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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外遷工廠的深圳樣本：95%的工人買不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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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寶璐 編輯/宋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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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北上廣”不僅僅是困在辦公樓里的白領，在昔日的“製造之都”深圳，越來越多的製造業老板，將工廠遷出了這個曾讓他們掘到金礦的地方。
如同第一張多米諾骨牌被輕輕推倒。房價上漲，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人們的生活成本增加、企業的人力成本也跟著漲了起來。這是擺在製造業面前的難題。
“我們廠子做過一次統計， 240多名工人，在深圳買房的隻有不到十個。”做通信模塊的工廠主曹毅對深一度說。
高房價下的“產業逃離”
曹毅（化名）的工廠終於開工了。從選定確立廠址，到招人，到重新開工，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從深圳往東約四五十公里，就來到東莞的塘廈鎮。一下高速，沿路兩旁都是工廠和大小不等的工業園區。這里承接了深圳的產業轉移。
隨著深圳土地資源日益緊張，用工成本上漲，不少企業紛紛將生產基地遷至周邊城市，甚至是內陸城市。截止2015年三季度末，僅以深圳龍崗區為例，搬遷、轉行、停產和清算的工業企業有66家，新增遷入企業僅15家。
曹毅也是其中之一，他是深圳製造業發展的見證者。早在2001年，他就開始從事光電通信模塊行業。一開始，隻是兩三個人的小作坊，他在羅湖區租了一套房，從零開始生產。趕上了2000年前後通信行業的快速發展期，曹毅將其形容為“野蠻生長”，大大小小的廠子都有，“隻要做就能賺錢”。
2006年，他在福田區買了廠房，3000塊一平米。到去年，銀行在進行抵押評估時，一平米漲到了20000元。
2016年，他將工廠從深圳搬到了東莞。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選擇。來自安徽的李東生（化名）甚至干脆將工廠從廣東搬到了地價、房價更便宜的江西。
1997年，李東生從安徽老家來到深圳。彼時，他一個月的工資有一兩千，遠遠超過了當時留在內地的朋友們的薪水。
他在1999年投身於電子產業當中，做鋰電池。那時候，蛇口豎立著大牌子“空談誤國，實業興邦”。一個普通藍領，工資四五百元，工廠從不愁招不到人，到處都是來找工作的人，甚至工廠招工還要考試。
“那時候鋰電池毛利率能達到47%到50%。”李東生告訴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記者，趕上了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的互聯網列車，當時的鋰電池生產廠家，無論大小，一定掙錢。“當時有句話，東莞堵車，全球電腦零件的價格就會發生波動。”
2006年，李東生跟朋友一起開廠單干，鋰電池行業的毛利潤仍能達到30%。他們在龍華租了一間廠房，工人有一百多人，後來，廠房也從一層變成了兩層。
當時，深圳關外的廠房一平米租金才10塊錢，現在已經漲到了30塊。2007年，他到江西考察，很快果斷地將工廠的主要部分搬到了吉安，他依舊沒有買地建廠，江西的工業用地租金便宜，工業園區里兩層樓一平米隻要5塊。
買得起房的工人不到5%
2010年，曹毅的企業迎來了快速擴張。員工超過100人之後，曹毅明顯感覺到，人員進出的速度增快了——招人也快，離職也快。
土地成本的上漲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最讓製造業老板們頭疼的是，留不住人才。曹毅告訴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記者，薪金水平讓有購房需求的企業員工感到無望。
2016年3月，廠子搬離之前，曹毅在廠子里進行了一次統計，原廠有240多人，在深圳買房的隻有不到十個人，而且還都是早幾年買了房子的。法律規定，公司在搬遷時，如果員工不願意去搬遷地，公司必須按照法律對員工進行補償，原工廠沒有一個員工跟他走，都領了補償金選擇了去別處謀生。
當時，塘廈的房價隻有8000多元，這讓曹毅和員工們稍感安慰，好歹能安頓下來一段時間，不少員工還存了在這里買房的心思，然而一年以後，塘廈的房價便翻了番，根據買房網站的信息，如今塘廈新房均價直逼兩萬五，二手房都已經過了1萬5。
在高房價的壓力下，不少人動了跳槽的心思。在塘廈的廠子里，一位從工程師做到采購的中層員工告訴記者，當年和他一起來的幾個工程師，如今隻剩他一個。
曹毅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在他這個廠的整個成本中，采購成本要占到一半，人力成本則占到18%到20%，也是成本支出的重頭。相比較之下，稅費反而不是重要的成本支出了。
2016年7月，中國信息化百人會與谘詢公司德勤聯合發布報告，從2005年起，區區10年間，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了5倍，比1995年漲了15倍。
大部分製造業企業的漲薪幅度，每年在10%以上。“但工人到手的工資增長百分之十幾，而對於企業來講，則意味著企業所要負擔的五險一金也要增加。” 李東生說。這對於需要強大現金流和豐厚積累的製造業來說，壓力很大。
李東生目前有兩個工廠，在江西的工廠里，主要是研發、管理和前端生產，另有700多人留在深圳的工廠里做後端生產，他告訴記者，每個月，光工資支出就高達900萬元，但即便如此，仍然不能阻止人員流失，深圳工廠店員工流失率在60%以上。
近兩年，曹毅廠里招來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工程師的入職基本工資有四千多，兩三年後成長起來的，能拿六千多。
但跳槽，則意味著薪水跳躍式增長。因此，工作兩三年之後，不少人選擇了跳槽到相關產業中更大的公司里去。
“我們其實並不想要應屆生。”一位深圳的建築行業的老總告訴記者，工程師培養周期長，雖然招進來的都是大學生甚至研究生，但“干不了事兒”，一來還都奔著項目經理。企業要花約兩年時間去培養人才，但培養出來，要麼馬上開出更高的價位，要麼就跳槽，一來二去，企業也隻想招熟手。
將廠子遷往江西之後，李東生迎來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生產環境。管理層和核心研發團隊安穩了下來——“畢竟江西的消費水平比深圳低，他們的買房和孩子教育壓力沒那麼大。”李東生說。
薪酬體系已被徹底攪亂了
居高不下的房價和增長緩慢的薪水，讓年輕人困惑不安。2015年，學機械電子工程專業羅瑋（化名）畢業了，在畢業前的最後兩個月，他考慮再三，推掉了已經專業對口的工程師崗位，選擇在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做營銷。
“學的時候覺得理工科有前途，出來以後才發現沒錢途。”羅瑋開玩笑道，如今，業績好的時候，他的月薪能過萬，但他仍覺得，這薪資水平跟同年畢業從事熱門行業的朋友相比相形見絀。
“難道我們這個專業，就真的不如人家專業性強嗎？”羅瑋說。
落差來自於比較。四十公里的距離，在一定程度上讓這種比較帶來的焦慮感得到了緩衝。
機械製造專業畢業的工程師小胡壓根兒不去想這些事，工作一年多，月薪從四千多漲到五千，他從來沒想過要在深圳或東莞買房，潛意識里，他覺得自己遲早會回江西老家。平時，他吃住都在廠子里，隻有在周末的時候才出去玩，有時候去東莞，有時候去深圳。也不是沒有比較，深圳市區從事同行業的同學工資比他高一兩千，但在天文數字房價面前，一切都是渺小的。
數據顯示，2016年的深圳應屆畢業生薪酬中，研究生平均就業薪酬為6831元/月；本科生則為3899元/月。41.44%的本科畢業生，薪酬超過了4000元。而同年，深圳前三季度的房價漲幅過六成，均價破五萬。
“房價上漲，對企業直接影響不大，但間接影響比較大。我覺得現在薪酬體系已經被打亂了，我不知道該給員工發多少錢。”曹毅說，“不管發四千還是發一萬，大家還是買不起房。”他告訴記者，如今台灣的製造企業在台灣當地招一個工程師，價格比在大陸便宜。
但是他從不用高薪從別的公司挖人，他怕打破原有的薪酬體系，讓跟著他的老員工們寒了心。
實際上，不管是李東生所在到鋰電池製造業還是曹毅所在的光電通信模塊，在整個製造業當中，還算是行業發展比較好的。
塘廈工廠里一位姓王的工程師告訴記者，有些製造業的細分行業，比如手機、玩具和塑料等行業的廠家，成批成批地倒閉。
2015年，深圳GDP增速保持在8.9%，其中金融和地產貢獻明顯。以羅湖區為例，金融和地產拉動全區GDP增長5.2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65.2%，但工業增加值卻出現了6年來的首次負增長。
“對於國內製造業而言，短期肯定是有陣痛的。”李東生說。盡管諸多不利，但在深圳，製造業仍是巨擘。2016年，深圳市生產總值超過1.93萬億元，同比增長9%左右，超過年初預期增長8%~8.5%的目標。
房價才是最重要的“參照系”
人要走，李東生很少挽留，即使再缺人，他寧願去招新人，也不會通過大幅度加薪來挽留員工。“現在年輕人壓力大，但是也比較浮躁，不像我們那時候，會在一個行業里紮根下來，製造業是一個需要沉澱的行業。”他說。他盡量提供能吸引人才的條件，“2017年，聘一個應屆生大約要五千塊，要是研究生來搞研發，工作兩三年，年薪能達到10萬到15萬。”這在製造業行內，是不錯的待遇。
說理解也不理解，曹毅告訴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記者，有些公司挖人，其實開價並不高，也就多給兩三千，“在廣東，兩三千跟房價一點關系都沒有。”
這種看法，讓90後的羅瑋覺得是對年輕人一種誤解：“能看到的隻是年輕人為了兩千塊就跳槽，其實對這個行業的年輕人來說，已經是非常大的提升了。”羅瑋說，“畢竟基數就五六千，不可能漲太多。八千和六千，提升生活質量不是一個檔次。”
和許多年輕人一樣，羅瑋也喜歡上知乎，上面有很多類似“年薪二十萬或三十萬是一種什麼體驗”、“月入十萬是一種什麼體驗”的帖子，每次看，都會讓他有一種深深的焦慮感。“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年輕人這麼有錢，但房價不會等你，同齡人也不會等你。”羅瑋說。
“要是江西能給四五千，深圳給六千，我還是願意回江西去。”工程師小胡說。然而在江西，同類行業的崗位工資隻有三千多。
羅瑋在考慮考研，他想讀財會專業，考注冊會計師，“什麼都在貶值，感覺這個證比較有含金量。”留在深圳，這是他的執念， 在深圳的街頭，一幢幢新的大樓正在崛起，他總覺得，努努力，或許還可以擠上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