上,他指责普京决定强化俄罗斯的核武库,并支持天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采取道德行动的呼吁。他强调了个人责任的重要性。但当主持讨论会的那名英语主持人转向他,并用诚挚甚至恳求的声音问“我们应该怎么办?”时,达赖喇嘛回答道,“我不知道。”早前在绿色田地,他被问到了音乐。他对音乐不以为然,“如果音乐真的能带来内心的平静,那么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互相残杀,能通过一些强大的音乐减少他们的愤怒吗?我不这么认为。”
等着切生日蛋糕时,他观看了派蒂·史密斯(Patti Smith)和其他音乐人的表演。我第二天看到报道说,表演结束时史密斯先是高举着吉他喊道“看,我这一代人最有力的武器!”,然后把它砸烂。考虑到达赖喇嘛对“强大的音乐”的看法,我好奇他对这种呐喊会有何看法。不过那时,他已经在去伦敦的路上了。三天后,在达拉斯的布什总统中心,他将和同一天生日的朋友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一起再切一次蛋糕,并对非富即贵的共和党人宣布:“我喜欢乔治·布什,尽管对他的政策我持保留意见。”
全文完。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与丹增曲杰的巴塞尔会面过了几个月后,我去参观他在达兰萨拉的家。那是一栋两层的现代建筑,坐落在半山腰上,环境僻静,步行15分钟便可至达赖喇嘛的宅邸。从那栋小楼可以俯瞰英国人修建的一处平房。那里过去是达赖喇嘛的母亲的住所,现在是一家旅馆。坐在其书籍环绕的书房里,丹增曲杰看上去比在巴塞尔时更加沮丧。他反映说,习近平在西藏问题上没采取什么主动举措,并且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早期表现出的一些迹象令人担忧。“我真的害怕,”他说。达赖喇嘛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4年8月的会面仿佛是个间谍行动。达赖喇嘛是在晚上,而且是秘密被人引进德里的总理官邸的。“就像尊者是某种罪犯一样,”丹增曲杰愤愤不平地说。然后,莫迪又问了一些“侮辱人”的问题:比如,达赖喇嘛为什么在德里组织宗教领袖会议?
“作为一个藏人,”丹增曲杰说。“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受伤。”几十年来,达赖喇嘛一直是印度的“最佳大使”,宣传着印度哲学和文化的过人之处。丹增曲杰还为他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写的一本谴责西藏权势集团的书感到羞愧。“为什么写那种书?”藏人精英本来就已经困难重重了。“看看我们的商界高管和政界高官,他们在精神信仰上没有依托。”
丹增曲杰谈了谈不同于私人信仰的有组织宗教的弊端。这似乎是他最喜欢谈论的话题。达赖喇嘛制度也“相当反动”。他接着表示,“告诉尊者这是我说的。”
第二天上午到达赖喇嘛的宅邸时,等着谒见的人在车道上排起了长队:蒙古僧侣、瑞典背包客和刚来不久的藏人难民。达赖喇嘛耐心,甚至是精神饱满地和他们握手拍照。现在,我已经能认出他身旁的随从人员:两名贴身助手、一名翻译、一两名高僧以及保镖。
当我告诉他,他弟弟认为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他轻轻地笑了。很快,他又变得严肃起来,并接着表示所有的宗教制度,包括达赖喇嘛在内,都是在封建环境中形成的。被等级制度腐化后,它们开始对男女区别对待,开始受到伊斯兰教法和种姓制度这类文化衍生品的侵蚀。但他说,“时代在变,它们也得变。因而,我自愿终结了达赖喇嘛制度,并为此感到自豪。”
“所以,”他最后说,“它的确是落后的。”
我们在他的会客室落座。他的两旁是助手和翻译。每当飞快地说起藏语时,达赖喇嘛总会转向翻译。在我问他是否期盼前往中国时,他频频寻求翻译的服务。他说,这是所有藏人的“主要请求”。他说如果受到邀请的话,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感觉至少在未来10年,我还是有用的。”他说,中国现在有4亿佛教徒,是全世界佛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因此他说自己“非常非常渴望回去”,并接着表示“不是以达赖喇嘛的身份”,而是以“佛教徒的身份”。
我对他提起我收到过一次有关“灵性意识”的会议的邀请。会议在北京举行,得到了共产党的许可。没想到他对此颇为好奇。他说我本该去的,并称如果再次获邀,我应该去并坦率地和中国说:“你们应该批评达赖喇嘛制度,就像我弟弟那样。”
我笑了,但他又提出了一点。“我们是自愿改变的。为什么?要是有好处,那就不需要改了。正是因为它过时了。”他接着表示,“作为一名佛教徒,我们必须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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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外的雨里,达赖喇嘛对着昏昏欲睡的英国花童们说了一些轻松但却尖锐的话。英国人,或者用他那率直同时又能让人消除戒心的英语说——“You Britishers”(你们英国的人),曾经靠帝国主义和利己主义获益。现在,他们是时候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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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名主持人滔滔不绝地抱怨莫迪领导的政府,后者当时正在打击西方非政府组织。达赖喇嘛关切地听着,然后说,“印度国内对莫迪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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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切生日蛋糕时,他观看了派蒂·史密斯(Patti Smith)和其他音乐人的表演。我第二天看到报道说,表演结束时史密斯先是高举着吉他喊道“看,我这一代人最有力的武器!”,然后把它砸烂。考虑到达赖喇嘛对“强大的音乐”的看法,我好奇他对这种呐喊会有何看法。不过那时,他已经在去伦敦的路上了。三天后,在达拉斯的布什总统中心,他将和同一天生日的朋友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一起再切一次蛋糕,并对非富即贵的共和党人宣布:“我喜欢乔治·布什,尽管对他的政策我持保留意见。”
全文完。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