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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浮山抗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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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3 14:40: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XGuo 于 2021-11-3 14:42 编辑

李子英口述,郭晓明整理

图:笔者在罗浮山冲虚古观。1939年第四战区第三游击区政治队住在这里,1945年是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罗浮山是道教真人葛洪炼丹处。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其中有治寒热诸疟方:“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之,尽服之。”

李子英与中国共产党同年,以下是她入党抗战的故事。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日军登陆大亚湾后,沿广汕公路进攻广州。10月15日惠州失陷,16日博罗失陷,19日增城失陷,21日广州沦陷。20日半夜,广州沦陷前夕,我随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133战时工作队沿西江往云浮撤退。133战时工作队队员基本都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这是一国民政府编制下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

广州沦陷后,广州及其周边如增城、东莞、番禺、南海、中山等地变成了日本占领区,是敌后。韶关成为后方,是广东国民政府所在地。博罗地处广汕公路途径地区,是前线游击区。广州沦陷没有几天,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本占领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区与大后方格局既定,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于1939年1月底推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2月下旬113队就被调往韶关解散了。

到了韶关,我在西河坝入党,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第四战区的游击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四月底加入了第四战区第三游击区政治队,从后方韶关到了前线博罗,来到罗浮山。当时博罗国民党县政府比较开明,很多抗日团体在博罗开展工作,共产党展开各种抗日活动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博罗县因此有小延安之称。

我们这支政治队共20人,其中5人是共产党员,组织成一个支部。后来又发展了两个党员,变成7个。开始我们住在罗浮山冲虚古观。没有多久,我们就到黄龙观,那里驻扎有国民党游击队,我们给国民党游击队队做政治训导工作。但是,这些国民党游击队队每天赌博睡觉,没有什么抗日热情,政训工作基本是对牛弹琴。

黄龙观政训结束后,我们政治队分几个组,在福田、长宁这沿广汕公路一线建立军民合作站,组织民众战时为游击队救护伤员,传递情报,提供后勤。我所在的小组一共三个人,住在澜石,和博罗的华侨回乡服务团一起做民众抗日动员工作。华侨回乡服务团办识字夜校,我们不参与。但是,我们和他们一起贴抗日宣传标语,唱抗日歌曲,演抗日话剧等。

华侨回乡服务团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怪怪的,不知道的人听到这个名称很难想象出是抗日组织。武汉沦陷以后,日寇和国民党进入蜜月期,凡是沦陷区的国民党军队都自动变成了伪军,国民政府取缔许多抗日社团,合法的抗日组织不能有“抗日”、“救亡”之类刺激日寇的字眼。东江一带很多下南洋的华侨,日寇大亚湾登陆一路烧杀掳掠,残害中国人民。日寇攻占惠州后,屠城三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南洋华侨闻讯后悲痛欲绝,他们义愤填膺地回到东江一带参加抗日,或明或暗地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领导。这些回国抗日的南洋华侨和自己的老乡组织起了华侨回乡服务团,其中许多骨干后来都到了东纵。

国民党内部也很复杂,第三战区司令部抗日气氛高一些,第三战区指挥部则反共气氛高一些。但是,无论是政治队,还是华侨回乡服务团,基层党员身份都是秘密的。当时第三游击队司令部政训室主任就是共产党员。我们知道,但规定我们不和他联系。他下来宣讲“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文件,他又不愿意讲,让政治队的队长张汉荣讲。我们党员在其中听“溶共、反共”,自然是左耳朵进右耳朵。政治队队员待遇,还是和133队一样,是每月20大洋,在那时候是很好的待遇。有时候我们也会去买一些好吃的改善伙食。但是,我们交党费也交多一些。黎明起那时候在国民党部队里,也是共产党员。他常常到政治队问有没有好书看,我们也不敢把进步书籍给他看,怕他是来溶共限共的。后来撤退到了白面石培训,才发现他也是党员。
图:作者与黎明起的儿子黎援朝(左)在加拿大金士顿亨利要塞。

政治队里边的党员,不允许对外发展党员,以防暴露身份。华侨回乡服务团里的党员则不同,他们在抗日动员活动中,物色抗日积极分子入党,发展党组织。1939年底到1940年春,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汪精卫在沦陷区建立了伪政权。由于华侨服务团内部的李智光的告密说华侨服务团有共产党活动,第三战区指挥所派人来逮捕华侨服务团。1940年1月一天,新作塘的华侨回乡服务团正准备开会,有一人行色匆匆地赶来,递给服务团一个字条,又匆匆忙忙离开。字条上写着,今晚国民党要来逮捕服务团团员。服务团的人一商量,觉得解散躲起来不是个事,那不是不打自招吗?于是决定不躲避,而是把所有党内文件都烧了。果然,半夜国民党军队就来抓人了。那时候我们政治队和几个服务团的一起在澜石工作,第二天就看到国民党军队到澜石抓那几个服务团的团员。这是著名的博罗队事件。国民党档案中记载有李智光的告密。我在澜石看到过李智光两次,但不认识他,和他并没有什么来往,1966年至1976年这段期间,博罗事件成为审查我的主要事件。国民党逮捕了博罗服务团23人,把他们关到韶关。共产党则在外边积极营救,把消息传到香港,又从香港传到新加坡。南洋华侨民愤极大,说我们送子弟回乡抗日,怎么这也要抓?迫于海内外的舆论压力,国民党最终释放了这些被捕的服务团团员,那是我撤出政治队到敌后沦陷区以后的事情了。

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下,地下组织决定把党员撤出国民党的政治队。一次我们住在澜石的政治队到横河镇工作,工作结束后下午回澜石。我们一行四人一起走,我是女的,个子又矮,落在后边。迎面来了一个人,假装向我问路,问我横河镇怎么走。他一边问,一边递个纸条给我,我打开纸条一看,上边写着:劳欣,跟我走。“劳欣”是我党内的名字,我一看就知道是党组织来和我接头。另外三人还远远在路边等我,我向他们喊,你们先走,我马上赶上来。来人自我介绍叫着李光中。我问李光中要不要去和政治队请个假,他说不用了。我说我行李还在澜石,他说会有人帮我把行李拿回来。到了横河镇,他就问我,你们平时住哪里?我说我们住在学校。他说,我住在这个客栈里,你还是到学校住,明天早上你来,我会煮好早饭。我就到了学校里,把教室门关起来,把几个课桌拼在一起,我一个女孩子就黑灯瞎火的睡了一晚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害怕。第二天头遍鸡叫我就起床了。天还没亮我就到了客栈,李光中已经把饭煮好。

吃过早饭,天蒙蒙亮我们就上路,翻越罗浮山,经过酥繆观。那时候酥繆观里还住着一个国民党团长,我们不做声不打扰匆匆路过。翻越罗浮山一整天,到天黑才赶到白面石。到了白面石以后,李光中让我写了一封信给政治队队长张汉荣,说香港的家里人病了,要到香港一段时间。到了白面石村,我参加了干部培训班。因为我有文化,培训课材料下来,李光中让我来宣讲,学习《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抗日文献。同时,党组织找了一个农民,把我和其它几个政治队党员的行李打包送过来。那个农民用扁担挑着两袋行李,沿着广汕公路走,远远看到日本巡逻兵,扔了行李就跑,结果我的衣物就没有了。连同积攒的一点钱也没有了。以后我们到沦陷区,也没有衣服换洗。

白面石培训结束以后,我被派到沦陷区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部队。这支部队大约20来人,在九佛镇竹山窿。那是一个客家村,只有八户人家左右。增城一带客家村都是在山边一溜排开。我们语言不通,地方又穷,当地群众基础也不如惠州好。我们就睡在山上,我又没有换洗衣服,组织就在山下给我买了一件男装衣服。我们在山上睡在禾杆草上,吃的就是芋头叶杆腌的咸菜。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有时候就下山寻找开展抗日活动的途径。

从化县县长伍观淇思想比较进步。一次我在竹山窿碰到从化县国民政府军事科王科长,我自称从广州逃难出来,生活没有着落。通过和王科长交谈,王科长推荐我到萝岗水西村教书。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几个字介绍我给水西村的钟锦文先生。钟锦文也在广州读过书。钟姓是水西村大姓。组织派了一个小交通员带我去水西村。过广汕公路的时候,交通员让我躲在土坡后边,他到公路观察,看到没有日本巡逻兵,才带我迅速通过公路。他带我走了一天,晚上才到水西村。一到水西村,交通员就马上离开,我独自一人去见钟锦文。钟锦文看了王科长的名片,很豪爽地带我到他父母那里,让他父母安排我住下。他父母让我跟钟锦文的妹妹一钟裳一起睡。
图:元贝村抗日游击队联络站旧址

钟家祠堂有公田,当地人称太公田,有先秦井田制遗风。 太公田的收入供养了水西村的一间学校,学校有一个老头做教师。钟锦文是钟家大姓中的大家,有四个弟弟,他又在广州读过书,在村里算是说话有分量的人。他周知村里妇女到学校识字,说来了一位女教书。晚上大家来了,一看我一身男装,又是短发,引起村中一些非议。还好来识字的人也带来一些粮食算是学费,钟家就帮忙用这是学费为我换了一身女装。水西村东边两里路就是元贝村。元贝村有一家粮店,就是沦陷区工作委员会的一个交通站。 组织有什么指示,就派个交通员给我一个小纸条,我就到元贝村接受指示。1942年,我随郭大同到了中山黄圃镇,在岗东坊复办小学。 后来加入了珠纵。由于在水西村和钟裳住在一起,影响了钟裳,钟裳坚决要参加抗日。她独自一人来到中山找到我,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图:五桂山古氏宗祠,珠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祠堂旁白白色民居,是珠江纵队卫生站旧址

我在学校教书,还和我的堂侄李鎭桓一起印刷抗日报纸。后来我到了五桂山根据地。一天,游击队党委开会,让我列席,会间政委粱奇达问我对游击队卫生队工作的看法。我参加过游击队训练,也宣传过党的许多抗日文献,就说了卫生队任务是减少战斗减员,工作方法要依靠群众等等我知道的知识。然后党委就任命我做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当时游击队上山了,伤病员就藏在村里夹墙里。我们运送伤员的时候,把伤员放在棺材里,出村被日伪盘查时,就说的瘟疫死的人,盘查的也不敢看棺验证,怕染上瘟疫。

1939年初我在后方韶关,1939年中到罗浮山抗日前线,1940年中到沦陷区抗日。从后方,到前线,到敌后,最后加入了珠江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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