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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36問：對一個崛起大國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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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
中國36問：對一個崛起大國的洞察
陸德芙(Jennifer Rudolph),宋怡明(Michael Szonyi) 2019年12月1日
陸德芙 (Jennifer Rudolph)，現為伍斯特理工學院副教授，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余江，現任北京《比較》雜誌特約編輯，
鄭言，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在多家出版社做編輯工作。
在短短數十年間，中國從幾被全球孤立的位置至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瞬間成為與美國不相伯仲的強國，引起了各界的關注，也帶動了研究中國的熱潮。然而，市面上眾多有關中國研究的書籍中，卻甚少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當下所面對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否繼續迅速增長？中國能否為了環境保育而作出犧牲？台灣會否被成功收復？中國人民如何理解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位置？歷史挫折及傳統價值如何影響中國的內政及對外政策？隨着中國的迅速崛起，這些看似只是中國內政的政策舉措，對全球的影響卻愈來愈大。而全球目前所面對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海事安全，甚至反恐等，都需要中國的參與。正因為中國很重要，了解中國問題更顯得迫切。本書分六部分，包括政治、國際關係、經濟、環境、社會以及歷史文化，邀請了主要來自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專家學者撰文，針對中國在以上六個範疇所面對的挑戰提出了36個問題，包括內部問題如有關共產黨的合法性、一孩政策的終結，以及種族緊張等，亦有探討外交議題如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
崛起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焦點所在。本書將會揭示媒體背後，中國關鍵的問題。
导论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如果你拿起这本书，你应该已经认同中国很重要这个前 提，因此了解中国也很重要。从某种明显的意义上说，中国一直 很重要，而且也将一直如此。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会发生什 么情况，固然很重要。但是今天，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自己来说 很重要，而且在一些崭新、出乎意料、有趣的方面，对美国和全 世界人民来说都很重要—这还不只是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 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现在全世界正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从 气候变化到经济增长、海事安全，甚至是反恐—如果中国没有 参与其中，这些问题恐怕无法解决，甚至都未能有效地解决。 中美关系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不只是在于 两国的贸易量，更是因为上述所说的现实情况。 另一个崭新且出乎意料的方面是，中国很重要是因为不管 怎样，中国政策在中国境外都有愈来愈大的影响。无论是其 "一带一路"计划，还是其对全球渔业资源枯竭所作出的贡献， 中央政府和人民的行动都影响着我们。中国在全球思想市场上 也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处理经济发展和缓减贫穷、人口老化和 精神健康、消除污染问题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等诸多领域上，中 国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也说得很有道理，值得关注。这并不表示 我们应该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处理手法。许多美国人都 对中央政府和其政治的某些层面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在这点 上，许多中国人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要多了解 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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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正因为中国很重要，故了解中国也很重要。从某种明显的 意义上来说，现在了解中国变得较为容易。美国人能接触到的 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几乎和中国经济一样暴增。到访中国的美 国游客数量创下新高，甚至有愈来愈多美国人学习中文（尽管 人数还远低于学习英文的中国人数）。全球所有主要媒体都在 中国现身，意味着当中国登上头条新闻时—就像几乎每天都发 生一样—报道这些消息的往往是世界级的记者们。但即使是最 优秀、中立的主流新闻媒体，大多亦应当会受制于每日主要新 闻的报道。它们往往关注的是最引人注目的东西；记者根本不 可能对自己所报道的每一件事都有深入的了解。社会上，有愈 来愈多关于中国的资讯都是由中国人撰写的，而他们用英语写 作和发表作品的数量和次数都在增长。但是，他们是中国本地 人的身份，并不代表他们更充分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因为美国 人现在也能通过多年前中国官方媒体的全球性扩张，看到有关 中国的报道。意料之中的是，官方媒体对中国的描述有着自己 的规程，对中国多是正面报道，就像一些美国媒体多是负面报 道一样。因此，尽管关于中国的信息量在增多，但要了解中国仍 然是很困难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如美国对中国存在贸易逆 差一样，两国之间也存在理解逆差。 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原因。我们邀请了36位学者，各自 选择一条美国人应该会问，有关中国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重 大问题，并让他们逐一解答这些问题。每位作者都是专家；数 十年来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索和分析有助他们解答这些问题。 他们深入思考了各自的问题，在总结概述这些迫切问题的同时 仍能窥透其复杂性。 本书每章都道出几个有关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信息。 有关过去的关键信息是，历史很重要；有关现在的关键信息 是，复杂性很重要；有关未来的关键信息是，中国的挑战很重 要。
过去 究竟今天的中国是全新的，还是历史仍在发挥引领作用？ 人们很容易会提出这一论点，就是认为历史在现今中国并不重 要，过去四十年的巨变意味着未来对中国尤为重要，或者中国 共产党从摆脱过往的意识形态承诺，意味着中国着重未来，而 不是过去。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首先，就在不久之前，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 东时代的其他群众运动中，就曾试图抹杀其历史，但却以失败 告终。田晓菲在本书中写道："（文革的）悖论就在于，这场运 动誓要摧毁过去，创造一个新社会，纵使其本身仍深陷在过去 中。"本书的许多章都以此为根据，或者以其他理由，来论证历 史的重要性。如果不了解历史背景，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中 国人民会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对"台独"运动的反 应如此强烈。 历史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历 经数个世纪的剧变却依然存在的耐人寻味的传承上。包弼德 （Peter Bol）认为，知识分子和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中国社 会的一个长期特征，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 政治辩论。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指出，尽管存在 种种差异，但习近平在某些方面确实借鉴毛泽东的著作。王裕 华则强调中国领导人在面对强大精英阶层的挑战，试图维持权 力时，所遇到—并且还将继续遇到—的种种问题。 历史在当今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要，也许最引人注目和意想 不到的原因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重视。关于历史的 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尤关重要，以 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发布了一份文件，禁止公开讨论" 历史虚无主义"。这份文件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指对 执政党历史的任何批评。中国共产党不再只是声称自己继承一 位19世纪德国哲学家的思想，而且还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是 建立在继承、传播和促进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基础上的。
中国36问 本书中，谈及历史的作者都会同意，要了解中国的过去，关 键就是要具备批判性思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历史虚 无主义），而不是一个灌输式的官方版本。例如，尽管中国政府 和媒体经常暗示，日本在整个20世纪都对中国怀有顽固的敌 意，但傅高义（Ezra Vogel）指出这实际上并不准确。同样，关 于中华文明的单一起源或者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主张，都不是 建立在客观考古学基础上的中立主张—而是由特殊利益激发 的。能够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对于明智地判断这些主张，是至 关重要的。 我们并不想说，由其历史塑造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 是与众不同的。若我们不了解其历史和文化，就无法充分理解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或社会。但是，历史在当代政治话语中— 更不用说在许多普通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的重要作用，意味 着历史在中国或许尤其重要。
现在 如果要用一个最能描述当代中国的词语，那恐怕就是"复 杂性"了。年长的读者可能还记得19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照片， 当时苏联风格的混凝土建筑占主导地位，几乎每个人的衣服都 是统一的颜色和样式，到处都是自行车。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 这样—其大城市是创新型建筑、时尚和豪华汽车的中心，但意 味深长的复杂性远远超出表像。中国的政治是复杂的；中国的 社会是复杂的；中国的人民也是复杂的。即使像"中国拥有威权 政治制度"这样看似直白的说法，也变得不再简单直白。中国的 党国体制在很多方面都不再经常干预普通民众的生活。但即使 在一孩政策结束后，它仍然继续限制普通人的生育选择。党国 体制也继续保持着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尽管如李洁（Li Jie） 所指，现在对这种宣传的反应通常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长期以 来，西方思维都存在一种天真的观念，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变得更像西方国家。现在，我们很清楚中
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城市和农村、青年和老人、富人和穷 人之间，出现尖锐的新分歧。经济增长造就一个新的中产阶层 —现在已有数以亿计的人，并仍在不断增长—他们有着新的期 望和需求。政府和社会都拥护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马克思和 毛泽东都不会认出的新社会契约。在这种新的社会契约中，保 持经济持续增长，对于民众支持当前秩序尤关重要。更广泛地 说，改革时代释放了广大而丰富的新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很 难适应，也不易控制这些新的社会力量。 这种复杂性不仅清楚体现在社会层面上，也延伸到个人层 面。改革大大改变了在当代中国作为一个人的意味。正如凯博 文（Arthur Kleinman）所说，一种新的"中国人的自我"正在形 成—更加个性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正在以新的方式回答熟悉的 问题—拥有良好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也在问新的问题，其 中一些是他们的父母从未想过的。什么是环境可持续的生活？ 国家权力的界限应该在哪里？最近富裕起来的慈善家在思考 该如何积极回馈社会。在这个宗教信仰时常转变、家庭规范不 断改变、医疗体系迅速发展的时代，许多人都在问：怎样才是好 的死亡？ 同样，我们并不是要说中国比其他社会更复杂或更不复 杂。所有的社会都是复杂的。相反，关键是要意识到这种复杂 性对我们更理解当今中国尤关重要。
未来 几位作者探讨了中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在未来面临的巨大 挑战。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彻底消除贪腐问题吗？当革命的起源 变得愈来愈不重要时，中国执政党还能保持其合法性吗？最重 要的是，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增长吗？与某些只挑好话或坏话说
中国36问 的分析师不同，我们的所有撰稿人都试图对这些潜在的分歧问 题提出不偏不倚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探究中国有哪些资 源可以应对这些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将会以有序还是混乱的方 式得以解决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将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我们的撰稿人向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甚至在一些文章中 向全世界人民，提供许多建议。无论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无论她是否听取我们的撰稿人的建议，无论它能否保持经济的 高速增长并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 裨益不少。这并不是说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模式 "，而只是说中国的经验，无论是其不可否认的成功还是有所裨 益的失败经验，都为其他社会提供了一种对策，包括在促进经 济发展和减少贫困、老年和精神健康护理，以及在重组教育或 生产能源方面。 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是相互联系的。过去作出的政策选 择会影响现在的形势，将来也将继续如此—毛泽东时代制定 有关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政策，决定了今天可供中国领导 人作出的选择。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追溯，问一问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时期关于政治组织的思想，或者宗教在现 代社会中的作用，是如何持续影响中国官员对现在和未来的看 法。如马若德所指，某些毛主义政策的重现，有时让人觉得中 国正在回到未来。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则指出，一 个世纪前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幻像与今天的中国之间存在 着惊人的共鸣，使这种想象中的"未来"似乎变成了现实。 各个方面的专家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其复杂性 和挑战。我们之所以邀请这些中国专家，而不是其他专家来 撰稿，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都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 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的学者。费正 清中心在其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成为世界领先的中 国研究机构。尽管该中心的主要焦点仍然是学术研究，但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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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担当着公共角色。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还培 养了像白修德（Theodore “Teddy” White）、哈里森•索尔兹伯 里（Harrison Salisbury）和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等著 名记者。近年来，费正清中心不仅是学者的，还是政策制定者、 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企业高管的基地。费正清中心的一些成员 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走出象牙塔，协助民众诉说公众舆论和制 定公共政策。随着中美关系踏入陌生的领域，我们认为这种教 育和告知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公共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为重要。
1. 中国共产党政权 是否具有合法性?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一个政权能否维持稳定和生存，最根本的问题莫过于它 是否具有广泛的合法性。对大众而言，执政党是否具有"统治 权"？即使市民可能不喜欢执政党特定的政策或人员，他们是 否仍然认为在道德观念上有义务默认其权威？这些问题与政 权持久性显然是有关联的。只有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才能在 普遍没有民众接受其政权合法性的情况下长期生存。 历史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在一个多世纪前 的著作中，指出了政权合法性的三个基本来源：传统型、魅力型 和法理型。在传统型合法性中，市民服从国家的命令，只是因 为这是一种习惯。韦伯指出，帝制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新的共和制度取代了中国长达二千年 的帝制，打破了其传统合法性。在魅力型的政权合法性中，市 民的服从是源于对最高领袖的忠诚。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 的中国是魅力型统治的典型例子。身为共产党革命的最高领导 人，毛泽东恢复了中国主权，使其个人光环比任何同龄人或继 任人都更为耀眼夺目。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为魅力型合法性 画上终结。在支撑现代民主制度的法理型合法性中，市民服从 政府是以客观的法律制度和官僚制的行政模式为基础。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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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政治观察家会认为，法理型合法性曾经在中国漫长的威权 主义历史上流行一时。现在的中国，跟过去一样，人治始终凌 驾于法治之上。 可以肯定的是，在后毛泽东时代，有些人曾通过各种制度 改革，致力创造法理型合法性，如定期召开党和政府的代表大 会、阐明政党和政府各自的责任、建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落 实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规定党和政府官员 的法定退休年龄和任职期限等。但近年来，中国制度化的趋势 似乎发生了逆转。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权力重新集中在最高领 导人的手中，共产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绝对权威亦重新被确 立，围绕退休年龄和任职期限的规范也备受质疑，为即将举行 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准备。 如果韦伯提出的三种典型政权合法性都不适用于当代中 国，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悖论：在毛泽东去世四十多年后、 中欧各国的共产党倒台近三十年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依然如此稳固？该政权能够稳固生存有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其 高压政治，但并非全是如此。相较以往各国共产党掌管的机构 （例如东德的"史塔西"［Stasi］），中国国内安全机构的运作没 有那么具侵略性和冷酷无情。而且令人意外的是，不同机构进 行的大量民意调查均指出，市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度仍 然十分强烈。政治学家唐文方在其《民粹威权主义》（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一书中，提出"当民调机构以不同指标，包 括对核心政治机构的信心、民族认同、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 对国家政制的支持度，或对现任领导人的支持度，来量度政权 的支持度时，中国的受访者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中， 各项指标的水平一直是最高之一……中国的整体政权支持度明 显远高于许多民主国家"（第159页）。 当然，支持与合法性不是同一回事。一个人认可其政治领袖 及计划，并不代表这个政权在道德上赋有统治权。不少学者， 包括赵鼎新和朱毓朝，一直努力为当代中国政权可持续性的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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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寻找解释。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延续所依靠的是 一种工具性的"绩效合法性"，而这是源自后毛泽东时代惊人的 经济增长，以及中国随之上升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只是靠政 府良好的管治成果所带来的市民支持，并不符合韦伯所说的" 合法性"。韦伯著名的类型学，就是被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所激 发，即为什么一些政权，即使在政绩不佳的情况下，仍然能得到 市民的认可。这个问题显然与当代中国有关。因为中国经济放 缓和持续恶化的国际环境，皆有可能侵蚀其近几十年来取得的 惊人政绩。在逆境之下不断减弱的政治支持，会否如"绩效合法 性"解说的支持者所预测般，导致中国政权倒台？抑或中国共产 党政权拥有一定水平的民意合法性，令其能够抵挡即将浮现的 重大国内和全球挑战？ 由于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我们不可能确实知道一个威权政 权在市民眼中是否具有合法性。毋庸置疑，中国政权合法性的 问题不仅受到研究中国的学者关注，也同样关系到那些统治中 国的人。作为设计和执行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的官员，王岐 山在2015年秋会见外国政要时，便亲口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为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时，既没有提到传统型、魅力型 或法理型的权威，也没有谈及政权的政绩，反而说到历史。他 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 ，是人心向背决定的， 是人民的选择”。 以“历史合法性”这个强大且普及的说法来解释中国共产党 的权威，是既有趣又含糊的。在一个拥有大约五千年历史的国 家，仅有95岁的中国共产党只能宣称自己占中国历史的极小一 部分。无论是好是坏，中国在上个世纪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 这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运动。共产党革命（1921– 1949）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壮举，因为中国靠一支衣衫褴褛的 农民军队，在多次交战后，战胜了日本人和国民党强大的军队。 在革命成功后掌权的短短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便成功地驱逐了 “外国帝国主义”（让我们暂时用“苏联修正主义”取代它），实行 了大规模（尽管很血腥）的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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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并为市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和教育。这些历史性的成 就确实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取得了市民广泛的 认可。然而，在毛泽东统治下其他时期的记载，肯定不会唤起人 们多少正面的回忆。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击了中国许多富有 才华的知识分子。1958–1961年的“大跃进”造成人类历史上最 严重的饥荒，导致数以千万人饿死。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 命”则引致激烈的派系斗争、收入停滞，以及在高等教育和经济 创新方面“失去了十年”时间的发展。实际上，现任领导人的“维 稳”的政策—要求国家在监督和安全方面投放大量资源—被合 理化为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演以前混乱局面的必要措施。 因此，中国共产党试图为自己营造的历史合法性形象便引 发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不容置疑的“统治权”， 究竟应归功于中国复杂历史上的哪些事件？这样的合法性到底 能维持多久？尤其是当客观调查可能与官方对事件的叙述相矛 盾，而政权合法性据称是以官方叙述为基础之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通过党严格控制中国历史和政治以解 决这些问题。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2016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呼吁发展具有“中 国特色”、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分析方法。习近平强 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个紧迫的理论建设运动中担当重要 的角色。他要求官员要致力“关心、培养和充分利用”众多在哲 学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先进思想的倡 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气的引领者，以及执政党管治 的坚定支持者”。 习近平相信，培养忠诚的知识分子为共产党继续执政提供 可信的理由，是执政党能维持生存的重要之道，而这无疑是正 确的见解。正如包弼德（Peter Bol）在本书文章中所阐释，许 多世纪以来，中国统治者就一直依赖知识分子协助构建政治合 法性，而这往往会牵涉到改写历史。但现在，这绝非一件易事。 如果中国历史是政权合法性的最终仲裁者，我们该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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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人尴尬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几乎全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与革命前中国的体制几乎没有相 似之处？对于一个努力将政权形象塑造成中国五千年“辉煌”历 史的政权来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即使共产党主张的合法性完 全归功于其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恢复”中国的 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一事上，但这种说法仍然存在问题。中国 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实际上是分裂的，而它想象中的凝聚力 主要是文化而非政治方面的统一。正如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所指，讽刺的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宣称自古不可 分割的地理版图，全部都是在18世纪满清王朝统治时期通过征 服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或许仍享有在革命期间和掌权之后累积如水 库般深不见底的合法性，但即使是最深的水库，若没有定期补 充，亦终究会蒸发殆尽。共产党革命所未完成的承诺还有待充 分研究，更不用说付诸实行。中国共产党已宣布暂停审查自己 的历史错误，并谴责这种讨论，将其列为“七不讲”之一，一旦被 公开提及，就会招致当局迅速的报复。 长远而言，通过歪曲历史来巩固的政权合法性，是不可能 经得起严峻挑战的。努力尝试实现最初曾激发共产党革命的社 会正义理想，才有可能筑起更坚实的框架，为共产党的统治构 建道德基础。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一场针对官员渎职的反贪腐运 动，还要采取重大措施，大幅度缩窄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 而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习近平下令在贫困的农村实行“精准 脱贫”，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这只是第一步。中 国需要的是一个更雄心勃勃的方法。那就是据中国古代的“天 命”理论所说，统治者的民意合法性是建基于他对社会福利的 关注。 如果中国共产党政权继续掌控残存的历史合法性，那么它 就会面临被当前的管治手法耗尽的危险。然而，尚没有确切的 信号表明威权政权即将丧失合法性；唯一确凿的证据就是政 权倒台。然而，由于当今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均处于混乱无序 的状态，中国在短期内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性微乎其微。
2. 反贪腐能否救党？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贪腐问题在中国并非新事物。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 学生，就在谴责“官倒”。三年后，随着邓小平1992年访问紧邻 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意识形态限制被 打破，一场大规模的贪腐高潮也随之而来。据很有威望的经济 学家胡鞍钢推算，至2001年，贪腐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占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16%。这个数字看似很高，但也反 映出中国贪腐问题日益严重。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中央政府提供了五万亿元人民币（约7,500亿美元）刺激经 济，引致一场新的贪腐浪潮席卷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每 年都会发布严厉声明，强调必须打击贪腐，但被抓和被起诉的 几率仍然偏低。然而，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任中共总书记后， 随即展开的反贪腐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致力遏止贪腐行 为。 为什么是现在？中国贪腐的问题历史悠久，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当局要开始打击贪腐？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猜测，仅仅是 因为贪腐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威胁到中共以后继续执政？又或 者是密切相关的原因，那就是贪腐程度，加上社会不稳、法治 要求、全球化力量等其他因素，已经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 抑或是因为派系斗争？以上所说都是原因之一，但习近平反贪 腐运动的具体原因，无疑在于已被解除职务的中共官员薄熙来 曾试图推翻2007年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次会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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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习近平为下一任领导人），为自己谋取领导职位。 薄熙来努力的故事确实令人惊叹，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细 节无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永远，都无人知晓。然而， 有一点是明确的，执政党—也就是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以即将 离任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为首的领导层—已经决定由习近平于 2012年接替胡锦涛担任总书记。薄熙来甚至都不能进入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这个集中国家权力核心的细小机构。令人惊讶的 是，出身于共产党官员家庭的薄熙来，父亲是在1989年6月天安 门事件最紧张关头为中共做决断的“八元老”之一，会决心反对 中共的决定。如果说中共有什么核心规矩的话，那就是必须遵 守党的决定。就连后来被指控为分裂党的时任总书记赵紫阳， 都不敢公开反对邓小平的断定，指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士是一 群参与了“有计划的阴谋”的“极少数人”，目的为颠覆社会主义 制度和执政党。然而，薄熙来在重庆实行政策毫不费。身为中 共重庆市委书记，他在主政这个位处西南部的重镇期间，基本 上把自己打扮得比北京的当权者更像是社会主义者。 不仅如此，薄熙来显然还会与他人密谋，以获取其已被否 定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资格。如果还有比严禁违抗中共的决定 更严厉的党内规则，那就是严禁拉帮结派，密谋对抗中共的领 导。我们并不了解这场政治阴谋的细节，但正是习近平亲口证 实了这件事。习近平指： “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 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 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 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 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 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 这些话在党内已经算是极其严厉的措词。指控前政治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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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周永康和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搞“分裂党”的“政 治阴谋”，是自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再没听过的重 话。在2012年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它们道出了党内分歧的 严重程度。 薄熙来在习近平成为总书记之前，就因为多项罪名被拘捕， 所以他并非反贪腐运动迄今打击的184名“老虎”（高级干部）之 一。但周永康、令计划和徐才厚等人的亲信显然都是反贪运动 的目标。习近平的当务之急明显就是要清除政敌。 不过，反贪腐运动并不局限于政治斗争。事实上，正如打击 薄熙来等人的斗争所表明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党的纪律已经 瓦解到会威胁其存亡的地步。无疑，在习近平和他的盟友眼中， 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有可能使其灭亡的严峻挑战，程度丝毫不 亚于当年击垮苏联共产党的那场挑战。正如习近平在晋升为党 魁之后简而言之的：“为什么苏联会解体？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 倒台？其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动摇了……最终， 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用轻轻的一句话宣布解散苏联共产 党，这样一个强大的党就此消失了”。习近平总结道：“（苏联共 产党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自此以后，他 和身边的人就不断唤起对苏联解体的恐惧。一篇后来刊登在 官方《人民日报》的重要评论中写道：“到今天，有着七十四年 历史的苏联，已经解体二十二年。二十多年来，对于苏共亡党 亡国的反思，在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停止。”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陷入这场合法性危机？正如习近平所 指，就是失去了“理想和信念”。或者，假如习近平是一名学者， 他可能会说，另一种强调“法治”和“制度化”的论述已经出现， 意味着有利于政府制度化的共产党革命性使命将会结束。这个 替代性议题是源自中共自己的言论。随着一场引发灾难性内乱 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自1982年颁布新宪法以来，中共一直强 调“法治”。实际上，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宣称：“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 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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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对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以为这篇演 讲意味着习近平将推动中国的自由开放，支持法治，而总的来 说就是支持公民社会的出现。2013年1月，自由主义报纸南方 周末》以习近平的“中国梦”和法治言论为蓝本，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梦，宪政梦〉的社论。“宪政”理念是源自过去十年发展起 来的维权运动。其基本目标不单单是要运用法律来维护市民的 权利，而且还要巩固法治，逐步迫使执政党完全在合法范围内 执政，从而达到它所宣称的目的。尽管这一愿景为中国走上“和 平演变”的道路带来希望，但同时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均察觉到这个危机，认为受到全国关注的 《南方周末》社论是在推动中国走前苏联的道路。2013年4月 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九号文件，列出了七个不可公开讨论 的领域，首先是“宪政”，但也包括“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 闻自由”和“历史虚无主义”。 根据档案研究，“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撰写优质、 可靠和真实的历史，而这必然会与执政党认可的编史互相抵 触。2013年12月，即大约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后，有关 “两个三十年”历史时期的讨论开始出现，可见中共对“历史虚无 主义”的关注。习近平和其他人已经清楚意识到，过分强调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也就是严酷的毛泽东时代—将损害 后来的改革，就像过分强调改革可能会否定毛主席，从而否定 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一样。近年来，许多人都在问，近七十年前 的一场革命，无论当时人们认为其有多么合理，怎么能够证明 当下共产党继续掌权依然正当呢？作为回应，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发表了一篇权威文章，称“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政 治哲学）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这篇文章再次唤起中国对 苏联解体的恐惧，称“苏联解体和苏联共产党倒台的主要原 因，就是全面否定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列宁和 其他领袖人物，实行历史虚无主义，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反贪腐能否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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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章中所述，要 致力支持习近平的领导一样，反贪腐运动与对中共历史的解读 和合法性问题直接相关，因为贪腐问题的出现直接反映出共产 党党员丧失了“理想和信念”。如果共产党党员失去了坚守的思 想，他们的确需要受到公民社会和法治的约束。但是，如果能 够通过打击贪腐来恢复执政党的纪律和理想主义，我们就可以 继续相信只有执政党能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和理想。 但真的是这样吗？贪腐问题在中共党内广泛出现，反映出 中国社会更广泛的变化，正如维权运动和其他民众运动反映出 一个更多元、教育程度更高、更开放和参与性更强的社会的出 现一样。这一个可以承认革命的历史价值的社会，但同时认为 未来会更“民主”，却没有明确定义“民主”所代表的意思。然而， 这必定代表着某种更广泛、更具有监督作用的社会。这样的话， 社会存在的贪腐问题就不会侵蚀政治体系和社会习俗。 反贪腐运动至今已进行四年，打下了184只“老虎”（定义 为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和数以万计的“苍蝇”（较低级别的官 员）。然而，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努力解释为什么中 国会出现这种贪腐风气。官方言论指责犯错的官员自私自利， 以权谋私。但是，官方一直很少讨论究竟中共内部的结构如 何带动官员贪腐。而且，如果不坦率承认这些根本性的结构问 题，似乎就很难进行必要的变革以减少未来的贪腐情况。迄今 唯一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党内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执法， 但中共似乎不太希望继续依靠这支“禁卫军”作监督。纪律检查 委员会和其前身在执政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挥过持久的作 用，而在过去每当他们的作用被暂时提高时，就往往会因为各 种过激的行为而备受指责，然后遭到削弱。因此，目前我们很 难看到究竟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能够控制贪腐问题、恢复合法 性，并消除人民对法治和社会监督的需求。 虽然反贪腐运动最初的目标是消除习近平的政敌，但我们 不应只是将这场运动视为派系斗争。尽管这也是斗争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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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这场运动更应被视作一次广泛努力遏制正在侵蚀中共合 法性的社会变化浪潮的一部分。讽刺的是，习近平在短期内愈 成功，长远而言政治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风险就愈大。习近平 和执政党需要以某种方式考虑整合中国正在出现的社会力量。 单单只是压制它们是不足够的。
3. 毛泽东依然重要吗？ 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毛泽东主席是四十多年前去世的。四十多年来，中国已经 完全变成了一个毛泽东不会认识的国家。在邓小平“改革开放” 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人民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和工业强国。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变得富裕起来，成千 上万的中国游客到世界各地旅游并豪购奢侈品，亿万富翁也层 出不穷。1972年，毛泽东和尼克逊（Richard Nixon）共同宣布 了中美建交。自毛泽东去世以来，两国在各个层面—官方和民 间、经济和教育、政治和军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确“站起来了”，并且成为所有国家，尤其是邻近国 家，都承认的强国。毛泽东几乎肯定很喜欢这个强国，但他主 张平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梦想怎么办？中国现在是世 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且还不只有那些经营私人公司的 亿万富翁。毛泽东思想在今天还有多重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 主席画像和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在今天还有什么政治意义 吗？毛泽东依然重要吗？ 再没有人比中国当今的统治者习近平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 问题的重要性。习主席不断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把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他担心这样的 划分意味着中国有一个坏、一个好的时期，就像苏联在历史编 纂中划分了斯大林时期和后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在1956年发 表公开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一样。习近平重视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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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列宁主义国家的基本要素，因为他从 中可以清楚看到未来共产党能维持执政的唯一途径。 那些要素是什么呢？首先是毛泽东本人—带着革命胜利殊 荣的最高领袖。他是在其他竞争者相继失败后，担起领袖职责 的。在同胞的帮助下，他把共产党及其军队打造成一个纪律严 明、斗志高昂的团体，在反对国民党的内战中取胜，随后统治了 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毛泽东有关 战争与和平的见解亦被编纂成毛泽东思想，成为治国之本。 1950年代初，毛泽东监督各项重大运动，务求将共产党的 统治贯彻到中国各地草根阶层。在革命后的27年间，毛泽东一 直都是重大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提倡放弃“新民主主义”，支 持迅速迈向社会主义。在农村实施土地的集体化政策取得胜 利后，毛泽东解除中国的萧条，使之演变成相对自由的“百花齐 放”时期，后来又是他亲手扭转了方向，发动了“反右运动”。在 随后的“左派”阶段，毛泽东构想了“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最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发生了这些灾难，直 到毛泽东去世，都没有人敢质疑他。无论是好是坏，他超凡的 个性震慑了所有的同志。对于所有被教育要服从领导人的中国 公民而言，毛泽东就像一位巨人，一直控制着国家。种种迹象 表明，习近平渴望成为一位类似毛主席的领导。 与其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习近 平没有向集体领导低头，而是明确表示自己才是最高统治者。 有两个主要的证据。首先，除了一向依附总书记一职的两个职 务—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主席—之外，他对于其 他主要委员会的领导都有自己的假设：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 会，统辖军队、警察和所有涉外国家安全机构；新成立的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拥有高于政府国务院（由中共二号人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领导）的地位，负责掌管外交事务、互联网 安全和资讯科技；而国务院在传统上则负责处理经济事务。 第二个证据是习近平决心成为像毛泽东一样的中国最 高领导人，而这是围绕着他早早形成的个人崇拜。他的著作 被广泛出版，其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Governance of
毛泽东依然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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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一书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西方书店里随处可见。 （为令Facebook 能在中国立足，其行政总裁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买了好几本，以便他的员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内对“习大大”（意为“习伯伯”）的崇拜，是为了让他 讨市井百姓的喜爱，而政治迷则经常能在《人民日报》的众多 头条标题上看到他的名字。他的时尚而富有魅力的妻子彭丽媛 （“彭麻麻”），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民歌歌后，也是一位少将，为 这对权力夫妻治理中国的形象锦上添花。在后毛泽东时代，还 没有哪位领导人夫人的公众形象可堪媲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将永远达不到“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荒谬程度。35年的改革开放 肯定已经令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崇拜任何领导人，但习近平也许 会满足于基于恐惧的绝对服从。 毛主义国家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无疑是毛泽东及其同志借 以统治中国的政党。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初期的延安总部里，干 部通过老一辈领导人（后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著作，学习 如何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党员。刘少奇曾提出著名的口号“为人民 服务”，其最终目标是使干部们效法1960年代的英雄战士雷锋， 成为像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一样无坚不摧的权力核心。 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无疑也存在贪腐问题，但受到了各种运动 的监察控制，以致没有影响到领导层。南斯拉夫党内异见人士 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指的“新阶级”的成员，他 们很容易可以得到奢侈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的核心阶 层受到破坏，党员们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重创，损害了他们接 所接受的刘少奇主义训练。如果这就是“奖励”的话，那为什么 还要为人民服务呢？最好还是采用改革开放时代的口号：“致富 光荣”。按照改革时期共产党领导人的说法，其结果是官僚阶层 之中出现大规模的贪腐现象。对于每天都在克服这种现象的中 国人而言，官员贪腐会损害中共的声望和合法性。习近平彻底 展开反贪腐运动，目的是要恢复共产党的声誉，重新赢得人民 的支持，并消除任何对其持续不受约束的统治的潜在威胁。 然而，反贪腐运动是双刃刀，令人想起了一句在中国广为流 传的老话：“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如果反贪腐运动继 续以打击“老虎”，如负责国内安全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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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可能受到中国精英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不想让 自己的名誉或家人被历史遗弃，也不想被关进监狱，并使他们 的不义之财遭到剥夺。至于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也就是这场运 动中的“苍蝇”，已经有迹象显示他们出现惰性，即低级别的干 部回避任何可能引发腐败指控的行动。如果中共党员财政上的 额外收益被取消，还可以聘请到其他人加入共产党吗？ 毛主义国家的第三个要素，是把领袖、执政党和人民团结 起来。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适当的时候以毛 泽东思想作补充。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希望模仿毛泽东，把中 国变成山上一盏闪耀的革命之灯。习近平所有关于中国梦的言 论之中，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预见儒家思想的复兴。相反，他 将再次强调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诠释，将 它们视为国家不容置疑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要素。然而，在邓小 平时代，这实际上意味着将意识形态搁置一边。习近平认为有 必要复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它成为中国例外主义的一个 充满活力的堡垒，避免市民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大概是为 了回应习近平的忧虑，2015年秋天，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世界 马克思主义大会，邀请了约70名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有 一名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外国人，即本章作者）参加。后续会议 的资金已经到位。然而，正如一位与会者轻声透露道：“马克思 主义对中国人毫无用处，但他们已被其所捆绑。” 习近平确实正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在1949年，中国人也 许并不像毛泽东曾描述般“一穷二白”，但在一个新政权牢牢掌 权的情况下，他们被说服至少要尊重这个政权的意识形态。在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需要忍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荒 谬时日。但是，当邓小平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 导中国对外开放之际，中国人还是见证了昔日毛泽东的意识形 态走向衰落。至今，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持续近四十年，比毛泽 东时代几乎长了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对年轻人的影响深远。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到西方国家留学的需求急剧上升。 2005–2006年间，单是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就已经超过 62500人；至2015–2016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328000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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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不少学生在外国大学设立在中国的海外分校学习。大 多数送孩子入读外国学校的中国家庭，都能够自己支付学费， 因此不会依靠政府的奖学金。习近平会怎样阻止这股逃离入读 国内大学的浪潮呢？几年前，他曾下令官员让他们的孩子离开 外国学校。当时，习近平的女儿却正在哈佛大学读本科。她并没 有退学，而是完成了学业。这给其他官员家庭，更不用说那些没 有公职的家庭，树立了什么榜样？ 当然，今天的中国学生与那些在“文革”之后率先出国的留 学生已是大相迳庭。那时候的一些学生到西方，是为了寻求新 的治国理念，以带领中国走出毛泽东时代最后几年的混乱局 面。而今天的中国学生，是来自一个伟大复兴的国家，他们清楚 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他们大多是爱国者，故看重 的可能是西方教育为其职业生涯提供的良好基础，而不是接触 民主的理想。然而，根据19世纪中叶一位德国哲学家对英国工 业化的分析，当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他们也不太可能接受到中国 的政治信念。习近平领导的中国会将马克思主义鼓吹为其统一 的意识形态，但这只不过是门面功夫。习总书记的思想将在实 际上取而代之，就像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领导时期一样。 毛主义国家的最后一个要素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 总是小心翼翼地确保大多数将领会支持他，特别是当他与彭 德怀元帅和林彪元帅等革命英雄发生冲突时。习近平显然无法 获得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殊荣，因此他必须采用更公开的方法 来表明解放军的支持。他执政初期，曾说服十八位将领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短文宣誓效忠。最近，他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军 事头衔：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在宣布这一头衔 时，习近平身着军装出现在指挥中心，表明他与所有前任不同 的地方在于，如果发生情况，他将会是一名战场指挥官。但假 如将来出现政治危机，解放军将领又是否准备好拯救习近平， 就像以往在“文革”期间拯救毛泽东、天安门事件中拯救邓小平 那样，还有待观察。 习近平已经以惊人的速度使中国倒退回未来。毛主义的制 度和价值观正在恢复，但有一个方面就是，习近平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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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是截然不同。毛主席有意放纵中国的年轻 人制造革命，但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国，绝不会容忍任何武斗， 即使是在反贪大业中。检举告密的人很可能会被监禁。尽管如 此，毛泽东是习近平政权的定海神针，是其政策及个人在国家 和社会中担当的角色合法化的最终保证。因此，毛主席的画像 将继续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而市民将继续被引导进入他的纪 念堂。毛泽东的确依然重要。
4. 中国民族关系紧张的 根源是什么？ 欧立德（Mark Elliott）
不久之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方人，包括许多学者，都普 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种族同质的国家。因此，中国与其他拥有少 数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的国家不同。那些国家都在尝试调和 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期望与统治人民的现实，但中国却不 用，因为它没有“民族问题”。而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每个人都是 “中国人”。 说句公道话，这种假设是有一定根据的。中国人口绝大多 数是汉族—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汉族占总人口的91.51%， 比20世纪中叶约94%还有所下降—而且国家领导人中没有非汉 族人士。由于非汉族群体绝大多数聚居于人们经常前往的东部 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因此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实，即除汉 族人以外，中国还生活着一个相当大的所谓“少数民族”。时至 今天，这个“少数民族”大约有1.12亿人，被国家划分为55个不同 类别。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1.12亿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人口 数量几乎相当于世界第十一人口大国日本。今天他们居住的土 地，占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二以上，几乎覆盖了中国全部的陆上 边界（包括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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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九个国家）。这让人更加清楚认识到，现代中国复杂的民族特 征是国家重要的一环。这的确可以视作一个定义性特征。自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官方对这一现状的表述是“中国是一个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句口号每年都会例行出现在许多有关 民族事务的文章中。 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悲剧事件，打消了人们，甚至是那些偶 然观察中国的人，对中国民族同质性的误解。这清楚表明政府 与中国部分—当然不是全部—民族之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紧 张关系。这些事件，包括2008年在西藏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 以及此后几年间发生的一百多件自焚事件，都与1980年代末 的流血抗议、“文革”期间大量寺庙被毁和1959年的拉萨平叛 等事件一样，成为漫长而悲伤的回忆。近来又有其他证据表明 中国的确存在“民族问题”，如内蒙古部分地区偶尔会发生抗议 活动；但毫无疑问，2009年后在乌鲁木齐和全国其他城市，包 括北京，所发生的爆炸和袭击事件，均登上媒体的头条新闻。 几乎所有这些夺走了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生命的事件，都被归 咎于维吾尔族“恐怖分子”。他们的大本营，就是西方媒体现在 经常称为中国“难以驾驭”（或“难以管理”）的“远西”地区（Far West），即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Tarim Basin）中的绿洲小镇 和城市。
民族关系紧张问题
独立记者一般都被禁止在新疆和西藏工作，纸媒和网络媒 体在中国各地亦都受到严格监控。因此，我们几乎不可能核实 任何事件的具体细节，或了解有关人员的动机，使我们难以回 答这个令人遗憾的记录中所浮现出来的明显问题：究竟非汉族 人—主要是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人—为何而感到如此 不快呢？
中国民族关系紧张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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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而言，却 十分关键。不出所料的是，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问的是 谁。 对于大多数中国公民，包括几乎所有汉族人来说，他们的 回答会是，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人之所以不快，是因 为他们当中有一小撮“捣乱分子”制造了完全独立的假希望，并 提出脱离中国后可能带来的好处。那些抱有这种希望的人—或 者被认为抱有这种希望的人—使自己和国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 中。他们争取独立的梦想不单会注定在失望之中以失败告终， 还会因为威胁到国家的完整而受到打击。 大多数汉族居民还会进一步争辩说，只要藏族人、维吾尔 族人和蒙古族人仔细看看周围，就会意识到他们作为中国的一 部分是多么幸运。虽然历史使这些民族陷入了愚昧状态，但他 们最终摆脱了先前的悲惨境地。在过去几十年里，非汉族社会 结束了人类剥削的不公平现象、消除贫困、消灭疾病、延长寿 命、扩大教育，以及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令他们的整体生活 水平显著提高—全都是因为中共的关注和政府慷慨投入资源。 因此，这种观点指，非汉族人应该对这个国家深存感激。有些 人拒绝承认这种恩惠，反而大声抗议他们觉得所受的不公正待 遇—甚至以反对党和国家的名义进行暴力活动—在大多数普 通市民眼里，这都是大逆不道和不合情理的。 如果问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人同样的问题—你为 什么不快？—他们通常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事实上，大多数人 会承认，全靠他们的土地在历史上并入中国版图，生活才有了 实质性的改善。但是，他们会补充道，想想我们付出的代价。尽 管政府作出保证—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 亲口向我们的领导人作出的保证—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正 在消失，而我们亦未能按照个人意愿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虽然 我们生活在所谓的“自治”地区，但实际上，我们只有很小或者 根本没有权力管理地方事务。我们不能在学校里教授孩子们本 土语言，甚至不能保护我们的人民享有随自己喜好穿着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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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头发或给孩子改名字的权利。如果我们敢以任何形式表示不 满，就立刻会被贴上“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标签，被抓起 来，遭到恐吓和监禁。 一些维吾尔族人可能会继续指出，他们被当作二等公民对 待，即使在新疆也得不到同工同酬和平等就业的机会，被迫携 带特别的身份证件，以及受到美国人所说的种族定性问题的困 扰。许多人会说，如果你像我们一样生活在这里，你可能会得出 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内部殖民主义，9．11事 件后全世界的人都下意识对伊斯兰产生恐惧，营造出一种极端 化的仇恨，而这正是共产党声称要消除的仇恨。 这种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在少数民族与安全机 构之间（情况一直如此），而且—更令人担忧的—也是在少数 民族与汉族之间。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这样的现象还相对罕 见。 没有人，甚至没有政府，会假装问题不存在。有一些专门 的官僚机构在致力设法缓和局势，还有其他机构在努力控制 局势。无数出现在政治和学术期刊的文章都是从所有（允许 的）角度讨论问题，然而在大众媒体上，几乎不存在对这个问 题的公开讨论。一些勇敢的人，如作家王力雄和网志作者唯色 （Woeser）这对已婚夫妇，公开哀叹似乎在不断恶化的局势。 越发严厉的镇压、更严密的监视、不断下降的自由度和日益加 剧的惩罚，似乎在打压反抗政府的声音，导致民族关系的继 续恶化。这不仅会令文化走向衰落，还会让所有中国公民，无 论汉族还是非汉族人，的安全都陷入危机。他们建议结束他们 认为毫无希望的政府策略，实行更宽容的政策和高度自治。然 而，至少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政府有意向这个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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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视角
在几乎所有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个 棘手的问题。20世纪初，国民党认为非汉族人原本全都是“中 国人”，并期望他们最终能融入汉族文化。这种观点所带有的专 制态度，对国民党政权争取非汉族群体的支持，并没有什么好 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机会，拒绝实行“汉化”，并承诺给予非 汉族人更多的自治权，甚至一度提供了脱离中国的权利。尽管 这项规定在1949年后制定第一部宪法很久之前就已经被废除， 但该文件仍然包含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政 策。 假如毛泽东在长征期间没有得到非汉族人的支持，他的革 命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公开谴责国民党奉行“大汉主义”的负面 影响，强调要尊重非汉族人的尊严。这种更为宽容的立场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9年）被暂时搁置，但在1980年代又 被重新提出，而当时正值是对少数民族普遍采取相对自由政策 之际。到1990年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担心要求自治的呼 声愈来愈高，主要来自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区，所以决定收 紧大部分对少数民族的自由政策。2000年代初，随着跨国恐怖 主义组织，如基地组织（Al Qaeda）的出现，新疆的局势又变得 复杂起来。 随着21世纪国家继续一步步从帝国模式过渡至国家治理模 式，20世纪的解决办法似乎已经失效。中国边疆地区民族关系 紧张，无论对汉族人为主的中国政府，还是对非汉族人来说， 现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双方都以自己的角度回顾过去并看待 历史。中国共产党视苏联解体的宿命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 的事，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此归咎于苏联“错误”的民族政策，指 他们下放太多的权力予非俄罗斯的地方官员。藏族人、维吾尔 族人和蒙古族人—当中很少有人真正支持分裂—以美国、澳洲 和加拿大为例，担心自己会面对与这些国家的原居民相似的宿 命，即他们的生活方式已被消灭，而他们经过修饰、被掏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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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文化则保存在博物馆供游客参观。双方都不太愿意公开阐述这 些类比（在中国，“原居民”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禁忌），但我们不 难看到在日益紧张的僵局中激发双方的担忧。
民族关系紧张—两种解释 共产主义典范为汉族人和非汉族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 标，并培养了他们之间共同的公民意识。然而，随着时间过去， 中国共产党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欠中国边疆人民什么，就像许 多汉族人指责非汉族人未能意识到所有他们欠共产党的东西 一样。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欲望，还是“中国梦”，似乎都无法将两 者结合起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也没有太大希望。当我们思 考当前影响中国民族关系的种种弊病所产生的根本原因时，理 由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所以出现分裂，部分原因 在于在中共的领导下，开放了以前规模较小、自给自足的省级 经济体，并将强大的市场力量引入社会。自1979年，尤其是自 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项开放政策使愈来愈多汉族人来到边疆 生活，希望获得致富的机会，而当中许多机会都与1999年由政 府发起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相关。大量汉族移民—其中很 少有人愿意费神学习当地语言—来到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和蒙 古族人居住的城镇，意味着非汉族人在自己家乡的人数正逐渐 被汉族人超过。例如，在1949年，新疆人口中只有6%是汉族人， 而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38%。在西藏自治区，人口 仍然以藏族人占多数，但在以藏族人和蒙古族人为主的青海， 汉族人口已经由1982年不到40%上升至2010年的53%。 在乌鲁木齐和拉萨等城市产生的新财富，大部分都流向汉 族居民，而这正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观点。虽然他们指 出语言往往是汉族移民在当地就业的障碍，但他们同时亦批评 了当地在授予合同和招工时所固有的种族主义现象。这不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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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收入和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增加，而且意味着现在的不平等 现象与民族身份是密切相关的。这样的社会经济分层让许多非 汉族人意识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好处不成比例地流向汉族人。 当阶级和民族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大家都知道它们对社 会造成的风险。 对于当今中国民族关系紧张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解释是，汉 族人和非汉族人对现代中华民族的定位截然不同。简而言之， 大部分汉族人都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而非汉族群体 则大多认为自己首先是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蒙古族人、壮族 人、朝鲜族人等，其次才是“中国人”—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因此，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其根源就是要确保汉族 人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人—对大多数非汉族群体并无益处，而 且在涉及包容性的国家计划中，也无法取代共产主义。
解决办法是什么？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问题加剧，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不同 的解决办法。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马戎提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 建议，就是彻底消灭“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这个概 念，然后改称“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这包括在宪法 中删除有关“民族”的字眼，从个人身份证中删除民族身份，并 追循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模式，使每个人都可以在所谓的大熔 炉中自由地认定自己的身份。尽管马戎的提议受到了广泛关注， 但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担心，鉴于中国司法体系薄弱，少数族群 未能享有太多的法律保护。他们还指出，即使在美国，这种模 式也有短处。 另一个解决方法—正如前面所说，已经在进行—就是改变 人口分布，使非汉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变成少数。鉴于1.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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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非汉族人口中，只有大约10%（1200万）是属于抱有严重不满的 群体（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并非 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选择，尤其是如果再配合鼓励汉族定居男 人与非汉族当地妇女通婚的措施，正如一些官员最近建议般。 这种人口变化的最终（未说明的）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在事实上 消失。然而，事情可能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因为现在的数据 显示这些地区的汉族人口正逐渐下降。 最终，如果非汉族人认为正在推行的政策是在对他们进行 压迫、推进以汉族为中心的进程，以及在破坏当地语言、习俗、 宗教机构和生活方式的长期生命力，我们就难以想象如何能找 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只会变得更糟，直至有 一天政府不能控制冲突，或者再也没有藏族人、维吾尔族人或 蒙古族人来抗议。 另一方面，如果能够为人民提供充分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空 间，使他们能够自由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完整的中国公民，同时 又是藏族人、维吾尔族人或蒙古人，那么就可能会找到摆脱当 前困境的办法。实际上，权宜之计就是要找出一个办法，不但 令大部分中国人，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都能够接受，而且 还能保存中国非汉族人民的伟大文化，避免它永久消失。这样 的蓝图是存在的，而且已经写入中国宪法里。
5. 关于中国的舆论， 我们应了解什么？ 雷雅雯（Lei Ya-Wen）
中国因审查制度而臭名昭著—它一直被国际组织列为新 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少的国家之一，也是“互联网自由”的头号 “敌人”之一。不出所料的是，即使是对中国不太熟悉的人，也认 为中国的政治和公民生活是阴暗且令人窒息的。然而，与这种 普遍形象相反的是—尽管实际存在的政府压制—政治讨论、 争论和交锋实际上在中国非常普遍。此外，自2000年代中期以 来，公众舆论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偶尔间，一些有争议的事件， 或者说是中国人所说的“舆论事件”，就会突然发生，引起公众 的广泛关注和激烈的争论。例如，2003年，广州一名27岁的男 子孙志刚被警察错误拘留和殴打后，在拘留所内身亡。他的死 引发人们对政府的强烈批评，最终导致政府彻底修订违反宪 法的拘留条例。在这些舆论事件中，中国人民经常讨论社会问 题，要求中国政府做出回应，承担责任。因此，即使并不情愿， 政府现在也愈发将公众舆论视为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政治和 社会力量。公众舆论的出现使中国政府的回应变得更迅速，但 同时亦引发政府严厉打击那些助长舆论事件的人。 舆论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新”现 象？舆论事件是如何发生，又是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该怎样解 释为何公众舆论在国家审查和政治控制持续进行的情况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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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能以一种有影响力的政治现象崛起呢？中国政府，尤其是在习 近平的领导下，如何回应公众的舆论？ 一般来说，公众舆论在中国和美国的含义是非常不同的， 而认识到这点是十分重要的。在美国，公众舆论这个概念通常 被—尤其是被社会科学家和媒体机构—理解为是通过民意调 查收集到的个人意见的集合，在美国大选期间尤其重要。相比 之下，公众舆论在中国有更全面的理解，指的是公开表达的意 见或公开论述。舆论这一现象本身被认为更具推论性和交流性 质，中国人通过媒体、互联网和参与公众抗议来表达和分享他 们的观点。中国的学术机构、媒体和政府机构的确也会进行民 意调查，主要用作研究和制订政策。在中国，这样的民意调查 是不会引发有争议的事件，也不会像在美国那样构成重要的社 会或政治力量。 公众舆论在中国并不完全是新事物，但最近增多的舆论在 某些方面却是不同的。1980年代末，为回应中国经济改革相关 的问题，公众舆论在1980年代末开始变得愈发重要，但1989年 的天安门事件却中断了公众舆论的增长。天安门事件后经过十 年衰落，公众舆论在1998年左右开始再次增多，当时政府迫使 报纸转向商业化，使它们既处于国家控制之下，但也要依赖收 入生存。随着报纸愈来愈积极促进公众舆论的形成，中央政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开始承认并定期回应舆论。 1998年至2005年间，公众舆论被较安全地管控着，但随 着互联网的引入，公众舆论就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至少偶尔 能够摆脱政府的监控，制定公共议程。1998年以前，舆论的力 量和关注度则一般是随着大规模调动和集体行动而起伏，如 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但 中国人民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调动特别的资源来表达意见，好让 政府能够聆听他们的忧虑。 舆论事件的发展通常都有一定的轨迹。首先，大众媒体或 市民会在互联网上将该事件或议题曝光。然后，经过互联网论
关于中国的舆论，我们应了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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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坛、网志或微博、微信等主要渠道，这一事件或议题会被网民 （即互联网用户）讨论、解读和放大。这些讨论会接着引致大 众媒体更广泛的报道，使更多公众人士热烈讨论，最终形成一 个舆论事件。在整个过程中，有一系列人士，包括大众媒体机 构、主要互联网公司、市民（包括有法律冤屈的人）、网民、记 者、律师、非牟利机构、激进分子、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均参 与了设定公共议程和制造舆论事件。例如，在前述孙志刚事件 中，《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和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新浪的 编辑紧密合作，撰写了最初的报道。《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刚 发表，新浪便立刻在网上广泛传播，以提高该事件在全国的关 注度。公开曝光这件事引发网上论坛的热烈讨论，以及许多媒 体的后续报道。公众的关注和法律学者的参与，最终令政府决 定全面修订违反宪法的拘留条例。 引发有争议事件或舆论事件的议题会随着时间改变。1990 年代末，民族主义者的关切和情绪往往是原因所在，但时移世 易，国内问题和不公平事件开始显著出现。与法律相关的议题 —尤其是公民权利的保护、政府的非法行为和法律纠纷—成为 引发舆论事件最主要的原因。例如，对房屋拆迁、环境污染、食 品安全、政府腐败等问题的不满，特别容易引发公众的批评。 2003年至2014年间，约三分之一的舆论事件都与农民和工人有 关—这两个群体分别因失去土地和工作而处于特别“不利”或 弱势的地位。针对这些舆论事件，网民纷纷表示支持，并要求 政府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 人们通常认为威权国家只会压制民意。但是，中国政府在 进行压制和控制的同时，还有意无意地助长了舆论的发展。 1980年代，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从而引发一些严重问题，尤其是 贪腐问题。中国政府开始将公众舆论视为监督地方政府官员和 企业人士的重要工具。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将这些理念称作 “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法律监督”是指依法监督政府和市 场人士，而“舆论监督”是指通过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赋予民众 和媒体监督政府和市场人士的权力。赵紫阳认为这样的监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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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够帮助中共“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赵紫阳的作风被指过于宽松，故他一直 被软禁直至死亡。然而，尤关重要的是，中共并没有否定他的 监督理念。实际上，中共领导人想要做出民主姿态之时，仍然 会提到“舆论监督”的概念。 我们需要在这里澄清两点。第一，国家在积极鼓励舆论形 成的同时，也在寻求有节制的舆论—一种由中国政府控制和引 导的舆论。第二，正如人们所料，政府的言论往往都是超乎现 实的。中央政府可能承认公众舆论，但基于自己的政治或经济 原因，地方和中央各级官员和政府机关仍然试图审查或压制舆 论。 我们可以说政府无意中促成的公众舆论是最重要的。中央 政府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政策，无意中助长了舆论的增长，使之 愈来愈难以控制。为了实现更广泛的中国现代化，政府引入正 式的法律体系、商业媒体和互联网作为政策的一部分。与此同 时，政府又试图控制这些能够赋予公民权力和破坏政治权威的 工具，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但是，政府发起的各种进 程一旦开展，就都很快摆脱了其控制。 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需要有见识和守法的公民，来参与市 场经济，以及监察地方官员和市场人士。政府通过媒体来宣传 法律知识和有关权利的概念。这一进程不但增强了社会各界人 士对法律和权利的认识，还为能干的律师和法律学者—当中许 多人更加重视维护公民权利和公众利益—提供了重要机会。与 此同时，政府迫使媒体依赖市场力量则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业， 使愈来愈多记者把自己当作市民的代言人。政府首度允许新闻 工作者在法律界建立人脉和合作关系—表面上是为了确保法 律的传播，令记者和法律专业人士开始以新的方式合作。只要 双方合作，他们能够一起利用目前国家分裂的现象，绕过某些 形式的审查，撰写具批评性新闻报道，务求揭露社会问题并要 求政府承担责任。随着重要记者和法律专业人员成为舆论领
关于中国的舆论，我们应了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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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袖，他们的批评会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影响到普通市民。中国网 民也形成了自己一套能够引起争议的做法。宣泄和对抗不公 平待遇，以及建立社群意识，是1990–2000年代网民活动最主 要的部分。如前所述，从法律和权利的角度讨论问题和不公待 遇，是引发舆论事件的最常见方式之一。 中国政府对这些发展有何回应？与习近平相似，以前中共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之下亦同样尝试控制舆论，但胡温采取 了一个相对较为开放和积极回应的方式。相比之下，习近平政 权更坚决将公众舆论的问题连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问题 上，以证明采取愈趋强硬的措施是正确做法。中央政府利用法 律和科技加强审查和监控，并一直致力将具争议性的做法合法 化以及对不合意的行为加以惩罚，例如将定义含糊的“寻衅滋 事”活动定为犯罪。此外，政府还推动大数据科学和云计算的 运用，以帮助加强社会控制。中国政府还广泛利用不同方法， 务求打击那些引起舆论事件的关键人物—舆论领袖、“弱势群 体”、维护公民权利和公众利益的律师、记者和激进分子。与此 同时，政府加强对媒体、非牟利机构和互联网公司的控制，并 坚持要维护中国的网络主权。 中国政府为遏制公众舆论作出的努力，出现了令其喜忧参 半的结果。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由律师、记者、激进 分子和舆论领袖组成的关键社会网络，而这正是促成之前全国 性舆论事件的网络。政府以打击这种网络为目标，大大削弱了 制造同类舆论事件的人力。尽管某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法律专 业人士和传媒人以及知识分子强烈批评政府打压措施，但他们 还未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对抗政府日益加剧的监控。另一方面， 政府的压制并没有完全遏止批评的声音和社会动员。人们可以 利用中共党内的分歧，为媒体发声和挑战审查制度创造机会。 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尚未成为打击目标，所以他们 仍有能力团结起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中国的弱势群体来 说，前景似乎不太乐观。如果没有同样被打压的律师、非牟利 机构人士和记者的帮助，这些群体将难以动员公众支持。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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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没有其他渠道让他们表达意见和获得支援，中国的“弱势群体” 可能会为他们遭受过的不公待遇做出更加极端和激进的行动， 从而威胁到社会稳定—而这正是习近平政权想要强化的。不 过，如果有关社会问题的讨论大大减少，公众舆论就可能转而 用于表达民族主义的情绪。
6. 长寿对中国领导层 意味着什么？ 郭旭光（Arunabh Ghosh）
很多人认为，2017年秋季召开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可能标志着中国精英领导层结构的历史性转变。自1989年夏 季的事件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使权力能够平稳顺 利地从现任领导人移交到下任领导人手上。这一制度在2003年 被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称为“韧性专制”，其特 点包括限制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任期为最多两个五年，并实行扩 大的集体领导机制。如今，这一制度似乎受到威胁。有人担心， 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打破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规 则，试图在2022年，也就是他第二个五年任期结束后，继续连 任或者至少在精英政治中保持其影响力。 习近平寻求如此持久的影响力并不奇怪。虽然他的前任、 2002年至2012年担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政坛的影响力和 势头已逐渐减弱，但习近平的“政治恩公”江泽民和改革时期 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卸任正式职务后，仍然继续行 使权力和影响力。实际上，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在2012年秋季升 任国家主席，就是全靠八十多岁的江泽民具影响力的注视和认 可。虽然江泽民早已退休，亦不再正式活跃于政坛，但他在政 坛仍然有重要的影响力，从2002年和2012年他的几个门生都 获升任为政治局常委，就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江泽民的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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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邓小平在1980年代末正式从政坛退下来后，发挥了更为深远 的影响。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邓小平在1987年11月卸任了除中 央军委主席以外的所有职务。然而，两年后的1989年6月，正是 在他的批准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驱散示威人 士。同样，在他1992年的南巡中，他再次强调支持改革的经济 议程，重新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老一辈的政治家在没有正式 担任政府职务的情况下，继续发挥其影响力，而江泽民和邓小 平都只是这一广泛现象中最重要的例子。 习近平是要颠覆现有的领导人接班制度，选择效仿江泽民 和邓小平，还是干脆退居二线，仍然有待观察。但是，从比较历 史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要关注领导人掌权时的年龄，而且也 要考虑他们的寿命。在有些政治体制中，长寿可能并不是那么 重要，比如领导人在达到任期限制时通常就会退出政治职务的 总统制（如美国），或者在议会制可以将任期的重担迅速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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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按出生年代划分的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
出生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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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预料的方向转移（想想英国、印度和世界上众多国家的联合 政治）。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实施了任期限制，但卸任的 领导人实际上仍然对后世具有决定性和直接的影响，意味着他 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美国、英国或印度等地的领导人。对历史 学家来说，这也引起了一个有趣的比较问题：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是否比外国元首更长命？ 《纽约时报》2012年收集的有关前任和现任政治局常委， 以及“八元老”（毛泽东的亲信，他们可能并未担任过常委，但 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一直影响深远和贡献良多）的数据，在过去 六十多年里，有61人曾在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行使权力和影响 力。截至2012年，这些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为79岁，中位年龄为 78岁。 实际上，如图6.1所示，1880年代至1930年代出生的中国最 高领导人的平均寿命是84–89岁。那些1890年代出生的领导 人的平均寿命较低，至少有部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所进行的政治清洗，令许多最高领导人受到影响。1930 年代出生的八位领导人中，有六位在2012年时仍然健在，因此 人们可以预计，领导人的平均寿命还会随着时间上升。1940年 代出生的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为67岁，包括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和 大部分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国领导人拥有平均79岁的寿命已经 算是很长，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年轻一代的情况，平均寿命甚至 会更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至今依然健在。实际上，如果把1940 年以后出生的14位领导人排除在外，我们得到的数字会是82 岁。 中国领导人的寿命如果与前苏联、美国和印度的领导人相 比，情况会怎样？从1870年代到1930年代，每个年代出生的领 导人的整体平均寿命，在中国最高，为82岁，而印度则为80岁， 稍逊一筹。虽然印度和中国一般男性或女性的平均寿命一直比 美国人和前苏联人要短，而且还将继续如此，但他们的领导人 并不是如此。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两国都有若干领导人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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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激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受过巨大的磨难（如被关押、绝 食、长征和战争等）。美国领导人的平均寿命为79岁，而前苏联 领导人的平均寿命则为71岁。相较之下，前苏联领导人的平均 寿命更低是因为与中国一样，有大批领导人在1930年代遭到政 治清洗。 在这四个国家中，领导人的寿命似乎都与国民的平均预期 寿命没有直接关系。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人和中国 人的平均预期寿命都低于60岁。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1960年，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是42岁和43岁。 这两个数字在过去50年中稳步上升，今天已是分别接近66岁和 75岁。美国人和苏联人在1960年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约70岁。虽 然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一直稳步增长，目前已达接近80岁， 但俄罗斯的数字却维持不变。当观察的是国家领导人这样一个 特殊群体时，预期寿命无论如何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国家领导 人通常享有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然而，国家领导人往往比他 们所统治的人民活得更长，似乎的确是事实。 中国的离群值有多大？在这四个国家中，活到50岁、60岁 和70岁以上的领导人比例大致相似；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年 龄段里，有趣的情况便开始出现。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每个国 家活过80岁的领导人所占比例都低很多。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小 小的优势，些微领先美国和印度。当我们看90岁以上的年龄段 时，差距就会扩大。中国远胜一筹：有近五分之一的中国领导人 活到90岁以上。相比之下，只有七分之一的美国领导人、九分之 一的印度领导人，以及十分之一的苏联领导人，活过90岁。 如果只看1940年以前出生的领导人（将目前这批较年轻的 领导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看到194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领导 人中，有超过一半（63.8%）活到80岁以上。这几乎比排在第二 位的美国高出10%，而印度和苏联的领导人都没有超过50%。而 在90岁以上这个年龄段，差距就更大了。在中国，有近四分之一 （23.4%）的领导人活到90岁以上，相比之下，美国、印度和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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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分别只有略低于六分之一、八分之一和不到十分之一的领导 人能活过90岁。 中国领导人的确比美国、印度和前苏联的领导人活得更 长。换句话说，国家领导人在一个视他们长寿为相当重要的国 家—中国—活得更长。 中国领导人的长寿有许多意义。在中国内部，我们可以从 领导风格的延续和对特定年轻领导人的指导中感受到领导人 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和政策承诺往往可 以比其他国家持续更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领导人在 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协商时，能够从长远观点分析。长寿还会影 响到共产党内部派系界限的加强，以及跨越几代人和各级政府 所建立的忠诚。在缺乏若干强势的高层领导人的情况下，若中 国有一个得到长寿的领导人支持的派系持续存在，就能有效地 阻碍国家最高层人士的争辩和讨论。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长寿还影响到领导人对于掌握市民的 倾向和作出有效回应的程度。尽管中国不再是十年前那样年 轻的国家，但它仍然比大多发达国家要年轻。大约70%的中国 人年龄在50岁及以下，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在15岁以下。在整个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青少年是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无论是 1910和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是1970和1980 年代的民主墙运动和天安门广场运动，青少年都是最踊跃推动 改革的一群。年纪愈来愈大的领导人则一直在起阻挠作用。自 改革时代以来，持续的承诺和惊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压 倒了改革人士的热情。但有迹象表明，过去十五年接近两位数 的GDP增长将不会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年迈领导人的展望与 相对强硬的政策议程联系在一起，与为之服务的市民愈来愈脱 节，使市民对政治或社会稳定不会抱有太大的信心。 今年较早前，黎安友指出：“几十年来，中国最近才有能力 更新和提升其政治领导层，这在威权体制中是独一无二的。”然 而，如果人们对习近平的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么中国似乎 确实在恢复某种威权“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层领导人 往往更长寿这一事实，不仅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前 景具有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未来。
7. 中国共产党能吸取中国皇帝 的教训吗？ 王裕华（Wang Yuhua）
1912年，在毛泽东19岁的时候，他的中学老师给了他一本 书，之后成为他的终生所爱。他在长征期间、延安窑洞里和乘 火车到中国各地巡视时也读它。在他的床头柜上，总能看到这 本书，让他可以在睡前阅读。毛泽东告诉大家他已经将此书读 了17遍，而且他经常在与共产党的官员谈话时提到它。 这本书就是《资治通鉴》，由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政治 家司马光主编，于1084年发行。这是一本300万字的编年体史 书，共有294卷，讲述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中国历 史。时任皇帝要司马光编写此书，是为了考究以前历代皇帝的 得失，以便将来的皇帝能从中吸取教训，避免自己犯错误，从而 成为更好的统治者。 毛泽东为何如此迷恋这本于将近1000年前编写的书呢？毛 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已与古老的过去大为不同：经济上实现 迅速工业化，国家被赋予更复杂的职能，而且随着西方国家和 日本的崛起，中国已不再是世界中心的“中央王国”。然而，毛泽 东面临的核心挑战却与中国皇帝非常相似：如何维护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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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今天的中国与它古老的过去更是不同。传统的农业社会已 逐渐瓦解，现在住在城市里的人比住在农村的人还要多。中国 曾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帝国，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 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在中国古代曾经备受鄙视的富商， 现在可以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受到公众的崇拜。然而，中共的 高层官员仍在不停地问自己：如何维护政权？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纵观全世界，自1972年以来，已 有67个独裁政权倒台了，其中包括众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军政 府、非洲的个人独裁者以及苏联的共产党政权。阿拉伯之春 期间，一些在位最持久的独裁统治者，包括利比亚的卡扎菲 （Gaddafi）和埃及的穆巴拉克（Mubarak），都被推翻，然后 被杀或被关进监狱。美国政治学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自由民主的兴起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 式。 在席卷全球的政权更替“浪潮”中，中国共产党怎样生存下 来？其他共产党政权的经验并无太多裨益。古巴和朝鲜自建国 以来就一直分别由卡斯特罗和金氏两个家族统治，而越南和老 挝则试图追循中国的步伐，以市场经济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也许可以效仿毛泽东的智慧，以史为鉴。从秦朝 （公元前221–前207年）到清朝（1644–1911年），中国已被49 个朝代的282位皇帝统治过。这些古代统治者和政权的兴衰， 可能会告诉中国共产党，要维护政权，需要做些什么。 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的关键教训是什么？幸运的是， 我们不需要看《资治通鉴》十七次来吸取这些教训。借助数字 化的资料和现代统计技术，我们现在可以有系统地研究这些历 史统治者的兴衰背后的规律。 通过分析由各种历史和传记资料编制而成、有关朝代和皇 帝的数据集，我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四个关键教训。 教训一：没有任何朝代能够永远统治下去。中国的49个
中国共产党能吸取中国皇帝的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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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中，各个朝代平均统治七十年，从统治不到一年的桓楚 （403–404年）到统治中国289年的唐朝（618–907年），变化 极大。假设中国共产党在2019年依然执政，它也将达到70年的 平均水平。 教训二：精英叛乱是王朝覆灭的最主要原因。大多数王朝 不是被外敌或民众推翻的，而是被旧政权一部分的政治精英 所推翻。例如，汉朝（公元前206–公元9年）的开国皇帝刘邦， 在参加反秦起义前，在他的家乡沛县担任亭长一职。除了刘邦 之外，另一支由两个农民带领的起义部队根本未能进攻到首 都。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其开 国皇帝李渊是前朝隋政府的地方军政长官。隋朝末年，由农民 领导的众多起义军不是被隋朝军队打败，就是被李渊消灭。就 连1911年结束中国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也是由一群精英领导 的，其中许多人是清政府的地方军事领导人，而不是农民。农民 领袖，如汉末的张角、明末的李自成和晚清的洪秀全等，虽然 在民间传说中享有盛誉，却从未夺取过皇位。统计分析揭示了 同样的规律：对中国各种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既不是游牧民 族，也不是平民百姓，而一直都是政治精英。精英们有更多的 资源和知识来动员群众，而且他们也更熟悉政治体系是如何运 作的。他们还知道军营、军械库、粮仓、政府文档、地图和财宝 的位置。尽管对于从未进过城的造反农民来说，都城就像是个 迷宫，但政治精英却能轻而找到通往皇帝寝宫的道路。刘邦的 主要谋士之一萧何，曾经担任沛县县吏，在刘邦大军攻入都城 后，立刻就设法攫取秦宫里面的所有地图。 教训三：只有半数的皇帝以正常方式结束统治。表7.1显示 了282位中国皇帝的下场。虽然有一半的皇帝是寿终正寝的，但 另一半则全都是以非自然方式结束统治。非自然的结束统治方 式中，约有一半是被精英废黜（谋杀、推翻、被迫退位或被迫 自杀）。其次就是在内战中死亡或被废，只有极少数的皇帝（七 位）是在对外战争中被废黜或死亡。造成统治者下台的原因与 王朝崩溃的原因相似：最大的威胁来自政权内部，而不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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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或外国。 教训四：指定了能干且忠诚的继承人的皇帝会活得更长。 282位中国皇帝中，有130位（46%）指定了继位的储君，超过一 半的皇帝在其在位的前五年就这样做了。由于中国古代的皇室 婚姻没有宗教限制，皇帝可以从大量男性后嗣中选择继承人， 因此被选中的儿子通常是最有能力，而不是最年长的。我的统
表7.1 中国皇帝的结束统治情况（公元前221–1911年） 原因 结束统治方式 人数 百分比 健康 自然死亡 152 53.9 政治精英 被政治精英谋杀 34 12.06 被政治精英废黜 24 8.51 被政治精英強迫退位 17 6.03 被政治精英强迫自杀 1 0.35 小计 76 26.95 内战 在内战中被废黜 20 7.09 在内战中死亡 10 3.55 在内部威胁下被迫退位 1 0.35 在内战中自杀 1 0.35 小计 32 11.34 对外战争 在对外战争中自杀 4 1.42 在外部威胁下被迫退位 3 1.06 小计 7 2.48 家庭 被儿子谋杀 5 1.77 被妃嫔谋杀 1 0.35 小计 6 2.12 其他 服用长生不老药而中毒 4 1.42 自愿退位 4 1.42 意外事故 1 0.35 小计 9 3.19 总计 282 100
中国共产党能吸取中国皇帝的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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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显示，指定了继承人的皇帝被废黜的可能性比没有指定 继承人的皇帝低64%。 那些没有指定储君的皇帝，不是没有儿子，就是要依循其 他继承规则。例如，蒙古人依循幼子继承制（按照王族成员资 历的原则）和选举来选择新的领袖—大汗。结果，蒙古皇帝中 只有33.33%是其前任的儿子，而蒙古皇帝的平均在位时间是 10.8年，远短于下一个朝代明朝的汉族皇帝的17.8年。 为什么指定继承人对皇帝有益？正如经济学家杜洛克 （Gordon Tullock）所言，任命继任人的好处在于，政治精英 可以开始规划自己的策略，并认定他们在继任者的统治下，会 比在当前独裁者的统治下，度过更长的人生。然而，任命继承人 也有风险。正如杜洛克所指，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面临的基 本问题是，如果他正式指定了一名继任人，就会令继任人产生 弑君的强烈动机，但同时又有合理的保障，使继任人可以逍遥 法外。这通常被称为“储君问题”，而毛泽东在他指定的接班人 林彪试图炸毁他的火车时，就受到沉重的教训。因此，杜洛克 认为，世袭继承可以在统治者在位期间和以后时间里提供政权 稳定性，因为儿子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等待父亲去世。 这四个教训当然不是我们从中国丰富的历史记载中能够吸 取的仅有教益。它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治理自 然灾害、如何纾缓贫困，以及如何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 它们却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见解，有助解答如何维护政权的问 题。 首先，政权持久性面临的最大挑战既不是外敌，也不是民 众，而是政权内部的精英。政治精英既有知识又有资源来组织 反对统治者的政变。甚至在所谓的群众起义中，精英们也常常 在动员群众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似乎并没有充分 认识到这一历史规律。在对外国影响和群众抗议活动心存猜疑 的同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权目前却总想着实行反贪腐运 动，令一众政治精英躁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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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其次，继承问题极为重要。尽管现代的独裁者很难将自己 的统治权传给儿子（朝鲜的金氏家族例外），但对现任领导人 来说，选择一个既忠诚（这样他就能够耐心等待）又有能力（这 样才能争取政治精英的支持）的继任者，仍是至关重要的。 1970年代中国政坛之所以经历动荡，就是因为毛泽东选择了一 位不忠诚的接班人（林彪），以及其后一位无能的接班人（华国 锋）。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非常谨慎地处理了继承问题。邓 小平被认为选择了他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和隔代接班人胡锦 涛，而江泽民似乎在选择习近平方面也发挥了作用。我们目前 尚不清楚谁将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他对继任问题的处理，将 是中国未来十至十五年的政治面貌的有效指标。 毛泽东在他73岁生日那天，召集了一些最亲密的盟友会面， 告诉他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没有一个可以接班儿 子，在继承问题上举步维艰，但他显然通过研读《资治通鉴》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身边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中国共产党也 吸取了同样的教训吗？
国际关系第 二 部分
8. 中国会领导亚洲吗？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变革。1970年代，这个国家非常贫穷，在工业、科 技、教育和农业的产量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是亚洲的部 分地区。今天，它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汽车、轮船、电脑和手机生产商。据报道，中国现在 的亿万富翁比美国还要多。 这个孜孜不倦的、正在形成的超级大国，引起了邻国和现有 的全球超级大国美国对其崛起目的的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美国来说，担忧的是失去经济优势和国际主导地位。特朗普 （Donald Trump）总统的当选显示了，愈来愈多美国人担心工 作机会转移到海外，令他们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失去经济优 势。中国经常被列为全球经济正在进行的调整中的主要受益 者，尽管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比美国更快，因此吸引到 比美国更多的投资。 就影响力和实力而言，美国人也对世界在向多极化转变感 到不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在世界上占据主导 地位。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优势地位似乎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稳固。但是，在2000年代，经历伊拉克战争、阿富 汗战争和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突然变成了一个不那么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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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超级大国。许多事件的发生，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叙利亚内 战，再到新的恐怖组织的建立，美国似乎都没有介入其中，以防 止不可接受的后果。与此同时，中国对东亚邻国的政策愈来愈 强硬，在全球事务中与美国合作的意愿也愈来愈少。到2010年 代后期，美国似乎已不再像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1998年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而 只是世界强国中的一个大国。 如果这种全球多极化的趋势继续下去，最直接受影响的将 会是东亚地区。中国的崛起就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但其他国 家也变得更加专注于维护其领导人眼中的国家利益。日本决心 对抗其更大的邻国中国，并拒绝屈服于中国的海洋领土要求。 愈来愈多韩国人认为中国是朝韩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南亚和东 南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同样专注于维护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 如果人们全都确立了一种美国在该地区实行紧缩政策的印象， 这样的态度对亚洲所有国家在设定未来道路方面将变得更具 影响力。 因此，中国新获得的重要性将显现出来的世界，与美国霸 权时代中国领导人所习惯的世界相比，可能要复杂得多。很有 可能，他们将被要求比仅仅五年前更快地为世界问题提供解决 方案。如果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参与，或在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 方面的规范迅速下降，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更快感受到领导 的重担。上个世纪前半叶，世界多极化的发展都是不愉快的经 历，导致了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经济大萧条。为了避免21世纪 再出现同样情况，中国的作用将会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在全球事务上，中国是否具备领 导能力？目前的迹象并不令人鼓舞。就像东亚其他国家乃至全 世界一样，中国变得更着重自己的利益和民族主义。从2010年 至2015年期间，中国在地区外交政策方面吸取了教训，主要就 是如何树敌和疏远潜在的朋友。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领土争 端，削弱了中日关系之间长达三十年的缓和进程，而这一进程 原本对两国都是有益的。调查显示，今天只有9%的日本人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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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抱有好感。面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包括其核武器和导弹计 划、对延坪岛（Yeonpyeong Island）的攻击、韩国军舰"天安号" （Cheonan）的沉没事件（均发生于2010年），以及跨越两韩边 境非军事区的多次袭击行动—中国的微弱的反应使许多韩国 人相信，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让他们的国家保持分裂和羸弱。也 有人认为，长远而言，北京的目的可能是将朝鲜合并为中国的 一部分，永远结束韩国人希望实现朝韩统一的梦想。 再往南边的地方看，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尽管中国与东南 亚的关系近三十年来一直在稳步改善，但最近围绕南海主权的 争执却破坏了两方之间的关系。结果导致中国的南方邻国愈来 愈怀疑北京想要主导和控制它们，同时通过经济影响力和军事 实力强制解决地区问题。中国仍在争议海域建设的七座新人工 岛，就是在向邻国发出信号，即北京不愿接受多边谈判或国际 法院的裁决。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现在如此强大，能够成功迫使邻 国接受它对领土问题和其他冲突的首选解决方案。任何国家都 无法反对，特别是如果美国减少参与该地区的事项。此外，几 乎所有该地区的国家都非常有兴趣与中国有经济合作。毫无疑 问，东亚地区的领导人都希望通过拉近与中国的距离，来测试 这个大邻国真正的合作能力。但是，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应对 自己的人民。不仅是绝大多数日本人害怕中国所带来的影响， 就连越南和菲律宾的民众几乎都与日本人一样害怕中国。但 是，碍于经济原因，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均希望与北京当局进 行更密切的合作。今天的情况与18世纪时已相去甚远，那时候 中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开始减削弱。当时中国广受钦慕，大部分 其他国家还没有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现在的中国已令人 生畏，而大众民族主义在其他地方，也像在中国一样，都成为 强大的因素。 还有人认为，随着实力增长，中国将改变其国际行为。毕 竟，美国在19世纪影响力大增之时，也开始到处耀武扬威，无 论对邻国还是对更远的国家来说，都是件令人头痛之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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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而，当美国在20世纪后期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影响力达到巅峰 时，其行事方式变得更为合作（或至少是更融合）了。为什么我 们不能指望中国也会依照这一模式呢？ 尽管中国有可能走上与美国类似的道路，但可能性不大，至 少在短期内不会。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国需要时间才能融入国际 社会，也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政权统治强调挑衅性、利己主义和 狭隘民族主义。中国缺乏像美国和许多亚洲国家那样的政治自 我调整机制。除非中国改善国内治理，建立更符合合作原则的 领导层，否则不太可能改善其在国际间担当的角色。实际上，它 可能会像美国一样，看到自己为地区和世界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的能力在下降。尽管中国现任领导人无疑有能力为自己的利益 讨价还价和达成协议，但他们能否同时照顾到地区内其他国家 的利益，从而达成更长期的妥协，还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整体而言，中国目前的政策更有可能导致地区冲突， 而不是实现其霸权。今天的日本和越南与美国的邻国墨西哥和 加拿大非常不同，后两者在19世纪是弱国，抵抗美国侵略的能 力有限。而在21世纪，中国的邻国在面临压力和威胁的情况下， 仍然有着相当明确的自身利益和追求利益的能力，有时甚至能 联合起来追求利益。如果美国的影响力维持在今天我们看到的 水平，其他亚洲国家无疑会拥有更强势的地位。但是，即使美 国的影响力减弱，中国也不可能通过目前其采用的政治或经济 手段取得地区主导地位。 因此，中国在亚洲取得领导地位的进展将较为缓慢。除非 中国因为未解决的紧张局势造成严重的国内动乱，从而阻碍其 发展，否则中国将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国家。但是，要获得地区 优势，就必须以一种比中国今天更具合作性和融洽的方式与邻 国打交道。这种政策上的改变在将来肯定是可行的。中国的学 者和官员现在正在讨论这些问题，至少在高层领导人听不见的 时候。另一个坚守着共同价值观而非自身核心利益的中国，可 能正在形成。这样一个中国，对该地区和世界来说的确是不可 或缺的。不过，大家千万不要指望这件事会很快发生。
9. 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 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
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国防预算第二大国。 1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导弹部队、世界上最大的海岸警 卫队，以及几乎是世界上唯一肩负起推进主权主张任务的海上 民兵。中国还拥有世界第二大蓝水海军，即使还没有成为世界 第二军事强国，也已接近达到这一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 功于现代历史上最大、最快的中国造船业扩张。因此，观察家 自然会问：中国的军事力量到底有多强大？和其他国家相比， 特别是美国—毋庸置疑是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 —包括在你希望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冲突情形下，中国会是怎 样？然而说到这一点，和平时期的观念能否仍然影响到地缘政 治的计算，从而影响到地区和全球秩序呢？ 然而，全面的净评估需要综合复杂和多元战争行动内的所 有要素，包括公开资料中得不到的信息。将中国军队与美国（或 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进行直接比较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它 们各自的部队结构差异很大，而且双方的目标和任务也大相迳 庭。同样，双向分析必不可少。中国显然正在扩大其武器系统， 目标是瞄准美国及其在盟国的地区基地、平台和系统。但是，
1. 本文的分析完全来自公开资料，可以在费正清研究中心网站上的建议阅读网站里找到：http:// Fairbank.fas.harvard.edu/china-questions/。分析只反映作者个人的观点，绝不代表美国海军 或美国政府任何其他部门的估计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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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这丝毫不能说明被瞄准的部队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也没有说 明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成功瞄准中国。因此，本文既考虑到影 响相关局势的最关键动力，尤其是对中国自身的影响，也考虑 了美国政府最新发布的非机密报告所作出的权威判断。
关键动态 要了解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和武力情况，需要考虑到中国 的三个主要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准军事组织 武装警察部队（PAP）和民兵。美国因结合资源、创新、分权治 理、和平邻国、海洋通道和没有主权争端等令人羡慕之特质而 独树一帜。透过明确界定军事力量，这些因素能有助实施广泛 的外部安全政策和行动。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更多的地域限 制、连续性、复杂性和争议性。虽然解放军主要用于参与远离 中国国土的作战行动，但中国的精锐海上民兵部队亦有参与在 北京当局宣称拥有主权的区域和水域的主权提升行动，而武装 警察部队则负责维护中国国内和边境安全。 中国的武装力量，以及规管其建设和运用的国防政策，都 是由北京当局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利益等级所决定的。在巩固 政治、国内和（绝大部分的）边境安全之后，至少就目前而言， 中国共产党正在将国家安全重点集中在对外安全方面，逐步削 弱中国大陆以外的"军事力量涟漪"（ripples of capability）。 现在，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多年里，最可能出现紧张局势的区域 是近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中国所有悬而未决的岛屿和海 洋主权争议都集中在这些海域。 为此，北京当局在建立其武装力量时，以打击美国及其地 区盟友和安全伙伴的武装弱点为目标，希望大幅提高它们在干 预中国主权争议时面临的风险。中国这样做有部分是为了强调 陆基反导拦截系统的建设。这些系统比防御系统成本低廉得 多，也更容易建造和使用，为解放军传统的"以陆制海"观念带
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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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
来新思维。北京当局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使其"核心"安 全利益得到尊重。这一目标也许要通过成为东亚主要军事强国 才能实现。 中国从两方面来追求这一目标：（1）在高端方面，首先通过 展示中国的军事力量（最好不要使用致命的武力），并以未来 可能要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来阻吓美国及其盟国，务求阻止外 国的军事干预；（2）在低端方面，主要利用海岸警卫队和海上 民兵，对对手采用"灰色地带"威胁，以在战争门槛以下取得渐 进式进展。为了增强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景，国家主席兼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雄心勃勃的改革， 以加强其发动现代战争的能力，同时提高中国另外两支武装力 量。
估算和预测 美国政府出版的刊物采用了全面、可靠、经过仔细审核的 数据和分析。这些数据和分析大多要在政府发布一段很长时 间后，才能被外部观察家所知。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知道政府 刊物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均符合真实情况，故证明了其价值。 相较之下，与美国政府有关的智库及分析师发表的报告，并不 具有明确的权威性，但却提供了更多样和具体的见解。除此之 外，还有中国政府和一些公开资料来源，它们很少提供详细的 净评估，但为审视问题提供了有用的背景资料。 这些消息来源共同得出的结论是：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 军已大大增强其军事能力，以支持北京当局有关近海的军事行 动，但这些能力在这一范围以外却在急剧下降。考虑到中国的 重点项目和能力，美国政府和相关消息来源通常分析的两个主 要有关近海的意外事件，均涉及台湾和中国在南海南沙群岛的 领土争议。评估普遍认为，在未来15年左右，美军将保持在持 久战中战胜解放军的能力，但解放军可能暂时在特定海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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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空域取得优势，而美军要取得胜利将会付出比几年前更高的代 价。 台湾局势仍然是解放军主导的高端规划因素。外界普遍认 为，中国有能力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台湾控制的近海 岛屿，或者对台湾本土发动导弹攻击。然而，这样的行动在政 治上几乎肯定会适得其反。如果遭到华盛顿的强力反对，更精 密的封锁很可能会失败，所以美国的干预成为决定性因素。鉴 于解放军兵力结构的限制和台湾强大的自然防御能力，以海陆 两方位直接入侵台湾的主要岛屿仍然是不切实际的。 对中国军队来说，南海的环境较为宽松。这里危及到的， 不是一个由2350万北京当局声称是中国同胞组成的复杂社会， 而是一些居住着极少数原住民的偏远岛屿，以及海边的稀有礁 石。鉴于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邻国均相对弱小，中国的海警和 海上自卫队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灰色地带"行动，成效显著。 至于潜在的大规模战斗行动，如果美国没有参与其中，解放军 可能会战胜敌对军队。但是，若美军干预，例如在与中国的危 机或冲突中支持其盟友菲律宾，那么双方的作战行动都可能面 临重大挑战。解放军将难以在防守极其薄弱的南沙群岛部署充 足的兵力，并为他们提供补给。但是，假如它能够成功集结充 足的兵力，并具备某些出人意料的手段，那么它可能会令美国 面对毫无吸引力的选择。 在更远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受到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的刺 激，正如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提议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影响力沿着以前的陆上丝绸之路延伸到欧洲，以及沿着海上 丝绸之路延伸至沿岸各国）所概括的，中国正在编制一个实质 性、有影响力但不那么密集的外部力量。这些举措使中国能够 采取有选择性的突击行动，以保护中国公民和海外资产，包括 从利比亚和也门撤离，以及在亚丁湾进行反海盗护航行动。最 后，加上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日渐增多，中国也以 许多可喜的事例，为国际安全作出愈来愈大的贡献。中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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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之能够逐渐在海上投入更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包括实施 航空母舰行动和加强对海外设施的利用，这有部分可能要通过 在吉布提（Djibouti）以外地区，开设更多军事基地，为海军提 供支援。
影响 上述动力将决定中国军队在可预见的将来的能力。地理因 素仍将会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从一定的距离"来看待中国的 国家安全前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大国。 在接近其国土的情况下，只要中共在国内保持有利条件，相较 于与其有主权争议的周边海域，它将保持并很有可能建立起强 大的协同效应和优势。然而，尽管中国武装力量整体上取得进 步，但指导和支持军队的中共党国政府可能会面临重大的经济 下行风险，国家实力的所有要素的增长速度整体放缓，同时来 自内部的挑战也亦会不断增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结果会 导致北京面临比1970年代末以来各个时期—可能只有1989年 的国内动荡除外—更为复杂的国家安全权衡和政策选择。鉴于 与尚未解决的主权主张相关的国家陈述和优先次序可能会继 续存在，外部安全争论和政策调整可能会缓和针对长远实力预 测的一些要求更高的高端作战能力计划。 在更远的地方，中国的军事进程旨在提高与其他强力军队 对抗的实力，以超越当前和非传统安全行动的新兴基本能力， 而它将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在军事上与一些西方老牌 军事强国的日趋相同，令其面临成本不断上升、回报不断下降 的相同局面，而这正是那些曾经深受其害的西方国家军队在面 临国家要务和不断演变的竞争对手之时，为竭力维持其相应的 地位而出现的问题。中国的三个武装力量都将面临与人员相关 的费用不断上涨的问题。结构和组织改革将要加大投资，并增 加相关的军人退伍复员费。与西方军队一样，以提高军人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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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和福利来吸引、教育、培训和留住有能力的专业人员，这将会 增加相应的开支预算。退休人员所享有的权利不断增加，亦同 样会加重武装部队的开支负担，尤其是随着愈来愈多退休人员 已经在某些方面获得相当丰厚的福利。 作为中国最先进的武装力量，解放军还将面临特别重大的 技术要求和随之而来的挑战。它愈接近尖端能力，就愈难继续 进步，而所需成本亦会变得愈来愈高昂，甚至难以与外国对手 在竞争中保持稳定地位。尖端创新既困难又昂贵—这曾是长 期困扰着美国的负担。武器系统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造、营运 和维修工作，相较其简单的前身，成本将愈来愈高。随着军事 装备愈来愈依赖先进的材料和技术，而非劳动力，中国的成本 优势正在下降。解放军的武器系统愈先进，技术愈精密，中国 从引入外国技术并将它本土化中所获得的好处就会相对减少， 而在利用这些技术进行生产和维修工作的成本优势则愈小。此 外，依靠尖端技术之间的精确相互作用之推进、电子和其他复 杂系统，仍然是中国的一个主要弱点—有部分原因是它们与中 国选择将零散的国内外技术结合起来的做法背道而驰。 然而，北京已经拥有强大的手段，在不接近美国的先进技 术的情况下，推进其近海目标。美国尖端技术的成就对远程战 争而言至关重要，但地理亦同样很重要。 这就是中国军事安全迅速发展的持续的暗流。中国军事发 展会因为美国的反对声音和长期挑战而受到重大限制，但同样 亦肯定享有短期的机遇，而中国当局正在努力利用这些机遇。
10.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 意味着什么？ 陆伯彬（Robert S. Ross）
中国的崛起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首次遇到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既有 经济实力又有军事实力，可能很快就能与美国势均力敌。中国 也是自战前的日本以来第一个挑战美国海上霸权的大国，而海 上霸权则是美国在战后促进全球实力和国家安全的一块基石。 在一个对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的地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安全 构成了挑战。美国参与二战和在东亚发起冷战，都是为了维护 各地的权力平衡，以确保美国安全。 中国的崛起令美国必须在中美政策中满足两项战略要务。 首先，美国的政策必须通过增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来平衡中 国的崛起。如果美国不能靠增强自己的实力来抵消中国正在提 升的军事实力，就将削弱美国维持与东亚战略伙伴合作的能 力，同时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并降低其维持权力平衡的 能力。 第二，美国必须促进中美合作和地区稳定。美国拥有许多 双边和全球利益，故需要中美合作。如果这些利益受制于中美 战略冲突，美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也会 为美国安全和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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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中美政策—没有稳定的安全 自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出现螺旋式下降。如今，中美 战略关系不仅比1972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更恶劣，而且美国在东 亚的战略地位也比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任期结束时 还要差。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和中国在日益增多的军事化领土 争议中处于对立状态。这些领土争议涉及中国和日本、中国和菲 律宾。中美两国军队经常在东南亚的上空和海上挑战对方的势 力，增加双方发生擦枪走火事件的可能性。中美军事竞争也有 所加剧。华盛顿和北京当局均研制和部署了武器，其明确的目 的就是在战争中打败对方。与此同时，在收复南沙群岛的领土 后，中国现在在南海南部也拥有了海上设施，增强中国向美国 的盟友施压和对美国海军的行动进行更多监视的能力。 美国以扩大海上战略势力应对中国的积极行动，寻求巩固 其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地区权力平衡展开角逐。美国加强与日 本、澳大利亚和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总统领导之 下的菲律宾的联盟。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还加强在菲律宾、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势力，并将愈来愈多的最 先进军事技术部署在东亚地区。 美国在东亚海域的许多战略伙伴，都表示欢迎扩大与美国 海军的合作关系。奥巴马执政期间一直在"推开一扇敞开的大门 "。同样，美国海军也毫不费力地在东亚部署更多的防御平台， 并对中国的海上活动提出挑战。美国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平衡 中国崛起的势力，同时又要维持地区稳定和中美合作关系。但 是，无论美国有什么意图，其政策都表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遏 制，试图抵制中国采取任何改变地区现状的行动，因此加剧中 美双方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在很重要的方面，美国的政策未 能促进美国的安全。 过去十年间，美国和韩国从未减弱对朝鲜使用武力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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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行为。尽管如此，自2010年以来，美国仍然增加在韩国的地 面部队，并扩大与韩国的军事合作。2016年，美国促使首尔当局 允许它在韩国部署"萨德"（THAAD）导弹防御系统。然而，导 弹防御系统并不能保障韩国的安全。朝鲜的导弹发射器距离韩 国太近，"萨德"无法进行拦截。但是，美国在韩国首选的导弹防 御雷达则可以覆盖中国领土。因此，美国和韩国加强防务合作， 以及致力在韩国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就是在向北京当局表 明美国打算遏制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削弱中国的核威慑 力。 由于美韩达成部署"萨德"系统的协议，中国拒绝在限制朝 鲜核武计划方面与美国合作。然而，要想在遏制朝鲜核扩散方 面取得成功，便需要与中国合作。此外，该协议还导致中国和韩 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增强朝鲜的信心。最后，该协议亦令文 在寅（Moon Jae-in）于2017年成功当选韩国总统。在总统竞选 期间，文在寅曾批评这项协议。当选总统后，他迅速暂停部署" 萨德"系统，并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自2010年以来，美国加强与越南在海军事务上的合作，并于 2016年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但中南半岛是一个陆地战 区，中国在这个地方拥有比美国更大的优势。如果越南冒着风 险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中国的地面部队则可以以最少的代 价对越南北部边境施加有效的胁迫性军事压力。美国缺乏兴趣 和能力来对抗中国在这一地区施加的压力，故无法作出有效的 反响。尽管美国努力改善与越南的关系，但河内当局已向北京政 府保证，它不会挑战中国的安全。因此，与越南的防务合作与其 说是为了提升美国安全，倒不如说只是表明了美国遏制中国崛 起的意图。 在东亚领海争议中，没有一座有争议的岛屿对美中关系具有 战略意义。即使在中国填海造岛之后，这些岛屿也太小，无法支 持战时的行动，也无法为阻碍贸易或海上战略通道提供便利。 南海争议海域没有重要的矿藏，其经济意义仅限于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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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美国宣示的政策是，美国在这些领海主权争议中将保持中 立。尽管如此，美国的政策仍然是支持其盟国努力质疑中国所 宣称的主权。2012年，日本政府无视美国的建议，在东海购买有 争议岛屿之后，奥巴马总统公开保证美国将根据条约，支持日 本防卫这些岛屿。同样，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加强与菲 律宾的防务合作，并公开警告中国不要加剧与菲律宾的紧张关 系，但是美国没有公开警告菲律宾。这个做法会促使中国更加 确信美国的意图。 美国鼓励菲律宾在联合国常设仲裁法院（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简称PCA）质疑中国声称的 领海主权，希望以此确立美国支持其盟友的决心，并利用这一 "道德高地"在东南亚孤立中国。虽然菲律宾在PCA赢得诉讼，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国取得胜利。马尼拉挑战中国主权非但没 有孤立中国，反而在东南亚孤立了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受到中 国的胁迫，而中国是该地区正在崛起的大国。因此，菲律宾新任 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很快寻求与中国恢复友好关 系。他宣布，菲律宾在法律上的胜利对其与中国的谈判影响甚 微。菲律宾将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而不是依照中国最初的要 求将这一问题"国际化"。杜特尔特还暗示，他将降低美菲防务 合作的水平。作为回报，中国向菲律宾提供基础设施和军事方 面的援助，并放宽对菲律宾在有争议海域捕鱼的限制。 美国海军大肆宣扬其在东亚地区的演习和航行自由行动， 同样影响中国对美国遏制政策的看法。如果海军的目的只是威 慑或支持国际法，那么进行低调的行动就足够了。但是，围绕美 国海军演习的广泛报道表明，美国试图克制中国在南海部署更 多海军力量，并加强该地区积极抵制中国的领土主张。美国的 政策只是增强了中国抵抗美国压力的决心。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响在两方面都失败了。首先，美国未能 改善与韩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安全关系，也未能限制中国海军 在南海的扩张，而这正是美国政府东亚政策的主要目标。其次， 美国的政策亦未能改变中国对美国意图的看法。美国对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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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和南海的行动使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意图就是阻挠中 国崛起。
克制政策 无论美国的政策有多宽松，或有多挑衅性，中国崛起肯定 会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和具争议。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先进 的海军力量，以及美国投放愈来愈多资源以平衡中国的崛起和 维护其东亚联盟体系，军事竞争将会加剧。 但是，有人认为战争是结构动力变化的习惯性结果，这种 决定论观点是错误的。领导人和政策选择也同样重要。这两个 因素均会影响冲突的程度和代价，包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美 国和中国之间可能无法避免冲突，但是它们却可以控制冲突的 持续时间、强度和升级等各方面。 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要求权力最大化，也不需要采取一种 毫不妥协的战略姿态。这些目标既不现实，也不务实。相反，它 们是民族主义的推动力。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重视谈判和妥 协，并以此为克制的基本要素，旨在以最少伤亡和财富损失的 方式来保护美国的安全。 美国的安全利益位于东亚海域。美国扩大在朝鲜半岛的 军事势力，或是与越南建立军事合作，均无助于提升其安全保 障。如果美国和韩国现有的武力，以及发动大规模常规和核武 报复的风险都未能威慑朝鲜，那么它就是不可遏制的。无论美 国给予越南多少军事援助，也无法削弱中国在中越边境的传统 优势。 在东海和南海，美国可以公开限制其盟国在主权争议中的 激进行动，并悄悄遏制中国的好战行为，而不损害美国的安 全。美国可以扩大在东亚海事战略合作伙伴中的军事势力，从 而向合作伙伴保证其对集体防御的承诺，同时限制其盟国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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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捍卫领土主权。这样做能促使所有相关国家同意搁置主权争 议，而不是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 关于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应将安全置于原则之上。高度公 开和频繁的自由航行行动无助提升美国安全。在和平时期，这 种行动对情报收集毫无意义。在战争的时候，美国能否进入争 议水域是取决于其军事实力，而不是法律原则。同样，大张旗 鼓的海军演习，无论对消除其盟友的疑虑，还是威慑中国，都 是不必要的。
制定平衡的中国政策 中国明显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起着推波助澜的 作用。自2009–2010年以来，中国的政策显示出它迫不及待 要改变地区秩序。2009年，中国政府船只扩大在南海争议海 域的巡逻。2010年，中国击沉一艘韩国军舰，并向韩国一座岛 屿发射炮弹，造成当地多名平民死亡，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对 朝鲜的支持。同年，中国宣布对参与台湾国防任务的美国公 司进行制裁，并威胁要报复日本。这是因为日本逮捕了一名中 国渔民，当时他的渔船在争议海域撞上一艘日本海上保安厅 的巡逻船。2011年和2012年，中国的巡逻艇在争议海域骚扰 越南渔船和正在作业的越南政府勘探船。 从2012年到2014年，中国表现得越发不克制。2012年9 月，中国海岸警卫队在东海挑战日本的主权，并在南海挑战 菲律宾的主权。2013年，中国经过极少数的国际磋商后，便 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开始在南海展开填海工程。 2014年5月，中国开始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海域钻探石油。在 此期间，中国还加强监视美国空军和海军在东亚的军事行 动。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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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
这一切都太快，太过分。中国的多项举措表明，即使冒着 发动战争的风险，它在捍卫主权方面只会保持有限的克制， 而且要挑战美国盟友和海军的势力。不出中国领导人所料， 他们的政策引起美国和整个东亚地区对中国意图的高度关 注，以及美国不受欢迎的反响。 中国可能会继续坚定回应美国的选择性妥协，但美国不 必为了试探中国的意图而牺牲其安全。通过表明其战略性参 与，并加强在东亚海域的军事势力，美国可以恢复采取公开 和强制外交，以实力对抗高压急切的中国。 中美关系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中国日益强大的海事力 量，助长了激进的外交政策，动摇区内稳定。但是，美国出于 对其同盟关系及维护权力平衡信誉的担忧，亦导致其反对让 步，并在东亚陆地上展开军事扩张。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的 这种发展趋势，引致不必要且代价高昂的紧张局势升级、战 略竞争和地区不稳定，并削弱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 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在不损害美国安全的前提下，对中 国的外交政策作出回应，向北京当局表明其有意参与并缓和 冲突。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挑战。特朗普政府有机会为 加强美中合作和东亚地区的稳定作出贡献，同时通过维护地 区权力平衡来促进美国安全。美国当局应该趁它还存在的时 候，抓紧这个机遇。
11. 中国例外论是否在损害中国 外交政策的利益？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中国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是，中国人民是一个独特的和 平民族，他们从强调和谐的哲学和文化传统中汲取教益。就是 因为这种信念的主张，所以历代中国统治者在应对外部威胁 时，通常都会避免暴力和侵略，除非是别无他法。中国的评论 人士在总结这种独特的和平取向时，常常会引用孔子的一句 话，对中国人来说，"和为贵"；或者引用军事家孙子的著作《孙 子兵法》中的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最近十年左右，这种独特的和平文化基因，在官方报章《人 民日报》上比以往受到更多关注。李克强总理说，"和为贵"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而习近平主席则道出中国人天生"爱好 和平"。他甚至夸张地表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 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领导人和分析人士都使用这些有关中国 人特性的说法来辩称，中国这个大国的崛起与以往其他大国并 不相同。 这种自我描述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相信 自己的例外论。事实上，他们经常批评那些他们认为无视国家 例外论的人。美国例外论的信念—即把美国视为"山顶上闪闪 生辉的城市"—便是对政治人物的试金石。一些批评美国前总 统奥巴马的右翼人士，就指责他不相信这种例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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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无疑，中国人声称自己在文化上有独特的和平性，从实践 经验来看是很有问题的。有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在前现代和 现代中国，中国领导人经常对其他王国和国家使用武力。在整 个中国历史上，包括毛泽东时代，亦都有中国人大规模杀戮其 他中国人的证据。 此外，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神经科 学领域大量而有力的文献表明，人们对内群体独特性的看法往 往与对外群体地位低下的看法有关，特别是当内群体感觉到其 凝聚力受到威胁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圈外人往往不仅被认为 在标准上是低人一等，而且也是具有威胁性的竞争者。这助长 人们对危险和恐惧的认知，继而导致他们在与外人打交道时强 调寻求相应的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或共同收益。这样的世界 观会使人们怀疑在自由贸易、军备控制或其他须表现出互惠互 利的领域进行合作的好处。 因此，相信中国人民是具有独特的和平身份，其矛盾之处 就在于这种信念实际上是与现实政治的世界观和政策偏好有 关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愈相信自己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他 们的外交政策就愈倾向于现实政治或强硬路线。 中国人一方面自认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另一方面 却更偏好现实政治的政策。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我的一 项研究里得以证实，即是我在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 心（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t Peking University）进行的2015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Beijing Area Study，简称BAS）中所做的分析。BAS采取 随机抽样方法，访问大约2600名生活在北京的人。受访者需要 回答一系列问题，以"和平"到"好战"七个等级对中国人进行评 分，另外亦要对日本人和美国人进行同样的评分。其他问题则 围绕某些外交政策的倾向。 调查数据显示，认为中国人极其和平的受访者对日本和美 国的友好程度，明显低于那些认为中国人不那么和平的人。而
中国例外论是否在损害中国外交政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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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
且认为中国人民极其和平的人也表达出一种更强烈的感觉， 认为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受访者愈认为中国人是和 平的，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就愈关注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 （例如日本或美国的军事力量），而不太关注非传统的全球安 全威胁（例如全球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换言之，与中国人和 平程度的观念相联系的，是一种狭隘、以中国为中心的威胁认 知，而不是一种更全球化、共同的威胁认知。 因此不出所料的是，对中国人和平的认知与支持增加军费 开支，存在一种紧密的线性关系。在图11.1中，y轴代表受访者 对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看法。横轴显示的则是受访者在此规 模上对不同军费开支政策的支持度。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支持 增加军费开支、保持军费不变，还是减少军费开支。图中显示了 受访者对中国人和平程度的认知与对军费开支的支持度之间 的线性关系。换言之，相较支持削减军费开支的人，支持增加军 费开支的人更加相信中国人民是和平的。这种关系在统计学上 是意味深长的。 在调查受访者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的比较时，这些
图11.1 受访者对中国人和平程度的看法与 对军费开支的支持度之间的关系
7 6 5 4 3 2 1
1.71 1.89 2.15
增加 不变 减少
好战
和平
来源：2015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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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结果往往就更为明显。也就是说，如果受访者认为中国人的和 平程度与日本人的好战程度之间的差距愈大，其态度就会愈强 硬。愈多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不相同（中国人比日本人 更爱好和平），他们对日本的友好程度就愈低。同样，愈多受访 者认为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和平，就愈容易认为日本是中国国家 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不是一系列其他基于国家或全球和非传统 的安全威胁。认为中国人和平而日本人好战的观念愈强，受访 者就愈倾向支持增加军费开支。在图11.2中，y轴的数值从0（认 为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没有差异）增加到6（认为"和平的"中国 人和"好战的"日本人之间存在最大的差异）。横轴显示对中日 差异的看法与对军费开支的立场之间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 那些支持增加军费开支的人，比那些希望削减军费开支的人， 认为中日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 我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就不比其他人爱好 和平，即使中国人自己也会有相反的看法。我的这些数据分析 表明，这些信念在中国社会的强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那
图11.2 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差异的看法与关于军费开支的立场之间的关系 6
5
4
3
2
1
0
3.79 3.6
2.66
增加 不变 减少
来源：2015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对中日差异的看法
中国例外论是否在损害中国外交政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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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
些生长在城市、受过良好教育、曾到国外旅游的年轻人，对例外 论信念的支持度，通常比那些没有这些特点的人要少。此外， 关于中国人和平的信念，可能只是更复杂的例外论信念组合中 的一种，比如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民格外文明、真诚或谦虚。 这些都不足为奇。中国例外论的坚定信奉者就像美国例外 论的忠诚信奉者一样：他们都倾向支持与自己的自我形象（在 中国，他们自认为天生爱好和平；在美国，他们自认为天生善 良、守法、公正）相悖的强硬政策。根据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基于宗 教的美国例外论信仰者比非信仰者更倾向于军国主义，也更倾 向支持酷刑。我在一项研究中，分析了皮尤研究中心（Pew）于 2012年有关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的调查数据，比较茶党（Tea Party）支持者和非支持者的态度。茶党的支持者—多是美国 例外论的坚定信奉者—对外交政策的态度要强硬得多，包括在 中国问题上。茶党的支持者更有可能将中国视为敌人，以及一 系列政策领域的威胁。相较非支持者，包括其他共和党员，他 们更支持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包括使用武力保 卫台湾。简而言之，中美两国对自身例外论的看法可能有着不 同的外在表达方法，但它们似乎都对外交政策偏好有相似的影 响。 尽管中国领导人很可能真的相信中国有独特的和平理念， 但也有可能是为了共产党的目的，刻意宣扬这一信念。这使得 普通百姓和精英人士都相信，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是由那些国家 引起的，而中国是没有过失的。 然而，这样做的效果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宣扬中国例外 论有助巩固执政党在国内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亦可能阻碍 中国共产党致力通过发展更好的国际关系来加强其外部合法 性。北京的"软实力"外交攻势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中国是一个 独特且崇尚和平的国家。然而，这一论点实际上可能以两种方 式破坏其外交努力。首先，强调中国独特的和平性质就是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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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示其他国家是低劣的，使中国显得傲慢或虚伪。例如，由政府 操控的一家媒体机构于2015年展开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 发现，只有8%的发达国家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合作和 负责任的大国。相反，却有6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正是这 样的国家。如果中国领导人想改善中国天生和平的形象，那么 他们的工作将非常艰巨。讽刺的是，强调中国人民所谓独特的 和平特性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鉴于近年来中国军费开支大增 和国内政治压制加剧，人们对中国崛起持相反看法，而这正是 现实的情况。这些论述愈突出，关于中国固有的和平性质的说 法，在别人眼里就显得愈虚伪和虚假。 这就涉及第二种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例外论的看法， 也可能削弱他们理解其他国家看法的能力。坚信自己的独特 特性，往往会引发人们对别人批评自己行为的合理性的强烈排 斥。2013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的其中一条问题，就 是问中国受访者是否同意这一说法："当其他人批评中国时，那
图11.3 对中国人崇尚和平的看法与将对中国的批评个人化之间的关系
7 6 5 4 3 2 1
1.92 2.17
2.68
3.25
强烈赞成 部分反对
部分赞成 强烈反对
好战
和平
来源：2013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中国例外论是否在损害中国外交政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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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
就像是在批评我本人。" 如图11.3所示，关于中国人有独特的和 平性质的信念与将外国的批评个人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线性关系 （这种关系在统计学上是意义重大的）。如果这种关系也适用 于中国领导人，那么他们对中国例外论的信念，很可能实际上 会妨碍他们理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简而言之，信奉和宣传中国例外论会导致的结果—外国批 评中国傲慢和虚伪，以及轻视外国的批评—很可能助长而不是 减轻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竞争。 但也有一些好消息：尽管关于身份认同的信念是非常顽固 的，但也是可以改变的。实验室实验和调查都有证据表明，通 过旅游、出国留学和消费外国文化产品，可以增加与其他社会 和文化的接触；而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则可以帮助人们将非 黑即白的身份观念转变为与互相理解有关联的灰色观念。在 北京大学进行的一项心理学实验中，王东教授、博士生王宝玉 （Wang Baoyu［音译］）和我发现，相较那些没有想到会有这 种社交接触的人，当学生想象与某位日本人进行随意的社交接 触，也能提高他们对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和日本作为一个国家 的整体评价。此外，"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显示，1980 年代或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日本和日本人，以及美国和美国人 的看法，通常比上几代人都更积极乐观。这也与事实相符：相 较上几代人，在城市生长的中国年轻人对中国具有和平特性的 极端观点更抱有怀疑。简而言之，愈国际化的中国青年就相对 愈不可能相信中国例外论。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领导人有意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竞 争，他们就应该停止宣扬中国有独特的和平特性和中国例外的 观念。 相反，他们更应该强调中国人身份认同中的共同或普遍 要素。但是，像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政治人物一 样，他们似乎不太可能会自愿或者能够进行这样的自我反思。
12. 台湾（何时）会与大陆统一？ 戈迪温（Steven M. Goldstein）
过去60年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可能引发 一场武装冲突。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认为，台湾这 座岛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美国支持的一个已不存在 的政权统治。台湾人则坚持认为，他们是这座岛屿的合法统治 者，享有与大陆平等的独立主权地位。在过去30年中，该地区 发生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猜测，有可能以某种形式解决海峡两 岸分歧。 本文在探讨这种可能性时，首先介绍60年前两岸关系的状 况。然后将其与今天的状况进行对比，最后推断60年的时间流 逝，是否有助减少令双方分裂的相关问题。
冷战和僵局 在1957年时，任何关于中国与台湾关系的讨论，都会从引发 两岸紧张局势的那场内战开始说起。1949年，由国民党统治、 战败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军队，逃去台湾及中国沿海的其他小 岛。国民党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在外国土地流亡的政府，反而 是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合法政府，仍然在大陆上与发动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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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乱的"共匪"斗争。台湾是一个为反攻大陆作准备的"堡垒"。为 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颁布戒严令， 自1895年以来一直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的华人，被迫接受了威 权统治和大陆价值观的强制灌输，而代价就是牺牲了台湾的历 史、文化和语言。 在海峡对岸，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与 台湾国民党一样，同样自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国际体 系中享有主权国家的权利和特权。它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必须得到"解放"，以恢复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尊严。简而 言之，双方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的问题 上，而是在于谁来统治中国。海峡两岸敌对双方之间的内战，几 乎既无投降也无军事胜利的可能，最终陷入僵局，使世界上出 现了两个中国。 在1957年，台湾没有作出让步的迫切需要。台湾的经济是 健康的，也是联合国的成员之一，承认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的 国家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出约一倍。而且，尽管台湾海 峡近期曾发生军事冲突，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得到美国支持 的中华民国会轻易被打败。 实际上，美国的支持对台湾抵抗大陆尤关重要。在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坚持要求台湾在日本投降后，必须归还中国。这一 条件在随后的盟国声明中得到确认，并在二战日本战败后付诸 实施。此后不久，美国卷入中国政治，试图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前 调解国共分歧。至1950年1月，在对中华民国的幻想破灭，以及 期望与新的中共政府打交道时留有选择余地的背景下，杜鲁门 （Harry Truman）总统肯定了《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回归"中国 的"共产党政府的效力，并否认美国对台湾有"掠夺性的图谋" 或任何干预中国的想法。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推翻了自己先前的说法。他宣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台湾这个岛屿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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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
成直接威胁"。他还指出："台湾的未来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地 区恢复安全、日本解决和平问题或联合国的审议。"美国政府违 背了开罗会议的承诺，宣布台湾的地位尚未确定。 这是美国一改先前退出中国，转而采取推动台湾海峡僵局 和"两个中国"局面的政策的一系列决定中的第一个。1950年夏 天以后，正如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帮助了台湾一样，美国也与中 华民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于1955年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Mutual Defense Treaty）。此外，美国在国际上的支持也维 护了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假象。 这种支持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一部分。尽管国民党实 行威权统治，但却被视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替代者，以 及冷战期间美国对亚洲承诺的一个例证。然而，台湾并没有被 授予空白支票。其目的是在该地区维持一种足以支持台湾的态 度，借以震慑大陆来确保台湾的安全，但同时又不至于鼓励中 华民国挑衅大陆，使美国陷入与中国的冲突之中。长远而言，时 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目标就是形成一 个分裂国家的解决方案，类似于德国的情况。在短期内，杜勒 斯试图维持内战的僵局和两个中国的现状。在1955年，两岸关 系变成了三方关系，美国再度卷入了双方的内战之中。
新的身份认同和一个中国 在1979年，美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美国人的角度 看，中华民国现在是岛上一个已在1950年宣布地位未定的非 政府组织。美国与中国大陆交好，也大大削弱了中华民国的 国际地位，先是在1972年被迫退出联合国，接着是各个国家 相继从承认中华民国转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的政治状况也相应发生改变。至20世纪末时，它开 始向民主转型。全岛所有的政治机构都要接受普选；出现一 个由当地华人主导、以独立为导向的反对党；废除了内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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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对政治自由的限制，以及开展与大陆的经贸往来。 民主化对台湾及其人民的身份认同造成深远的影响。战 争时期的限制规定结束，意味着旨在反攻大陆的内战已经告 终。此外，立法机关和总统只能由台湾人民选举产生，这也打 破了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谬误，并暗示着分裂。一个自称统 治全中国的政府，怎么能只是由一个省选出其统治者呢？ 此外，民主制度还令曾经被禁止的话题得以在社会上讨 论，如台湾和大陆的不同历史，让以前被剥夺权利的当地中国 人有机会重新宣称自己与大陆当局所强加的不同身份。当选 的领导人现在需要就这一变化作出回应。 这些变化的结果是惊人的。在个人身份认同的问题上， 一项调查显示，1992年至2015年期间，自称"台湾人"的受访 者从17.6%增至59.5%，而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人从25.5%下 降至4%。此外，在2015年末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支持将 两岸关系描述为"（海峡两岸）一边一国"的受访者占最大比例 （69.3%），只有16.2%的人支持大陆的立场，即"海峡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与那些在内战中战败的领导人渴望回归大陆的 观点不同的是，如今的公众舆论表明，人们强烈认同台湾（包 括岛屿及其政府）是一个独立实体。 同时，当代政治家也对这种情绪作出回应。台湾的两大政 党都确认，统治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是一个"主权独立国 家"的政府，有权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大陆谈 判。例如，台湾总统蔡英文迄今拒绝承认2008年以来促成两 岸对话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人为的定义，并且在最近 一次外访中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President of Taiwan [ROC] ）的身份留名。这一系列有关台湾身份认同的举动并 不是巧合。 与台湾的这些变化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60年来 几乎没有变化。北京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即"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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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而且中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一点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争议的解决办法，是基于邓小平1983年提出（后来在香港实 施）的"一国两制"方案。这就是说将会把台湾纳入一个"特别 行政区"，在那里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制度，同时"在国 际事务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大陆已承诺 以和平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但仍然保留使用武力的选择。 换言之，大陆显然已经在任何谈判开始之前，表明了解决 方案：即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履行共产党的承诺，绝不妥 协。然而，令这一立场对台湾更没有吸引力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坚持最终解决方法的要旨，即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 未来谈判必要的先决条件，而执政的民进党则拒绝了这项要 求，不仅否定了这个原则，还否定了先前使对话得以进行的模 糊方案。 为回应这种抵制行为，中国大陆也试图利用经济刺激来 绕过政府，赢得台湾人民的支持。其中最突出的手段是通过 各种政策与社会各阶层发展经济联系，包括向农民提供优惠 关税，为公司提供投资和贸易机会，以及为青年毕业生提供 就业机会。然而，尽管经济关系有所增长和改善，但在乐于接 受大陆方面却仍然收效甚微。 正因如此，北京当局一直致力阻止台湾进一步脱离大陆， 被接纳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极力坚持，在 未经其同意或没有正式宣告其主权的情况下，将台湾排除在 国际组织（甚至是非政府组织）之外。此外，它毫不掩饰地 阐明了在所有其他手段均失败的情况下使用武力的理由和发 展武力的能力。 2005年，这一理念被编入《反分裂国家法》 （Anti-Secession Law），规定如果有任何行为造成台湾"从 中国分裂出去"或"完全丧失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则可以使用 武力来"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为了应对这种不测情况，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其陆军、空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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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军、导弹部队和网络战能力远远超过台湾。这些被北京当局 解释为接近独立或寻求独立的行为，对中华民国构成有力的 威慑。 然而，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使用武力，它将要应对美 国可能采取的干预政策。正如1957年的情况一样，美国仍然 夹在两岸冲突中间，其政策是两岸关系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 如果从整体上分析，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希望保持中立，是充 满矛盾的。 关于中国对两岸关系性质的立场，华盛顿当局正式"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政府，但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尽管美国不是经常公 开声明，但其立场自1950年以来并没有改变：这个地理上的 岛屿的地位是"未定的"。此外，为回应中国使用武力威胁一 说，美国的声明一贯表达了和平解决的必要性。 至于台湾，美国不再支持中华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 家地位，也不再与它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 1995年，这一立 场被概括为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三不"政策：不支 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 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换言之，美国目前 的立场暗示着台湾作为一个由不存在的政府所统治的一个岛 屿，正处于一种国际上的不安定状态，其地位仍未确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中华民国没有任何接触，或 不用对其承担任何义务。根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的谈 判条件和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美国保留与中华民国维持"非官方关系"并 向其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此外，《台湾关系法》还规定台 湾在美国法院中作为外国政府的待遇，以及某些条约的继续 施行。但是，该法例最重要的部分是规定，如果"台湾人民安 全或社会经济制度受到任何威胁，以及因而对美国利益产生 任何危险"，国会和总统应该就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磋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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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法例还要求美国军方做好准备，如果被召唤的话，就要 采取行动。 最后，自1979年以来，台湾与美国关系的强度和范围不断 加大。这包括显著加强防务协调、经济合作、政府高层之间的 互访，以及华盛顿当局支持台湾致力加入符合"三不"政策的 国际组织。 在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以前，美国正是在这种情形下， 寻求维持台湾海峡目前现状的（和平僵局）。当然，这是双方 都不满意的现状。台湾为其主权实体的地位寻求它国承认， 大陆则寻求将台湾并入中国。然而，美国保持的姿态是阻止 任何一方实现 其终极目标。一方面，如果台湾以寻求独立来 挑衅中国大陆，则威胁要撤回对台湾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强制性的解决方案，则保卫台湾。这样 一来，双方预料会以克制的方式行动，因为知道另一方已受 到威慑。目前，这个被学者称为"双重威慑"的政策，对于维持 台湾海峡不明朗的和平起着核心作用。 在两岸关系六十年后，人们很容易引用一句格言："万变 不离其宗。"双方仍然维持势不两立的立场，美国仍身陷其 中，寻求维持和平现状，直至双方能够和平达成各自都能接 受的协议。 然而，表面现象是具有误导性的。随着时间流逝，分歧似 乎变得更加棘手，而不是有所缓解。局势最大的变化是，台湾 的民主化使其身份已从内战中一方的集结地转变为要求有国 际代表权的主权国家，并宣布不承认其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 位。此外，这种地位至少已实际存在了二十年，而且显然已经 被岛上居民，尤其是青年人确立。简而言之，与内战时期不同 的是，海峡两岸已不再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台湾或统治该 岛的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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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这让大陆在努力说服台湾的过程变得艰巨。然而，这并 没有导致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政策发生根本改变。它像过去一 样，以描述关系（"一个中国"）和解决分歧（"一国两制"）的 方式来对待已经转型的台湾。这种做法在台湾几乎没有得到 多少支持。 当然，人们可以想出多种折衷的解决办法来应对这种新 局势，例如共享主权或联邦制。然而在今天，我们难以让中国 领导人同意放弃其领土主权，同时台湾领导人也不会接受削 弱该岛的主权，因为对许多台湾人来说，台湾主权独立已是公 认和惯常的事实。 还有其他可能性，例如通过经济力量将台湾自然而然地连 系大陆（台湾有大约40%的出口产品和75%的对外投资都流 向大陆），或者在区域经济网络出现时孤立台湾，让它付出代 价。此外，如果大陆变得更繁荣或更民主的话，台湾似乎有许 多人都愿意与大陆达成协议。不过，迄今为止，这些可能性似 乎都没有朝着可以改变现状的方向发展。 最后，双方都有可能对目前的僵局失去耐心。例如，台湾 的政治家可能通过推动正式独立来挑衅大陆，或者中国领导 人可能认为维持现状就是促使台湾逐渐和平地与大陆分离， 从而借助武力来解决分歧。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局势的细节，但毫无疑问， 夹在中间的美国将参与其中，包括试图确保停火，以至实际 的军事干预措施。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各方都意识到冲突迅 速升级带来的危险，以及无可避免的经济和名誉损失。这显 然是三方在两岸海峡冲突中均不愿看到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台湾海峡的和平将伴随着目前地 区现状中的僵局和紧张局势而存在。这是一个三方都不满意 的现状，但各方都必须接受—就目前而言，还必须努力维持 这一现状。
13. 中国和日本能和睦相处吗？ 傅高义（Ezra F. Vogel）
如果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不能找 到合作的方式，东亚国家以至世界就不可能维持稳定。两国避 免冲突，共同促进经济交流、防止全球暖化、改善环境、应对自 然灾害，以及共享医学进步，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然而，两 国之间的关系却很脆弱，两国军队在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 议并互相对峙，两国的领导人，甚至是其高级外交官，均很少会 面而且多年来也没有进行认真的磋商。 在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民意调查中，只有7%的中国人对日 本有好感，只有6%的日本人对中国有好感。中国人压倒性地认 为，日本未有完全承认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罪行。 大多数日本人则认为，日本已经为自己的侵略行为道歉，但中 国人民基本上不了解这些道歉，而且指摘他们没有为自己出生 前所作出的行为充分道歉实在是荒谬。中国批评日本领导人参 拜供奉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以及允许日本政府从私人土地拥 有人手上购买具主权争议的岛屿（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中国 称之为钓鱼岛），而这些岛屿是两国有主权纠纷的领土。日本 解释自己在二战结束时已放弃了军国主义，踏上和平之路，军务 上的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远低于中国、美国 和许多其他国家。日本人认为，他们在近几十年以来一直对中 国很慷慨，但中国民众却不清楚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有多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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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探讨在具主权争议的地区进行联合勘探海床行动，以达至互惠 互利的可能性的会谈，几年前已经终止，迄今仍未恢复。 习近平主席自上任以来，从未与安倍晋三（Shinzo Abe） 首相进行过长时间和严肃的会谈，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和特朗普间的会谈形成鲜明的对比。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只在多 边会议期间举行过简短的会晤。当他们以及双方高层官员会晤 时，都会互相指责对方国家的行为。 冲突的最大风险来自一群本身并不重要的小岛。日本和中 国都宣称对钓鱼岛／尖阁诸岛拥有主权，但自二战以来，日本一 直在管理着这些岛屿，而它亦宣称领土争端并不存在。中国派 遣船只和飞机到岛屿附近海域，而日本也派出船只和飞机予以 警告。 自1992年以来，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很冷淡的状态。 在那之前，当中国试图摆脱1989年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运动 后西方国家的制裁时，对中国最有帮助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比 西方国家更愿意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并支持美国时任总统 老布什（George W. Bush）为减少制裁所作出的努力。从1989 年至1992年的三年间，中日两国接触频繁，两国官员之间的批 评也比较克制。1992年，两国之间的关系相当良好，日本天皇有 史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受到中国政府的盛情款待。 但那次访问之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从1978年至1992年， 中国从日本得到的帮助比从其他任何国家都多。那时，中国在 经历的灾难之后，几乎没有钱，迫切需要外界的帮助来促进 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通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JETRO）以技术和产业建议作为回 应，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接着又呼吁日本官员，甚至日本公司 派人到中国提供帮助。至1992年时，中国已不再有如此迫切的 需要，其他国家也已开始撤消就1989年天安门事件而实施的制 裁。因此，日本不再是唯一帮助中国的国家，中国也就没必要不 批评它了。
中国和日本能和睦相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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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
至1992年，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中国、日本、美国及 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再需要合作对抗苏联了。 至1992年，中国也因快速的经济发展而有了更大的信心。 其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可以预测，在二十年内，中国 将超越日本。自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中国以来，中国 人一向认为自己的文明远远领先于日本，对于必须接受1895年 令其受尽屈辱的《马关条约》（Shimonoseki Treaty）深感愤 恨。该条约迫使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并需要支付巨额的赔 款，令中国不得不向众多其他国家寻求贷款。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中国被迫把原本被德国占领的山东省部分地区交予日本 人，也是一种奇耻大辱。对于许多因"百年耻辱"的历史而感到 羞愧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目前正在恢复其亚洲顶级强国的恰当 地位。这不仅仅是眼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是更广泛的民族 自豪感问题。日本应该承认中国现在是亚洲的主导力量，这似 乎是理所当然和恰如其分的。然而，尽管日本人承认中国更强 大，但他们仍然认为日本是一个更现代化和更成功的国家。 两国关系恶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台湾在首位本土出生的总 统李登辉的领导下，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发展。他与日本的关系 非常密切，让中国人担心日本会支持他们强烈反对的台湾独立 运动。1992年，李登辉举行了台湾第一次大选，要求台湾独立 的民粹主义压力与日俱增，尤其是在1995年李登辉访问母校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之后。1945年以前的半个世 纪，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当地人需要在学校使用日语和接 收日本文化。由于日本人自1945年后继续保持这种密切关系， 北京当局的官员自1992年起一直担心日本政府支持台湾强大的 独立运动。 1992年，中国领导人担心中国年轻人对国家的忠诚，发起 一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运动的主题中，最能引起中国 年轻人强烈回响的，便是对1931至1945年期间日本侵略和占领 的暴行的描述。中国官员使用现代的方法传达信息，例如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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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中国人英勇抗日的电视电影。事实证明，这些影视作品大受欢 迎，令主要的电影公司基于商业原因生产出更多的同类影片。 那些以年轻人为主、包含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情境的手持 式电子游戏，也被证明具有持续的商业活力。尽管随着时间流 逝，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人比例在下降，但这些 电影和游戏所传达的图像，仍有助强化人们对日本人的负面态 度。 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因为一些拙劣的政治举动而增 加。如果两国能够有更高水平的沟通和更深入的相互理解， 这些举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 时，误认为对日本施加更多压力就可以令时任首相小渊惠三 （Obuchi Keizo）签署一份声明，为日本在"二战"时的暴行道 歉，就像他几周前对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Kim Dae Jong） 所做的那样。但是，与金大中不同的是，江泽民没有就两国今 后的合作发表声明，小渊首相也深知日本公众对江泽民施加 压力的反应，于是拒绝签署这样的声明，从而加剧了两国之间 的紧张关系。2012年，东京都时任知事石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提出收购"尖阁诸岛"的时候，当时的日本首相野田佳 彦（Noda Yoshihiko）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将会对中日关系造成 严重问题，并断定应该由日本政府来购买这些岛屿，以避免如 果由石原慎太郎处置这些岛屿的所有权所引发的问题。中国官 员勃然大怒，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两国关系有希望大幅改善吗？相信在短期内不会。没有一 个国家的领导人能显示，他或她正在屈服于来自另一个国家的 压力。若领导人想要维持其受欢迎程度，就必须通过维护国家 利益来显示其实力。 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有没有希望发展良好关系？有。正如 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多年前所说，以及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后来重 申的那样，中日两国关系已有大约两千年的历史，真正麻烦的 关系只涉及半个世纪，从1894至1945年。早在一千多年前，在中
中国和日本能和睦相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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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
国的隋唐时期（同期的是日本奈良和平安时代），日本从中国学 习了基本文化，包括文字、佛教、儒学、建筑、政府组织、城市 规划和艺术。拥有相似的文化并不能阻止美国和英国发生武装 冲突，但共享文化确实能有助两国之间的互相理解，以建立积 极友好的关系。 1978年10月，邓小平成功访问日本后，两国维持了14年相对 良好的关系。1980年，中国还没有民意调查，但在当时的日本 民意调查中，有78%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有好感。邓小平和当 时的日本首相就双方的合作事宜进行会谈。在同一时期，双方 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其中包括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在中国， 一些反映日本普通人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亦广受欢迎。日本为 中国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帮助，在管理和政府规划方面给予建 议。 那么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尽管两国的领导人都不能突然 撤回对钓鱼岛／尖阁诸岛施加的所有压力，但一个意志坚定的 领导人可以逐渐减轻压力，而且如果另一方也作出回应，两国就 可以逐步采取更多的措施。它们可以继续努力寻找在该区能够 合作的项目。在经济增长率由高转低的过程中，日本在改善环 境和管理经济方面的经验可以更广泛地传授予中国。两国领导 人和官员可以更频繁地会面，而那些对另一个国家有深入了解 的人则可以委以重任。此外，还可以促进青年之间的交流，培养 和提拔对另一国有深入了解和友谊的青年领袖。到访日本的中 国游客增多，亦有助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因为游客比某些媒 体更能准确反映日本现时的情况。两国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 以吸引更多日本游客到访中国。简而言之，两国有大量机会可 以改善关系。 2018年是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以及邓小平访日取得巨大成功的40周年。中 国和日本认真采取措施来改善关系，想必就是庆祝两国建交40 周年最好的方式了。
经济第 三 部分
14. 中国的高增长能够持续吗？ 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
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依据确切的标 准，有4–6亿人摆脱了贫困。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年均 增长率接近10%，增幅达16倍。不仅使人口得以增长，而且还将 中国人均收入提高了12倍。这让许多家庭的生活第一次有了真 正的选择空间，不仅对自己，更重要的是对子女。中国的变化确 实不可思议；:假如有人曾在1980年预测中国经济在2018年的 情形，当时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说他在做梦。但是，奇迹的 确发生了。 这一始料未及的增长源自何处，能否持续？本章将分析七 个经济增长的来源，并主张其中六个来源将会消失或大幅缩 减。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增长率将显著下滑。虽然这会 引发新闻关注，却不应被解读为政策失败。经济放缓是基于根 本原因。某些政策当然可能失败，但增长速度放缓本身并不代 表失败。 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讲，增长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供给 （包括提高教育水平与工作经验）、更多资本，以及一个称为全 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剩余项，即不包含 资本及劳动力的所有其他要素。大多数研究发现，中国在1978 年之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资本累积，仅有10–20%是因为劳动 力的增加，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背后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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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我找到了七个原因，而且无疑还会发现更多理由。 第一个原因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有明显变化。中央政府 逐渐从社会主义体制中常见的自上而下、中央计划经济模式， 即由政府直接安排生产配额和广泛的定量供应，转向实行市场 经济模式。这意味着市民和企业都能以价格为基础作出自己的 消费和投资决定，而每个产品的价格又反过来受其需求和供应 强烈影响。此外，国内的价格水平与世界经济也有着更紧密的 联系。 第二个原因是整个国家从近乎封闭的状态转向融入世界经 济。政府积极鼓励出口，一开始是通过提供税收和政策优惠的 经济特区，后来更普遍地推广。相对于日本和韩国而言，中国更 鼓励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部分是通过经济特区，部分也 面向国内市场。外资进入中国初期，是以合资企业模式为主，后 来也采取外商独资企业的形式。中国的最初目标是获取短缺的 外汇，之后则希望以此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包括市场营销与 管理技巧。 第三个原因是借助人数众多的海外侨胞，其中许多人拥有 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能充当长期孤立的中国大陆连接 世界其他地方的桥梁。其他国家的华裔商人知道哪些产品和服 务会畅销，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市场，而且熟悉成功开展对外 贸易所需的市场渠道及其他技巧。中国经济特区在初期的许多 投资是来自香港和台湾同胞，以及海外的华人群体。 第四个原因是研究者所说的人口红利：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 （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显著提高，从1990年的66%上升至 2012年的74%。如果这些劳动力能高效就业—事实也的确如此 —就能加速整体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另外，在出现 严重人口老化问题之前，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当然也是促成巨 大"红利"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高增长能够持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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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
第五个原因是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转移至生产活动中。这 是所有贫穷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农业在初期占据重要地位， 除了耕种与收成的时节外，生产率普遍很低。劳动力从农业转 移至工业（或服务业），使国民的人均生产量大幅提高。在1980 年，中国有70%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到2016年已降至30%以 下。据一项重要研究估计，这场劳动力转移就能带来1.1–1.3个 百分点的GDP年增长率。 第六个原因是（以国际标准来看）极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 在某些年份接近全国生产值的一半。某些投资是来自国有企业 和地方政府，但大多数是来自并非中央政府控制的新企业，如 乡镇开办的企业。此后，随着北京当局推出的新法规生效，市 场开始出现私人投资，包括某些外国人的投资。至2012年，全 部投资中约有65%是私人投资，为快速增长的非农业劳动力提 供了建筑和设备。另有许多投资为人数快速增长、且收入逐步 提高的城市劳动力提供了更新更好的住屋。还有许多投资用来 建造基础设施，有部分用来兴建满足城市需求的供水、排水、 道路、照明和交通系统，而另一部分则用来建设港口、机场，以 及连接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等。 第七个原因是教育。在1950年代，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 权作出战略性决策，为全国所有年轻人提供免费小学教育，让 农民能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该决策对中国意义重大，令更多 年轻人在习惯遵守每天上学的规律、听从教师安排后，进入常 规的工厂就业。到1980年代中期，公办义务教育延长至九年， 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人数也大幅增加，到2016年，有大约30% 的年轻人受过某种程度的高等教育，而在1980年代早期仅有 2%。 上述主要因素促成了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后三十年的高速 增长。当然，主要从学习外国而来的技术进步也发挥了关键作 用。然而，新技术有大部分是通过以上提到的多个因素引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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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国的：外来投资（与建议）、海外侨胞的贡献、高投资率，以及 教育水平的提升（包括外国企业带来的培训）。 那么，前景如何？这七个因素能否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 不能，是否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不幸的是，除教育以外，以上 多个因素的作用或许都难以持续下去。下面我们将逐一讨论。 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经济转型，转向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经 济。然而，还有些例外，尤其是银行、石油和电信等行业，仍有 改进的余地。但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来源，资源配置规则的进 一步调整—即深化经济改革—可能会比1980–1990年代小得 多。 外商直接投资仍在以仅次于进入美国的速度进入中国，带 来了一些现代技术，并继续产生类似于过去的促进作用。然而 另一项全球化指标—对外贸易—在将来的作用肯定会更加有 限。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额在1980年代至2010年代的三十年 间维持了惊人的17%年增长率，使中国从全球舞台上默默无闻 的角色变成最大的出口国。因此，未来的出口增长不能再成为 主要推动力，贸易收益将或多或少与世界经济增长相约—以美 元计算或许是每年5%–7%（包含通胀因素）。海外华人将继续 发挥重要作用，但也不再是主要增长来源。本土的中国人如今 已基本学会了如何直接跟外国人打交道。这方面的调整是个一 次性的追赶过程，目前已完成了使命。 人口红利已经在2012年结束，即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达到顶峰。如今该比例预计会持续呈下降趋势，起初较为 缓慢，到下个十年会加速，并随着中国人口的快速老化回落到 65%左右。由于人口政策已调整为"两孩"，出生率可能回升，但 人口老化仍然是最主要的因素。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预计将从 2010年35岁提高到2040年的47岁，其惊人的增长速度只是仅次 于韩国。尽管有政策调整，中国的出生率会与其他东亚国家一 样，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
中国的高增长能够持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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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已下降至不足30%，与工业化国 家相比依然在较高水平。因此，劳动力转移可以继续促进未来 的经济增长。可是，最具流动性的农民工已经转移出来，而农 村成年人口的平均年龄在迅速增长。另外，土地承包和城乡户 口政策妨碍农民完全放弃耕地，因为如果他们离开农村，承包 地就可能会重新分配给他人。所以，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将 会比以往要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亦减少。另外，农业的 劳动生产率已经并将继续上升，因此会削弱劳动力重新配置带 来的经济收益。 中国政府近期明确提出的政策是实现经济再平衡，从依赖 出口和投资，转向多依赖私人和公共消费，也就是建立消费者 社会。此外，新投资的回报率在过去的十年有所下降，特别是 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和缓慢的国营企业投资方面。这意味着 即使出现大规模的新投资，也不能像以往一样带来如此庞大的 经济增长。因此，从投资率（相对于GDP）和回报率下降这两方 面来看，都表明投资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以前弱。 因此，与改革后初期相比，这六个因素对未来增长的作用 都会下降。这些都是根本变化，不太受政策影响，所以中国未来 的经济增速下降不应该被称作失败。只有第七个因素"教育"， 有可能发挥跟过去相当的促进作用，前提是教育体系继续快速 扩展—前提是毕业生们能找到好工作。 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些因素减弱的影响，并提出年增长率 为约7%的"新常态"，明显低于不久之前的9–10%水平。这一措 施也在试图把公众期望拉回更接近现实的水平。因此，"十三五 规划"（2016–2020年）所预计的年均增长率为6.5%。中国政府 还强调把创新视为未来增长的主要来源的重要性，当然目前要 判断其成效还为时过早。中国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死记硬背， 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这不利于鼓励广泛的创新。中国 的技术应用水平在许多领域上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还 可以通过引进更多外国技术获得收益。但类似过程已经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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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三十五年，故我们无法保证中国能够提高对外国技术的消化和 吸收速度，并加快国内的创新。 假如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即使在没有重大政策失误的情况 下，中国在下个十年的整体增长率也将会低于既定的6.5%目 标，在十年之后或许会降到5%以下。虽然这样的降幅可能会引 发媒体的热议，却并不表示根本的失败。无论中国人，还是外 国人，都需要认清这点。
15. 中国经济在走向硬着陆吗？ 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
如今普遍认为，中国为期三十年的追赶式高速增长阶段已 结束。所有国家的追赶式增长都会在达到最先进经济体的收 入水平之前结束，中国亦不例外。剩余劳动力从农村的低生产 率岗位至城市的高生产率岗位的转移已基本完成，除了与祖父 母生活在老家的留守儿童之外。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也已经到 头，部分是因为世界经济衰退，更主要原因则是中国依赖廉价 劳动力的产品，已经令市场达至饱和，而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 也不再便宜。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依赖汽车等产业的本 土创新与国际竞争能力，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先发优 势。 在过去一两年，经济放缓引发了对中国可能走向"硬着陆" 的担忧。该术语很少有明确的定义，但应该是指担心中国正陷 入为期数个季度乃至更长时间的衰退。每当经济中出现意外事 件，如近期发生的人民币汇率有几个百分点的轻微跌幅，或较 大的股市泡沫破灭时，此类担心便会加剧。其实这些意外事件 本身对中国的整体经济表现影响甚微，但人们忧虑它们可能标 志着中国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对危机的恐惧通常始于快速且 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尤其是公司债务），或者缺乏监管的影 子金融市场的扩张，例如在正规银行体系以外开展业务的贷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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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无法维持的债务扩张和影子金融市场的问题的确实际存 在，但它们造成金融市场崩溃和重大衰退的可能性并非很现 实。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危机其实在别处，并且是由涉及金融 界和其他领域的中国现行政策倾向所造成。 金融市场崩溃之所以不太可能导致急剧的经济衰退，首先 是因为几乎所有中国债务都是由国内其他机构持有，尤其是 （但不限于）大型国有银行。这些银行已开始出现坏账（称为 不良贷款）的增加，而且普遍认为不良贷款占全部银行资产的 比重可能还会大幅上升。按理说，假如不良贷款的金额超过银 行本身的总资本，许多银行会破产，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中国在1990年代面临的不良贷款形势更为严峻，官方说法是 相当于国有银行全部资产的四分之一（非官方说法则可能达到 40%）。政府当时成立了多家资产管理公司来承接全部银行不 良资产，随后又对银行进行重新注资。 最近，中国政府还通过把银行债务转为股本证券，以减少 不良资产。实质上，此类措施和其他行动都需要政府通过印制 和发行钞票来恢复银行的经济健康状况。中国政府过去已这样 做过，未来不可能不继续做，因为金融市场崩溃或急剧衰退可 能严重影响到政治稳定。印制货币可能导致过高的通货膨胀， 然而在衰退的威胁持续、又没有纾困措施的情况下，高通胀不 太可能发生。 中国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无法避免的衰退的唯一可能是 如果许多债务都是以外币计算的对外债务。如果中国的外汇 储备维持在不久之前接近四万亿美元的水平，这也不会对其构 成太大威胁。然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去年减少超过七千亿美 元，反映出中国不可能始终拥有如此充足的外汇储备资产。外 汇储备下滑很有可能牵涉那些曾长期持有人民币储备、希望中 国货币继续升值的公司和其他人。随着中国开放部分国际资本 流动，人民币目前更有可能贬值，而非升值，因此持有人民币储 备并不合理。不过在未来，中国还可能面临其他原因导致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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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
金外流，使外汇储备减少到危险的低水平，导致人民币急剧贬 值。如果中国同时又累积起很多的以外币计算的对外债务，就 可能爆发大规模破产，而政府也将无能为力。1997–1998年金 融危机期间，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与韩国就出现了这种局面。 但是，中国现在距离这种危机还颇为遥远，因为其外汇储备充 足，对外债务规模也很小。 中国面临的现实危险不是硬着陆，而是经济增长会显著放 缓至远低于"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推算的6.5%目标。 不济的贷款政策和累积的银行坏账可能导致增长放缓，但中国 面临的主要威胁只是与金融业有间接关系。中国的主要结构性 问题是其投资率（相对于GDP的比例）过高。总投资在2011年 达至GDP的47.3%的高峰，至2015年仍维持在44.1%的高位。没 有现成可用的统计数据表明究竟需要多少投资才能生产出全 部产品（以及制造这些产品的生产机器设备），以供中国目前 消费和出口，但应该不会比目前中国每年实际投资的一半高太 多。为维持对资源的充分利用，中国还必须找到相当于GDP的 20%的额外投资。 直至一两年前，中国还很容易找到有效的投资来填补总需 求的缺口。1978年以前的苏联式投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对 住房与交通的投资，导致中国的城市住屋供应严重不足（1978 年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7.2平方米或72平方英尺），而交通系统 也难以应付1980年代初不算太大的运输量。至1990年代后期， 特别是2000年之后，中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开始大规模投资来 弥补过去留下的缺口。随着中国政府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 施，以避免2007–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上述的大规 模投资也进一步加强。 大规模投资令中国的交通系统焕然一新。1988年以前，高 速公路尚不存在，而在2000年其长度已达到16000公里（接近 10000英里），2015年更是增加至123500公里（77200英里）， 比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还要长。中国的乘用车数量从199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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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160万辆激增至2015年的1.413亿辆，其中1.276亿辆为私人所 有。延伸到偏远市镇和村庄的大部分两车道公路如今已成为晴 雨通车的平整道路。每个大城市，包括所有省会城市，都设有 大型现代化机场，民航飞机的数量超过1900架。中国的高速铁 路网络已遍布全国，长度居世界之首。毫无疑问，交通系统中 某些部分依然需要改善，但国内的主要需求已经达到世界级标 准，未来的主要花费将会来自于维修保养方面，而非再建设新 的高速公路或机场。 住屋建设的情况与之类似。2010年以前的住房投资尚算大 规模，而在2010–2014年间，中国兴建了共计67.8亿平方米的居 住空间，足以给6700万个三口之家提供每户100平方米的住宅。 至2010年，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1.6平方米，随后几年更持续攀 升。住屋需求已不再能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与存货的增长， 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如果中国能采取重大措施为进入城市的 农村移民提供住屋，或许还能持续年增10亿平方米的住屋建 设，但却不能继续维持2010–2014年间年均13.6亿平方米的增 长速度。除最大的几个城市外，整体的房屋价格均在下跌。 关键的供应产业在基于无限增长的假设下持续扩张其产 能，更是加剧了将发展迅速的交通和房屋建设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在2014–2015年已经可以生产出超过全球一半数量的钢 铁和水泥，远超于国内的需求量。钢铁厂商试图通过快速增加 出口来解决问题，但引发了全世界的反倾销行动，以抵制中国 钢铁的出口贸易，以及维护北美和欧洲钢铁企业的运转。除钢 铁业外，造船等产业同样出现产能过剩，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 均是如此。 这些投资在多年中获得了较高回报，也有人论述建筑业的 繁荣并没有变成危险的泡沫。但多位中国研究人员指出，2010 年以来由超高投资率产生的利润（或者说全国的资本回报率） 从高于10%下跌至2012年的6.6%，此后还可能已继续下降。同 样重要的是，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2012–2015年也急剧
中国经济在走向硬着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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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
表15.1 中国经济增长的供应侧来源 增长率（%）
时期
国内生产 总值 固定资本 原始劳动力
教育升级 劳动力
全要素 生产率 1953–1957 6.5 1.9 1.2 1.7 4.7 1958–1978 3.9 6.7 2 2.7 -0.5 1978–2005 9.5 9.6 1.9 2.7 3.8 2006–2011 11 15.1 0.4 2.1 3.3 2012–2015 7.4 11.9 0.4 2.1 1.1 1953–2005 7 7.7 1.9 2.6 2.1 资料来源：本表为作者于2016年6月在深圳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的一次会议中用到。至2005年的估算数据来自：Dwight H. Perkins and Thomas G. Rawski, “Forecas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2025,”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29–886。2006–2011年的教 育升级劳动力数据由张琼博士以早期数据估算的相同方法整理，2006–2015年的 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则由本章作者利用相同方法整理。
下降（见表15.1）。十年前，人们曾以为如果中国要在2015年后 维持每年6%的经济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至少需要达 到每年3%，而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难以实现，因为这需要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达到超乎现实的超过4–5%的水平。但结 果表明，中国在2012–2015年间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只有 1%，只是其影响被大规模增加的资本投资抵消了。 中国政府未来可以开展某些颇为有益的投资，特别是在清 洁环境方面。如果采用能反映环境改善的方式来测量经济进 步，这些投资能促进生产率的提升。中国还可以从过度依赖高 投资率转向降低投资率，同时提高居民消费在整体经济中的占 比。当然，转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模式是极为艰难的，尽管已 付出极大努力，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依然有限。 最后，假如中国能积极实施2013年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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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三次全体会议宣布的一系列改革，就将可以加快全要素生产率 的增长。中国宣布的许多改革政策皆有可能显著提升生产率， 但前提是能够积极实行。到目前为止，除金融业以外等领域， 改革措施的整体进展依旧缓慢。另外，最重要的改革理应是迫 使国有企业充分加入到市场竞争中，甚至有人预测某些大公司 将被（与政府）切割以使其自生自灭。但目前的证据是国有企业 在国内外发挥的作用比以往更大，并会继续得到控制它们的中 央政府的强力支持。对于国有企业的持续依赖，加上经济中其 他部分的市场化改革迟缓，以及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或许可以 让中国维持6%的增长率一段时间。然而，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 回报率却可能继续下跌，使GDP增长率最终也会随之回落。
16. 城市化将会挽救 还是摧毁中国经济？ 任美格（Meg Rithmire）
在2011年，13.5亿中国人中有超过一半住在城市，这是有史 以来第一次。一方面，观察家宣传中国新出现的城市中产阶级， 让全球企业都觉得中国的城市居民是需求和消费的重要源泉。 另一方面，许多人强调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房地产价格在一 线城市快速上涨（想想北京和上海）及在其他地方的下跌，以 及各地出现的"鬼城"，是表明中国并非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是即将破灭的泡沫。 有关中国城市的未来的不同说法中，核心问题是基本的经 济的自相矛盾：中国过度投资城市建设，但与拥有类似经济发 展和工业化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又不够城市化。虽然今天已 有过半数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其中的2亿（相当于全部城市人口 的17%）却被正式登记为农村户口，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 和社会福利。在城市之外，有多达3亿的农村居民在农业方面处 于不充分就业状态，每年只工作150天左右，却不能迁往城市。 这个矛盾是中国实行独特政治经济制度，以管理劳动力、土地 和资本所造成的结果。了解这些制度以及它们进行重大改革的 可能性，乃是展望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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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独特的制度背景 中国的人口流动管理制度—户口制度或居民登记制度—或 许是这些政治经济制度中风评最差的一项。自1950年代，中国 共产党就开始采用国内通行证制度来阻止人口迁往城市。尽管 政府在1980年代放宽政策，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但是拥 有农村身份的城市居民却依然受到歧视，被大多学者视为"二 等公民"制度，甚至有人认为它与"种族隔离"制度相类似。虽然 户口制度成功地预防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政治动荡和社 会冲突的毫无章法的城市化进程，但却导致了严重的劳动力错 配、加剧了中国的过高储蓄率、且抑制了城市消费，更不必说因 非正式身份与排斥而造成的人力成本。 土地管理制度上也出现了与劳动力市场与公民身份相似的 二元化。中国的城市土地由政府所有，农村土地则由"集体"所 有。当农村居民迁入城市时，基本上无法出售或转让自己的土 地权利。这不仅限制人口流动，还令空置的房屋和所有权不明 的闲置土地遍布乡下。只有政府可以把农村的集体土地转变为 城市的国有土地，以供建设之用。在城市里，地方政府身为代 表"国家"的土地所有人，从出租的土地中收取一次性的大额费 用。这种制度化的体制鼓励地方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里征收土 地，再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出租。因此，土地城市化比人口城市化 的速度快，形成社会冲突与土地资源错配。用作食品生产的耕 地的减少，迫使国土资源部宣布将耕地范围的下限定为1.2亿 公顷，以确保国家的食品安全，故引发各级政府为争夺建设用 地配额并同时维持耕地范围下限而产生的冲突。 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体系也加剧地方政府对土地和城市投资 的渴望。地方政府在城市的社会性和物质支出中占主要份额， 但能获得的税收收入却远不及中央政府，也不能直接借款。这 个结果是政治学家蔡晓莉（Lily Tsai）所称的"小本经营的地 方政府"，意指地方政府必须依赖土地收入和中央转移来应付 基本的支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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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
如果说财政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过度供给， 那么中国的金融体制则形成了对房地产投资的巨大需求。如前 文所述，中国的储蓄率高得令人咋舌（达到GDP的49%，是我 们拥有数据的国家中的最高者之一），国内需求极低（占GDP 的36.5%，属全球最低的行列）。高储蓄率源自很多因素，包括 不健全的医疗系统和养老保险、中国倒三角的人口结构与快 速人口老化，以及前几代中国人经历动荡生活导致的保守心态 等。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些居民储蓄必须有去处。几十年来的 资本管制限制了普通居民在海外投资，银行储蓄的利率又很 低，使国内股票市场与房地产成为主要出路。中国的许多中产 阶级家庭已购买了第二套甚至第三套住房作为投资房产，希望 留给结婚后的子女，或只是随着房产涨价而增加储蓄。 这些制度导致人员和资本按照特定的渠道流动，让我们也 更容易理解中国城市中某些较为剧烈且自相矛盾的现象：一个 快速城市化的国家，却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随处可见 的各种非正规聚居地；大城市周围的卫星城镇空空荡荡，鲜有 居民，城市却仍急于继续扩张；有多达3亿就业不足的农民，东 部沿海主要城市的工资却在上涨。
中国城市的未来 无可争辩的是，中国的城市化现状伴随着许多不良结果与 严重扭曲，执政党自己也承认这点。问题在于解决这些扭曲将 会采取井然有序的方式，例如通过重大的经济和体制改革，还 是以杂乱无章的方式，例如出现经济或政治危机。爆发严重危 机（如房地产价格突然下滑并引发重大的经济动荡）的可能性 或许不大，但要找到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也绝非易事。中国城 市化的可持续性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将取决于中 国共产党如何（或者说能否）推行自己制定的政策，以加速城 市化并改变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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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对中国的独特制度及其带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解，突显 出为何我们不应以西方的角度检视中国城市中的某些现象。例 如，当普通美国人看到空置的住房发展项目与快速上涨的房地 产价格时，他容易会担忧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从而引发如美国 在2007年一样的抵押贷款市场违约及随后的债务危机。可是， 大多数中国居民对房地产的投资是依靠自己的储蓄，而非债 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容易受价格调整的影响，但对债务的 担忧应主要针对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因为它们以土地作为抵押 来借款）而非针对置业人士。 公营和私人企业目前的债务水平很令人担忧。在2015年， 中国政府的债务略多于GDP的一半，处于较低水平，但全国 总债务却超过GDP的250%。估算私人债务与公共债务的总量 非常困难，因为许多债务工具和贷款机构就是为隐藏此类信 息而设计的。例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LGFVs）就是半官方、半私人性质的公 司，用来绕过限制地方政府从银行借款的法规。这些机构代表 地方政府借款，有默认（而非正式）的政府担保，以土地作为 抵押品。中央政府直到2010年才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范 围之广，并开始采取某些约束措施，但目前看来还没有真正遏 制它们的意思。或者说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央政府还不愿寻找 让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土地和债务融资的财政制度。 鉴于北京当局明显不允许金融动荡的发生（例如在2015年 对股票市场的严厉干预），很难想象中国会爆发严重的债务危 机，因为中央政府很可能会协助遭遇困难的地方政府与开发 商，避免其威胁整体经济。在任何情况下，主要城市的房地产 价格都会维持在高位，意味着价格暴跌只会出现在不太可能 会严重影响到整体经济低线城市（指三线或以下的城市）的市 场。 如果难以解决混乱，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将取决于共产党自 己制定的改革政策，其大部分内容在2012–2014年的《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中有所概括。该规划要求在2030年以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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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
2.5亿的新城市居民。当中许多新城市居民将是目前已经居住 在城市中心地带的农村移民，其余则包括通过改革的土地管理 体制和户口制度而新迁入城市的人口。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国最有权势的经济指导部门）的说法，新型城镇化不 止是一个人口流动的规划，还是对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升级调整 规划，以创造可持续的利好环境和经济增长。 通过增加正式的城市居民（不再是没有身份的外来人口）， 并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该计划的目标是创造有保障的城 市中产阶级，鼓励他们去进行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迫切需要的消 费。中国共产党自己估计，通过这些改革，消费占GDP的比重 至2030年将提升至66%，投资则下降至30.9%。关键在于这些 新的城市居民将被集中到较小的市镇，而阻止他们在城市中心 定居。户口制度让中国共产党可以控制让多少人搬迁以及迁往 何地。人口少于100万人的城市将实行完全开放落户限制，中等 规模的城市将实行部分开放，而多于500万人的大城市则将不 会开放落户限制。 伴随着户口制度改革，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将允许农 村居民转让部分土地权利，以鼓励人口迁移，并促进农村土地 用途的合理化。此类改革最先在成都和重庆等主要城市试点， 目前已在31个省级城市中的29个里以某种形式出现。改革允许 农村居民把自己住宅的土地开发权出让给开发商或地方政府， 以换取资金补偿和城市户口。（需要澄清的是，农村居民不能 出让他们在集体耕地所持有的份额，而只限于出让其住宅所在 的土地。）开发商接下来可以在距离城市中心较近的区域开发 类似面积的土地，并把之前农民的住宅还原为耕地，所以不会 影响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的土地配额。新型城镇化规划的 部分目标是改造农村和农业。人口迁出将扩大农场规模（目前 的平均面积仅有一公顷），只留下"职业农民"来耕种，从而矫正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并希望有助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在理解中国政府主导的这些城市化规划之后，我们对"鬼 城"现象的看法会有所不同。正如有大量照片曝光的内蒙古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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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漠地区鄂尔多斯市那样，许多"鬼城"将维持现状，证明了投资 驱动型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败。但其他一些城市，尤其是 大城市郊外和三四线城市的大型开发区，有可能会在未来数年 内发展成新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城市化 模式是种不经意的"等你建好，他们就会来"的策略：由于政府 采取控制人口和土地的独特措施，城市基础设施与开发的过度 供给才能随着增加的需求得以平衡。 人口控制与土地改革的目标都是利用（而非取代）现有制 度来规范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过程。这些改革措施都是 围绕户口登记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度所开展的，而不是对其做根 本性的改变。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社会福利和政府间的财政关 系等，也缺乏重大进展。如果没有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模式 作出重大改革，尤其是当规模较小、财力最弱的城市出现人口 膨胀时，实在难以想象它们会减轻对土地融资与借款的依赖。 最终，城镇化规划与现任总理李克强的联系最为紧密，而 他被视为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弱势的总理。当前的政治气氛以党 内清洗为主，并由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主导，关于城 市化的议题被搁置，导致上述多项改革进展缓慢。虽然习近平 也讲过应该让市场来分配资源，其领导的政府却坚决拒绝屈从 于市场力量。这届政府过度强调政治、忠诚度和反贪腐措施等 议题，使执政党在经济管理方面表现出一种"反应式的"模式： 既不让市场牵头，也不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来缓解中国增长模 式的许多问题。 最佳做法或许是在维持现状与大力推行政府主导的城市 化之间寻求折衷的办法。如果市场未能把人口吸引到发展机 遇最丰富的地方，我们或许能希望中国可以避免因政府主导的 人口流动而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造成严重后果：贫困人群的集 中、社会网络的解体、新的城市居民群体缺乏工作，以及政治 压制等。中国共产党需要用过去一代人成功改革的方式：利用 试点、意见反馈和批评的公开平台，以及根据地方改革的成败 调整政策等，来竭力推进经济和城市的下一次改革浪潮。
17. 中国有没有履行其贸易承诺？ 伍人英（Mark Wu）
在2001年12月11日，历经十五年的艰苦谈判后，中国加入了 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WTO）—一个由164个国家组 成的全球贸易规范管理机构。中国为此同意遵守与贸易惯例有 关的数千项法律承诺。中国履行这些承诺了吗？与许多难题一 样，答案与各人观察的角度有关。对事实必须斤斤计较，这个 现实突显了为何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会在近年来成为如 此有政治色彩的议题。
有许多事情是明确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大规 模修订了国内的法律和监管规范，以确保其符合世贸组织的要 求。之前对外国企业封闭的新市场被打开。在世贸组织所要求 的领域，司法审查程序和透明度得以加强。在中国政府内部， 商务部负责监察，以确保其他政府机构遵守中国与世贸组织的 协定。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还为打破中国领导层内部对未来经济改 革方向的僵局提供了关键而必要的动力。为履行世贸组织的义 务，政府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国营企业开展大规模重 组，市场力量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私人企业则逐渐成为经济增 长的关键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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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这些改革对中国有莫大裨益。随着中国关税方面的法律不 确定性因为其世贸组织的成员身份得以解决，大量外商直接投 资涌入中国，投资总值在之后的十五年中超过1万亿美元。随着 生产转移至中国，它成为出口大国，整体出口货值从2001年的 2660亿美元急增至2015年的2.3万亿美元。在2013年，中国超 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当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受益的不只是中国人。许多外国 企业得以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促进了企业收入的增长。外国 消费者也受益于价格便宜的中国进口产品，以及中国因为对外 贸顺差所带来的廉价信贷。
那么，为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而快乐的双赢故事，通过贸易 和全球化而共同获益呢？关键在于中国加深与世界经济一体化 所带来的得益没有被所有人共享。在发达经济体内部，许多社 群的收入受到"中国冲击"持续影响而大幅减少。评论家提醒中 国的做法不公平，而且没有遵守既定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6年大选时竟然出格地宣称："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继续强奸 我们的国家"。
特朗普政府上台时承诺要采取严厉的新政策来打击中国的 重商主义。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Peter Navarro）形容 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骗子"。美国指出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惯例包括出口补贴、知识产权保护、汇率操纵、强制技术转让、 劳动条件，以及剩余产品倾销等。
甚至建制派的"中国通"的态度也在变化。由几位前任美国 政府官员组成的小组所撰写的一份2017年"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报告指出，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公司而言变得"更加 失衡与不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跨党派集团提到，"竞争 环境愈来愈倾斜，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更是严重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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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能够从世界贸易中获得收益，真的是因为它完 全无视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吗？在2002–2016年，世贸组织总共 收到38项针对中国的申诉，平均来说差不多每年仅有微不足道 的两项。相比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数千项承诺，这一数 字显然并不代表中国一贯无视其协定中的承诺。
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同一时期，亦出现合共73项针对 美国的申诉。对这些事实的一种解释是，中国在履行对世贸组 织的承诺方面做得并不比美国差。另外，当世贸组织对中国提 起申诉并裁定它败诉时，中国通常会尊重裁决，至少在表面上 是如此。
所有这些似乎都说明，中国整体上是有责任感和懂礼仪 的，愿意遵守主要由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现行贸易 规则。这显然是中国希望国际社会对其条约履行记录的看法。 然而还有另外一系列事实，会让上述解释大打折扣。
首先，申诉数量不能作为一个国家是否遵守规则的准确指 标，而只是代表申诉方认为代价大到足以承担对某个国家提起 诉讼的高昂法律费用的情况。不是所有违规都必然会引发正式 的申诉。由于担心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惩，某些企业可能不愿 意到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此外，只有充分证据支持时，当事方才会选择申诉。鉴于中 国体制中的许多方面远不像发达民主国家那样公开透明，故可 能有某些违规行为因为无法获得必要的证据而未提出申诉。
其次，在分析这些申诉的性质后，我们发现相比其他贸易 国家，针对中国的申诉所涉及的议题要广泛得多。尽管对美国 提出的申诉数量与中国相当，这些申诉却集中在相对有限的几 个领域。世贸组织成员国主要申诉的是美国的贸易救济措施， 以及对飞机和农产品等特定产品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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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此类申诉也可以在针对中国提起的案件中看到，但只占所 有申诉的一小部分。相比美国而言，世贸组织成员国指控中国 违规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包括指责中国没有履行当初的承 诺去保护知识产权、开放某些服务市场（如电影或电子支付系 统等），以及对某些矿产品的出口实施非法限制以保护国内生 产商。
第三，尽管中国可能按字面意义遵守世贸组织的裁决，却 有理由认为中国并不是一直遵循其实质精神。例如，世贸组织 有一系列案件涉及中国对原材料和矿产品的出口限制。这些限 制对中国的下游生产商有利，却损害了外国竞争对手的利益， 迫使它们把生产转移到中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于2012年在"中国原材料争议"（China-Raw Materials dispute）的判决中，裁定中国对九种工业矿产品（如铝土矿和 锌）的限制为非法。在随后的2014年，上诉机构又判决中国对十 七种稀土元素和两种其他金属的出口限制为非法。这两类出口 限制都在判决后被取消，让大家觉得中国尽管在争议中败诉， 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然而，两年后又出现了一项针对 中国的申诉，涉及中国另一组矿产品的出口税。此类行为让人 们怀疑：究竟中国是真正下定决心遵守既定的原则，还是在履 行具体义务时玩"有本事就来抓我"的游戏。
但是，对中国贸易惯例的最大不满并非来自未完全履行的 承诺，而是并不充足和完善的法律承诺。世贸组织制定的大多 数法律规范要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加入之前。因此， 世贸组织在撰写规范时并未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 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人或许希望，随着中国通过贸易往来 逐渐走向富裕，其政治经济格局必然会转向与其他高速增长的 东亚经济体或前共产主义国家类似的模式。可惜这样的希望未 能实现。即使实现了，当初的谈判者也不可能预测到中国的政 治经济格局会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尽管市场力量如今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比1990年代时更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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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
极，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却依旧独特。若干因素共同促成 今天"中国公司"（China, Inc.）的独有特性—复杂、有活力且不 断变化的实体。这些因素包括党国体制对重点产业和银行业的 控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权力和角色，以及党国体制与 私人企业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等。
世贸组织的法规不见得能有效处理这种政治经济格局带来 的所有问题。例如，当中国的某家银行提供贷款予某家国内私 人企业时，是否违背中国不会向国内企业提供不公平补贴的承 诺？此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政府是否在管理和控制银行，以及贷 款条件相对于正常市场水平而言是否较为优惠。但在各种控制 机制不透明，并可能受党组织（而不是政府）控制的国家，要给 出准确回答是很难的。
此外，还有某些领域并未被现有的世贸组织规则涵盖。例 如，在遇到不公平汇率操纵的问题时，世贸组织的法规通常是 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意见。世贸组织的管辖权十 分狭窄，仅限于特定补贴的问题，而汇率问题的管辖权则属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外，世贸组织法规在确保公平的劳动条 件方面不够健全，也没有充分提供处理出口商的增值税返还问 题的机制（除非增值税返还取决于当地成分要求的使用，否则 相当于世贸组织规则定义的补贴）。最后，世贸组织的协定是 在数字经济崛起前制定的，因此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公 司提起的投诉，通常没有提供国际的司法解决路径。
在上述领域，虽然中国的贸易惯例可能存在问题，从而对 外国企业造成损害，我们却难以指责中国违背了贸易承诺。我 们最多只能说，中国可能背弃了对市场开放和贸易互惠的承诺 精神。要为21世纪开展新的贸易义务谈判并对贸易规则进行升 级，必须注入新动力。在此之前，更多通过世贸组织的诉讼裁 决来促使中国履行其贸易承诺的努力只能达到这么多效果。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是否履行了贸易承诺的问题，答案取
决于所涉及的特定中国贸易惯例。毫无疑问，中国在某些领域 并未兑现其承诺，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则信守了约定。在某些领 域，问题与承诺本身有关，更具体来说就是承诺的涵盖范围不 够完善。中国巧妙地利用世贸组织法规的漏洞来推行特定的产 业政策和类似于重商主义的政策，令国内厂商受惠。此类做法 可能帮助中国在生产价值链上提升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加剧 发达经济体的民粹主义紧张情绪，并导致对中国崛起尤关重要 的贸易生态体系被逐渐损耗。
18. 中国的新富阶层 如何回报社会？ 托尼•赛奇（Tony Saich）
中国在过去几年中最令人惊讶的现象之一是个人财富的增 长。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领域。对这个依旧以马克思主义 作为理解社会的指导思想的政党而言，社会出现大量拥有庞大 资金、独立于政府的亿万富豪为其带来了新的挑战。自时任总 书记江泽民在2002年提出"三个代表"的重大政策调整—为私 人企业家加入无产阶级政党提供先决条件—以来，有关超级 富豪会如何利用其财富的疑虑仍然存在。一般来说，北京的做 法一直是借助制度和规范来拉拢这些新的精英，把他们纳入较 为传统的"列宁主义"的组织结构中，从而确保其乐善好施的愿 望与官方的优先目标相匹配。
本文首先会分析政府用来管理这些扩张的财富而定立的制 度架构，然后考察新富阶层的慈善行动。
对于中国共产党希望如何引导新财富的流向并限制其支 持发展独立于政府扶持的公民社会，形势正变得更加清晰。因 此，中国当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 善法》）等新法规，既对这个领域加以规范，又鼓励大家把更多 捐款交给中央政府认可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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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在过去数年，出于多方面原因，中国人在个人捐款上表现并 不是很慷慨。在2015年，中国在反映全球慈善捐赠水平的"世 界行善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上排名第144位。在 2013年，中国排名前100位的慈善人士的合共捐赠金额还不及 Facebook创办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其夫人的捐 款金额。到今天，大多数捐款依然是来自公司，而非个人。只有 2008年例外：当时的汶川大地震引发了人们的同情心。但是，由 于慈善行业中的诸多丑闻，对大规模贪腐行为的报道，及可信 的慈善机构的缺乏，市民对于做慈善的热诚很快便减退了。例 如，在2011年，当时有位名叫郭美美的女子自称是中国红十字 会商业总经理，并发表了自己奢华的生活照，从而引发了公众 对红十字会资金管理的强烈质疑。自此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收到 的捐赠金额便大幅下降。虽然郭美美的故事并不属实，却引起 了大众对慈善组织的有效监督和资金使用的担忧并导致了公 众捐赠的减少。（2015年9月，这位郭女士因为从事非法赌博而 被处以罚款和五年刑期。）
对监管规范的担忧也是制约个人捐赠的因素，这些规范要 么不够清晰，要么不鼓励慈善捐赠。因此，当大型电子商务公司 阿里巴巴的时任行政总裁马云设立自己的慈善信托时，他把地 点选择在新加坡，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法规"还不够完善"。此外， 中国的税收减免政策缺乏清晰规定、基金会支付比率极高，以 及管理费用过低。这些因素都不鼓励市民通过基金会或其他慈 善组织来捐赠。慈善基金必须把全年捐赠收入的8%用于公益 事业—美国通常只要求5%—而每年获得的捐赠收入还必须上 交20%予政府作税收。相比之下，美国的支付比率较低，让基金 会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这些机构按照美国的税法也属免 税组织。
在中国设立基金会的成本较高，建立地方性基金会需要 200万元人民币，而设立全国性基金会则要求2000万元人民币 （1美元大约等于6.7元人民币）。事实上，设置较高的支付比 率、缺乏有效的税收减免，以及要求较高的启动资金门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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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有意的设计以阻止没有政府资助的基金会发展。在制定有 效的法规来管理和引导慈善事业发展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任何 可以自己寻找资助来源，以及在营运上具有足以使共产党感到 不安的自由度的组织十分警惕。因此，即使在那些已设立了慈 善基金会的公司，基金会的大部分工资和其他管理成本还是通 过公司来负担。
由于自身渊源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财富总是抱有怀 疑态度。近期，习近平主席强调反贪腐，让地方官员无论在接 受正当还是不正当的私人资金时，都表现得非常警惕。考虑到 政府官员与地方企业之间存在勾结的大量传闻，这并不令人惊 讶。官方媒体已发表过多篇有关富商和政府官员之间因其密切 但非法的关系而导致刑事定罪的报道。
2016年9月生效的《慈善法》试图清晰界定现况并确保捐 赠被引导到有官方支持的领域。从乐观的方面看，该法律为许 可的慈善行为及参与其中的各类组织提供广泛界定。名单上包 含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之前被称作民办非企业 组织），以及未界定的"其他组织类型"。这可以为中国慈善事 业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能获得支持的慈善机构只局 限于非政治领域，如扶贫、照顾老人和孤儿、救灾，以及促进教 育、科学、文化和体育发展等。被认定为可靠的机构不再需要 走双重登记的程序，即首先要寻找一个赞助人，然后再在民政 部的相关机构去登记。如今，那些机构可以跳过第一步，直接 在相关的民政机构登记。最重要的是，当局允许慈善机构进行 公众募捐，但前提是应预先获得许可证。慈善机构在任何一年 的行政费用均不得超过总支出的10%，以防止其发展过大。最 后，法律还规定对慈善机构实行税收减免，但并未具体陈述将 如何操作。
因此，这个新的法律体系应该会鼓励更多捐赠。与某些新 慈善家的讨论显示，他们实际上非常关心如何回馈令自己致富 的社会，以及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他们之中某些人某些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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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大慈善家很好奇，如约翰•洛 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利用财富创建了北京协和医学 院并资助其营运，直至1949年被共产党接管。尽管来自完全不 同的社会背景，这些慈善家对这些留下了远超一生遗产的已故 慈善家的生平事迹著述依然感同身受。对新一代拥有高科技背 景的慈善家，如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与脸书的扎克 伯格，他们也同样感兴趣。
这些中国富翁在资助哪些事业呢？哈佛大学肯尼迪 政府学院的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于2015年发布的 的《中国慈善百人》研究报告，对此给出了部分答案（http:// chinaphilanthropy.ash.harvard.edu）。这些人的捐赠金额合 共达38亿美元，约占中国全部捐赠金额的25%，相当于国家经 济总产值的0.03%。（中国的全部慈善捐赠约为国民生产总值 （GNP）的0.12%，美国的数字则为2.1%。）不过，这些数字可 能低估了中国的捐赠水平，因为当中未包含对寺庙、教堂和宗 族协会的本地捐款。
有趣的是，这些捐款主要是地方性的，捐赠者向自己所在 地的项目捐献。这意味着慈善对缩小地区差距（中国面临的 主要问题之一）帮助不大。因此，西藏仅得到了全部捐赠中的 0.01%，而北京获得了15.7%。由于北京是首都，全部捐赠所得 中有近90%是来自设立在其他地方的企业，而这并不奇怪，因 为企业或许是希望通过捐赠得到某些好处。这或许也是因为 学术机构大量集中在首都，而教育是捐赠者非常乐于投放金钱 的领域。继之，北京本地的企业则更愿意向其他地区的机构捐 赠，把86.5%的慈善资金都投放到其他地区。对捐赠者整体而 言，教育是最受欢迎的领域，占全部捐款所得的70%以上。
大多数捐赠者仅资助一类事业（71%），其中教育最受欢 迎（前100位捐赠者中有59位资助教育，占全部捐赠金额的 57.5%）。在美国，教育捐赠占全部慈善金额的15.4%，仅次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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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组织和活动所得的捐赠（占全部捐赠的33%）。中国只有七 位主要捐赠者同时资助两类事业，马云则是前100位中唯一资 助四类不同事业的：教育、环境、社会福利与救灾。虽然社会对 环境恶化非常关注，执政党的领导人也高度重视大城市的空气 污染问题，但资助空气净化项目的慈善捐助却极少，只占总额 的0.9%。
新的《慈善法》希望可以为这一慈善领域带来更有规范的 发展。事实上，在前100位捐赠者中，已有大约一半设立了个人 或家族基金会，这个总数可能还会继续增长。在南方的工业中 心深圳已经有第一家独立的慈善培训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的 中国公益研究院(China Philanthropy Research Institute)携 手注册成立。然而，如某些美国学者所述，富有的中国私人企 业家不仅受到政府的吸纳，而且他们之所以会致富，在许多方 面还多亏了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而得以进入外国市场以后。这些富翁对于质疑共产党和政 府的权力没有兴趣，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慈善捐赠会挑战到共产 党设定的优先项目，或支持被其所边缘化的事业和群体。
展望未来，很明显这些新的法律和其他规范将有利于所谓 的"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s）或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党办 组织。教育将继续作为优先资助对象，社会服务提供者同样会 受益。对后者的强调已体现在《慈善法》的规定中。相比之下， 对所谓"边缘群体"（marginalized groups）的帮助将受到严密 监控，不太会从未来的捐赠中得益太多。放弃得到赞助机构支 持的需求，会令拥有良好记录和关系的个人更容易注册自己的 基金会或慈善信托。不过，由于公众募捐需要获得官方许可， 故依然会受到严格监控。另外，如2017年1月1日生效的新法规 所示，外国慈善机构可能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它们依然要通 过双重登记的程序，而且新的要求是到公安部（而非民政部） 进行登记。相比那些真正目的令人怀疑的外国机构，中国共产 党显然更相信在自己管理体制之下的富有国民。由此带来的结 果可能是令中国的第三部门（志愿组织和社区组织等）得以
壮大，而作为正常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自由结社的空间则会大 大缩减。
19. 关于战胜贫困， 中国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温奈良（Nara Dillon）
2015年，联合国非常高调地宣布已实现了将极端贫穷人 口减少一半的千禧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MDG）。采用世界银行的每日1.25美元的国际贫穷线， 联合国测算出全球低于该生活标准的人口从1990年的19亿下降 至2015年的8.36亿。这一贫穷标准是为了衡量人们能否满足基 本生存需要，尤其是有没有充足的食品。 迈向这一全球目标的进程并不均等。总计有55个发展中国 家实现了自己的千年发展目标，许多还明显超出了目标；相比之 下，另有19个国家的贫穷现象在同期有所增加。在55个成功案 例中，有一个显得出类拔萃。中国削减的极端贫穷人口超过全 球总削减人数的一半。而且，如果中国没有大幅度超额完成其 千年发展目标，削减94%的极端贫穷人口，那么联合国的减贫 目标也不能实现。 中国是怎样做到的？答案并不简单，中国的某些政策不容 易复制到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整 体减贫战略对全球的减贫斗争具有重要启示，它包含三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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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要素：数据、发展与福利。 中国的减贫战略的第一个要素是数据。与古巴等其他共产 党国家不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量度国家的贫穷状况，制定 自己的标准，并研究国际上采用的不同方法，包括世界银行的 贫穷线，以及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的能力取向理论（capability approach）等。学者对政府统计 数据的质量存在争议，但这些数据在收集后会对公众发布。另 外，中外学者亦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和实验，以研究贫穷的性质 变化以及减贫政策的影响。这些数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帮助中国官员调整计划，并针对贫困的性质变化作 出回应。 这些数据还让我们了解到当今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的情 况。一个典型的生活水平低于世界银行贫困线的中国人是一位 生活在西部山区的小女孩。她在自己村里上小学，而该村仅能 通过崎岖不平的土路与外界联系，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有75英里 以上。她的家人靠农业为生，种植的农作物大多数供自家食用， 其余出售，以换取有限的现金。她家的房子有电力供应，但没 有自来水。学费和医疗支出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担忧。这些担 忧确实有根据，小女孩父母的健康与自己的教育程度是这个家 庭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更好的就业机 遇。 中国帮助这些贫困家庭的战略的第二个要素是经济发展。 由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已受到太多媒体的关注，这方面的减 贫效果似乎很容易理解，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容易做到。 但事实上，经济增长转化为减贫的路径是个复杂的故事。这一 复杂性又反映出以广泛分享或以贫困人口为对象，并力求将经 济增长转化成收入增长的政策的重要性。就算很少有国家的经 济增长速度能够媲美中国，这些政策依然能够在一般经济增长 率的水平上为减贫提供助力。
中国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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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最大进展是在1980年代，通过一系 列农业改革提高了大多数农村家庭的收入。例如，从1970年代 末到1980年代初打破农业集体生产模式，便对减贫具有重大 影响。这项土地改革措施让农民能控制自己的生产，不但大幅 提高农民积极性，还带来了土地的平均分配，确保农民普遍可 以分享到农业生产的收益。加上市场改革让农民能够在私人市 场上出售自家的剩余产品，农业产出和收入得以快速提升。 不过，1980年代最重大的一项减贫政策与市场改革无关。 中国政府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包括在1978–1985年 间把谷物价格提高了91%。这些提价政策标志着经济发展策略 的重大转折，取消了中央计划经济为实现斯大林式工业化而积 累必需资本所采用的价格"剪刀差"方式。毛泽东时代的中央计 划经济有意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把农村生活标准维持在基本生 存水平，以及将农业所得的盈余投资在城市工业。不幸的是， 这些共产主义经济发展策略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在1980年 代决定取消价格"剪刀差"，实在是促进经济发展更为有效的方 法。同时，政府废除这项政策使得农村的生活水平自1950年代 以来首次显著提高。 从表面上看，这些政策似乎只涉及其他共产党国家和半社 会主义国家，它们对土地进行再分配，控制农产品价格，所以 与现在大多数国家的减贫行动无关。但是，由于许多资本主义 发展政策同样带有严重向城市倾斜的特征，在经济发展中限制 此类倾斜程度的广泛原则，有助资本主义国家削减极端贫困现 象。促进农业发展对工业化具有互补作用，并有利于促进社会 整体繁荣的目标，同时满足最容易陷入极端贫困的农村贫穷人 口的需要。 随着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早期逐步取消中 央计划，中国经济变得更加以市场为主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 的减贫政策也变得与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方式愈来愈相似。因 此，从中国案例得到的经验可以超出基本的原则，牵涉到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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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体的政策。 在199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步伐加快后，农民不再 从事农业生产，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成为削减极端贫困的 最重要力量。不过，尽管农村居民实现收入多元化的机遇在增 加，减贫速度较1980年代仍然下降了超过一半，相比农业生产 与价格调整带来的收益，新的就业机遇并没有被那么广泛地分 配。 贫穷问题的成因也随着时间变得更多元化。例如，快速上 涨的医疗费用成为1990年代农村致贫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 在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早期，国营工业的私有化和改革 导致中国的老工业城市出现去工业化与城市贫穷的现象。 为应对这些变化，中国政府正努力寻求一个专门针对贫穷 人口的经济发展计划。1994年推出的一项地方扶贫计划，为592 个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贫穷县提供拨款和补贴贷款。 这些资源被用于促进非农业的就业、农作物多元化和基础设施 的开发，尤其是道路建设工程。该计划提升了贫困县的经济增 长率，但大多数未能显著加快减贫的速度。部分原因在于难以 有效把这些项目带来的收益用在县里的发展。在这些资源能创 造出穷人可参与的就业岗位，或者修建的道路能把他们连接到 其他市场的地方，减贫效果较为显著。但通常都是贫困县里较 为富裕的村庄和居民取得最大幅度的收入增长。2001年，中国 政府把该项目的实施重点从县级调整到村级，希望能更高效地 以扶助贫穷人口为发展目标。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减贫战略的第三个要素—福利—已变 得日益重要。中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设立了多项新的福利措 施，将减贫目标由贫穷地区缩窄到贫穷人口。 这些新的社会保障措施反映中国经济政策另一次转型。过 去长期以来的理论指出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之间必然存在权 衡取舍。相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愈来愈追求经济和社会政策
中国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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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
的结合，把防止极端贫困与促进人力资本的福利措施视为对长 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投资。例如，中国政府在1999年推出重要 的城市社会救助新计划（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此来促进国 营企业的改革。在2007年，该计划扩展到农村，为收入低于地 方政府设定的贫穷线的贫穷家庭提供保障。该保障计划提供 的现金收益因为各地不同的生活成本和地方政府的财力而相 差悬殊，但目标是满足那些无法靠自身努力维持生活的人的基 本生活需要。 另外，中国政府在2008年建立了全国的农村医疗保险体 制。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的福利水平不及城市医疗 保险制度，却通过承担70%以上的住院费用，解决了农村致贫 的一个新的因素。2006年豁免农村学校学费的政策则是另一 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中央政府同时投放新的资金来弥补地 方财政的缺口。 中国减贫战略中其他国家不会采用的其中一个措施就是一 孩政策。中国政府成功说服了大多数中国人有关的生育政策， 是为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必要牺牲，但这项政策很快便演变为 城市的一孩政策和农村的两孩政策。目前该政策已宣告结束， 人口学专家则怀疑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逐步自然而来的生育 率下降，能否取得相当的成效，同时又不会造成如此快速的人 口老化问题。 习近平主席为中国定立了一个目标，就是在2020年以前通 过动员地方官员利用所有的计划来满足低于贫穷线的家庭的需 要以完全消灭极端贫困现象。这一目标或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所预期的更宏伟远大，然而把数据、发展与福利结合到减贫 战略之中，不止是对中国或共产主义国家适用，我们也可以用 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如今亚洲和非洲剩余的7.84亿极端贫穷人口 所面临的难题。 中国目前与其他国家有关的减贫战略的最后一个特征并不 是一个原则或政策，而是将减贫视为持续努力的观念。在克服
妨碍共同致富的旧障碍后，新的贫穷原因又会浮现，使得我们 需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随着人们的期望提高和 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日益扩大，中国人对贫困的看法被重新定 义。确保遥远山村的小女孩有充足的食粮是个历史性成就，但 这些孩子愈来愈希望在生活中获得更多，而不单是避免受他们 的父母和祖父母所经历的艰苦。即使中国在消灭极端贫困现 象之后，仍然要面临为回应贫穷人口的需求与期望所带来的挑 战。
环境第 四 部分
20. 中国能解决空气污染与 气候变化问题吗？ 迈克尔•迈克艾罗伊（Michael B. McElroy）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的参与方，来自196 个国家的代表于2015年12月在巴黎会面，以商谈解决人类活动 所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燃烧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和天然 气）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就是这一问题的主因。中国则是最大的 排放国。如果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全面策略，中国乃至全世界 都将被迫面对不确定和具有潜在危险的气候前景，很可能增加 破坏性极端天气现象的出现，包括热浪、洪水和旱灾。与此同 时，中国还面临更急切的问题：空气污染正危害国民的健康。这 两个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最终还 是需要中国彻底改变其能源经济，从目前依赖化石燃料转向危 害更少的选项，如风能、太阳能、核能与水能。如果中国能够成 功转型，其空气质量也将有望回复到之前的健康水平。当然，中 国要成功转型并不是一件易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均同意设定一个目标， 限制未来全球平均表面温度的升幅不超过前工业时代摄氏2度 的标准。要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就必须在许多方面作出艰巨和 前所未有的改变，以达至未来的能源需求。首要处理的是必须 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它是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一种，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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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从地球表面释放到太空中的红外线辐射中有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将导致地球 吸收的太阳能的净增加。这不仅会导致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上 升，还会增加储存在海洋中的热量。结果很可能是未来的气候 会出现巨大变化，而我们可能对此严重缺乏准备：极端气温和 降雨量、洪水与旱灾出现频率增加、更猛烈的风暴，以及海平面 的毁灭性上升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是过去几个世纪中在大气层 内产生的额外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 对南极中心地带冰层中隔绝的空气样本的分析表明，在过 去85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在百万分之180– 280（ppm）之间波动—在冰川期处于较低水平，在温暖的冰川 间隔期处于较高水平，每十万年左右在地质记录中交替出现。二 氧化碳浓度在150年前因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而开 始上升，从而偏离了其长期趋势。在20世纪后半期，二氧化碳浓 度的增速大大加快，而目前的水平已超过400ppm。即使采用巴 黎气候大会中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乐观预测，二氧化 碳浓度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仍会继续上升，达到自6500万年前的 恐龙时代以来未曾有过的水平。 赶在巴黎气候大会之前，中国于2014年11月11日在北京展 开一项关键的发展行动计划，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习近平主 席和奥巴马总统承诺限制自己国家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自 2006年超越美国之后，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 国。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的排放量将在2030年或更早达至顶 峰，而非化石能源届时将占中国全部的初级能源消费的20%。 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煤炭占中国初级能源消费的73%。奥 巴马总统则承诺美国至2025年的碳排放总量将比2005年减少 26–28%。两个承诺都非常宏大，敦促其他国家像那时准备巴 黎气候大会一样提出相应的计划。正如白宫发表的一份情况简 报所述：“习主席的承诺要求中国至2030年新增800–1000吉瓦 （GW）的核能、风能、太阳能及其他零排放性质的发电量—超 过中国现有的全部煤炭发电厂的发电量，同时也接近美国目前
中国能解决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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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环境
的总发电量”。 习近平主席的声明可以被视为是中国继早前“十一五”和“十 二五”经济发展规划所提出的合理延伸措施。中国随后制定和 公布更为迫切的目标，要求为煤炭消耗量设定42亿吨的上限， 天然气占初级能源总供给量的10%，核能发电量将提高至58吉 瓦，另有有30吉瓦正在建设中，水能发电能力将提高至350吉 瓦，风能发电量增加至200吉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增加至100 吉瓦，非化石燃料占初级能源总消耗量的15%—所有这些目标 将在2020年前实现。假如能够达成这些宏大的目标，中国实现 习主席宣布的长期目标的前景也会变得合理和明朗。 如前文所述，除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之外，中国还有其他重 要理由削减化石燃料的消耗量。中国需要解决严重的空气污染 威胁到国民健康的问题。这种空气污染的来源可以划分为直接 和间接两类。因为燃烧低品质和未经处理的煤炭而产生的烟尘 就是前一类污染源的例子。除了因燃烧不完全所产生的一系列 碳化合物（统称为煤烟）外，烟尘中可能还含有各种有害气体， 包括二氧化硫（SO 2）、氮氧化物（NO X）与一氧化碳（CO）等。 这一污染源通常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从工厂、发电厂和 烧煤供暖住宅的烟囱所排出的烟，或是从往来汽车和卡车所排 放的废气。其解决方案通常也较为显而易见，可以通过采取一系 列措施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当然，这往往需要通过极端污染 事件来触发相关减排行动。 1952年，英国伦敦有超过四千人因为直接排放引起的空气 污染事件而丧生，有些人甚至命丧在大街上。那场灾难就是因 为有大量直接排放的污染物积聚在空气中而引起的。同时，英 国出现罕见的天气现象，即气温与海拔之间的关系为逆相关。 当地的这种异常稳定的天气环境，令城市的工厂和民居所排放 出来的烟尘和有害气体在12月4–8日这四天之中难以消散。发 生污染事件后，很快便引发了政治回响。议会禁止在伦敦使用 烟煤，法案随后被进一步扩展，禁止英国所有的城市居民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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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中燃烧煤炭。中国目前面临的不仅是与引发伦敦雾霾事件类似 的空气污染物问题，还受到空气中因发生次级反应所形成的产 物的间接影响。解决后者的问题相对来说更加困难。 中国终于在2013年1月敲响警号。首先主要关注的是空气中 直径小于2.5微米的微细悬浮粒子（统称PM2.5，或雾霾）。随着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屋顶上仪器测量的PM2.5数据通过社交媒体 扩散，人们的担忧加剧了。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PM2.5浓度明 显高于官方发布的水平。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某些时候甚 至已难以辨认只是一街之隔的物体。相对于对能见度造成的影 响，更严重的是此类有害混合物会危害人的健康。这些微细悬 浮粒子非常细小，可以直接深入人体的肺部并进入血管，对长 期暴露在外和体质较差的人带来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心血管 和呼吸系统疾病。 情况在2013年加剧，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东部地区 出现大面积气象逆温，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上再出现导致 伦敦60年前灾难的气象条件。《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在1月13日的报道中，评论中国那次的严重事件，并称当 时的污染“导致高速公路封闭，航班与体育赛事被取消，无数出 现呼吸症状的人被送往医院”。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也评论说：“如果更重视高楼大厦的密度，按照住宅区 的面积比例种植更多树木，并严格控制汽车数量，大城市的空 气质素会变得更好”。公众的反应非常急切，迫使中央政府采 取相当进取的措施来处理此问题，包括新颁布的《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ion Plan，APPCAP）。测量PM2.5浓度的中国城市数量增加了一倍 多，结果会实时在政府网站上公布。中央政府能否缓解这个受 到高度关注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其自身的声誉。对普通民众而 言，空气污染问题显然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更值得关注。 矛盾的是，中国式的污染可能对气候变化反而有积极效应。 中国的污染事件中包含的部分细颗粒物颜色较为明亮。此外，
中国能解决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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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环境
它们可能会增加成云过程所需的成核剂浓度：愈多的成云粒子 会形成愈多具反射作用的云层。其净效果可能是增加对阳光的 反射，某程度上降低由于温室气体浓度上升而增加的地球温 度。然而，我们当然不应以此为由推迟行动，不去解决导致地方 和区域性污染的有害混合物的问题。 产生此类间接污染源的物理和化学因素可能相当复杂。如 果缺乏对相关过程的详细了解，解决特定问题的行动可能适得 其反，带来更多的危害，而非帮助。美国在1950–1960年代处理 光化学烟雾（photochemical smog）的经历可以提供佐证。当 时的政府机构花了一段时间才得出结论：臭氧浓度的上升是洛 杉矶市民出现肺部不适症状的主要原因。间接证据表明，汽车 是重要的促成因素，然而臭氧却不是直接由车辆排出，而是因 为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与碳氢化合物混合体在阳光照射下产生 光化学作用而成的。汽车废气是氮氧化物的主要来源。碳氢化 合物则来自多种人为和自然的源头，后者包括树木和植物等可 能十分重要的来源。臭氧的大量增加主要取决于氮氧化物与碳 氢化合物来源的相对排放量。在某种模式中，减少氮氧化物的 排放可能导致臭氧浓度上升，在化学上被称之为碳氢化合物受 限。在另外一种模式中则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增加氮氧化物 会导致臭氧浓度上升（处于氮氧化物受限）。在应对PM2.5水平 上升带来的挑战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可能遭遇类似的两难 处境。 中国的PM2.5污染物中包含多种化学成分，如有机碳、元素 碳、硫酸盐、硝酸盐等。这些粒子的组成物质与浓度会根据时 间和地方有显著不同。先导排放物则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与氨气（NH 3）等气体。燃烧煤炭及数量更少的石油和天然气是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主要来源；而氨气的产生和排放则与农 业、畜牧业乃至人体排泄物有关。特定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涉 及多个因素。首先是污染物的成分和浓度。其次是主导的气象 条件，会影响这些污染物是在空气中扩散，还是停留不散。第 三是污染物排放时候空气中的光化学状态。这可能会加速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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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迟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转化为硫酸盐与硝酸盐粒子的速度。如 果情况严重，则有可能进入自我强化状态。光化学烟雾的成分 吸收阳光，可以使上层大气升温，同时减弱抵达地球表面的阳 光强度。其净效应可能是造成地球表面温度较低，而大气温度 较高，导致大气稳定性得以提高，从而更有效地阻止污染扩散。 问题显然是很复杂的，但必须加以解决或至少得以缓解。 回到本文标题所提出的疑问：中国能否成功解决空气污染 与气候变化问题？我的结论是肯定可以的，但过程并不容易。目 前的优先任务应该是解决空气污染。限制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与微粒等传统污染物排放量的技术方案是存在的，应该尽可能 广泛而迅速地实施。同样重要的是促进研究，增加对污染背后 的物理和化学过程的认识，以便日后在政策制定方面提供有效 的指导作用。长远而言，如果我们能成功解决气候变化的难题， 空气污染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大部分与空气污染有关的问题 都涉及化石燃料的使用。有见及此，如果我们转向使用结合风 能、太阳能、水能、核能与地热能的新能源系统，而不再是煤 炭、石油和天然气，那将大大有助净化空气。
21. 中国有环境保护的意识吗？ 唐丽园（Karen Thornber）
对此问题的回答肯定是有的，中国有相当强烈的环境保护 意识，并在过去十年里显著增强。最突出的一点是，教育程度 不断提高、愈来愈富裕的城市人口对自己和子女对生活品质有 着更高的要求。所有阶层的中国人都特别关心空气污染问题。 空气污染变得愈发具破坏性，有时候甚至已严重到令城市陷入 瘫痪，机场和高速公路封闭。减缓（或者甚至逆转）气候变化也 是当务之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的开 幕演讲上，把中国定位成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领导者，而 美国似乎将卸下这一角色。 最近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在全球互联网速度的排名很差， 只是位居第91名，而且政府对很多互联网内容加以限制。不 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和微信—却大大地促进了人 们对中国环境危机的讨论。文献资料同样有助提高市民的环境 保护意识与激进主义。引起世界轰动的中国作家阎连科等人， 犀利讽刺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去执着追求经济增长和财 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最近的小说《炸裂志》，描述名为“炸 裂村”的一个小山村如何演变成超级大都市。这部作品尖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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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暴露和批评社会不断追求经济发展，不但严重损害民众的健 康，还把国土变得千疮百孔，同时引发具破坏性的环境污染和 全球暖化问题。 影片对促进中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发挥了更大作用。中国 中央电视台前任记者柴静自筹资金拍摄的纪录片《苍穹之下》 就是借鉴戈尔（Al Gore）的《绝望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尽管内容未能准确反映实况，却锐利地揭示了中国的 空气污染问题。该纪录片在2015年推出后的三天内获得超过 1.5亿次浏览量。起初，该纪录片躲开了审查，并获得中国环境 保护部部长陈吉宁的称赞，被他类比为卡森（Rachel Carson） 于1962年发表的名著《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国官 员可能推崇了柴静的这部纪录片，因为其聚焦的中石油公司是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贪腐运动打击的对象之一，并且如媒体报 道所示，政府将该影片视为利用公众舆论来推行更严格的污 染治理指标的手段。然而，在影片推出后不到一周，且获得3亿 多次浏览量之后，《苍穹之下》就被勒令从各个中国网站上删 除。 尽管有此类新闻审查，当今中国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水平 却或许处于历史新高。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积极讨论应 对环境挑战并抗议对环境的破坏，而国内的作家、电影导演、 视觉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制片人则对环境恶化表现出前所未有 的关注。此外，如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述，中 国政府致力于环境教育，自2003年起要求全国公立学校加入此 项内容。诚然，由于未纳入高考的范围，环境教育课程始终没 有受到特别重视，但它确实让中国的孩童认识到自己在未来将 要面对的某些挑战。另外，经常受到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激发 的草根环保主义者的斗争也取得一定成效。例如，前任国家主 席胡锦涛在2007年提倡用“生态文明”来取代经济发展作为国 家的核心目标，而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正部级单 位，而在全国各地也设立了其地方环境保护分部。 中国在更早期的环境保护意识又是怎样的呢？数千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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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环境
中国人一直以生态上不可持续的方式生活，从大规模砍伐森林 到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如运河、灌溉系统与大坝），在愈来 愈陡峭的山坡上开垦梯田，发展出让社群能够提升环境改造的 技术。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生态破坏也同时伴随着对环境的 担忧。 中国最初期的环境保护意识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孟子 （公元前372–前289年）之前，他曾道：“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 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意思是：如果不 用过于细密的渔网去捕鱼，那么鱼鳖水产会多到吃不完；如果 按照时节去砍伐林木，木材也会用之不尽）。一个更早的例子是 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时期的一位相国管仲，他曾告诫国人：“不要 在草原上放养太多牛只，以免草原难以恢复；不要过分密集地 种植农作物，以免土地变得贫瘠。”《淮南子》这部古代文集中 也宣称“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意思是指实现繁荣发展的 人应该小心谨慎，避免破坏环境。中国的激进环境保护主义分 子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的文学家韩愈。他谴责人们因 为开垦、凿井、挖掘和建筑等行为而破坏自然环境，并颇具争 议地提出减少人口将“有利于天地”。 诚然，中国早期的许多著述和画作并没有批评人类行为对 环境造成的变化，而是歌颂自然之美，并往往用扭曲的理想主 义视角把人看作是与自然界密切相连的。某些文学创作—包括 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作品—甚至颂扬人类对自然环境 所造成的破坏。其中一首宣称，天帝在橡树被砍光和松柏得到 了修整的地方创建了国家。事实上，为发展农业而开垦土地是 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因此古代中国人眼里的粗人会将砍 伐森林这个高超技能当作自己取得进步的证据。 然而在中国许多地方，这种破坏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四个世纪前的一首清朝诗歌里这样写到： 松竹易以尽，草莱生不足……前月山中行，山木犹簇簇。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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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山下过，遥望山尖秃。农民无以爨，焚却水车轴。1 这首诗描写的是长江下游地区的风景，经历了上千年的人 类改造后，在17世纪已不能再持续满足人们的需求。 约一个世纪后，王太岳的诗歌《铜山吟》描写了耗竭的矿 山与消失的森林，警示人类持续破坏大自然带来的严重后果： 矿路日邃远，开凿愁坚珉。曩时一朝获，今且须浃旬。 材木又益诎，山岭童然髡。始悔旦旦伐，何以供灶薪。 …… 山海殖财货，岂以灾芸芸 …… 尽取不知节，力足疲乾坤。2
从字面看，这首诗的关切点从树林延伸到更广阔的生态， 它描写的不是一个繁荣的场景，甚至不是一个受到有限度破坏 的场景，而是一个被持续膨胀的人口与不断增多的需求所威胁 的世界。这首诗承认，在大自然环境还是富饶的情况下，呼吁人 们保持谨慎可能看似很荒唐，但作者依然强调人类有能力造成 不可弥补的破坏，并告诫世人如果不收敛现在的行为，他们将 变得一无所有。 在后来几个世纪里，由于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常常明令对 国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故类似的担忧反复出现。中国官方有 关大跃进（1958–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论 调十分引人注目，公开表现对大自然的敌对态度。众所周知，中 国共产党掀起名为“战天斗地”的运动，号召“征服自然”，宣称
1. 大意是：松树和竹子很容易耗尽，野草生长也不足……上月经过山岗时，上面的树木还很茂盛。如 今再次经过，山顶已经变光秃了。农民们没有柴火，只好把运水车的轮轴给烧掉。 2. 大意是：矿山的通路一天天变得更深远，开凿困难。过去一上午的收获，如今需要十多天。木材日 益稀缺，山林日渐光秃。人们开始后悔每天的砍伐，让自己没有了柴木……山海那么富饶，却只能 靠灾难来维持繁盛……如果人们贪得无厌地索取，天地也会被耗竭。
中国有环境保护的意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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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环境
要用“突击队”去开拓草原，把旷野变成良田。毛泽东于1976年 去世后，中国领导人不再公开谈及要征服自然，而是发布鼓励 人们“绿化祖国”、“植树造林”以及“爱惜绿色环境，保护古树名 木”的宣传海报。但是，他们认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是互相 矛盾的，所以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保护国家的环境。 在邓小平和之后几届领导人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业化未有 受到规管，造成世界上部分最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地污染。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大大提升了数百万人民的 生活水平，但同时亦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卡恩（Matthew E. Kahn）与郑思齐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在198个中国 城市里，有57%的地下水被官方评为“较差”或“极差”，超过30% 的中国河流被列为受到“污染”或“严重污染”。类似的是，2013 年早期，中国北方的雾霾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健康标 准的40倍；只有1%的中国城市人口居住在空气质素达到欧盟标 准的城市里。中国目前还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虽然中国的中央政府签署了国际环保协定，希望以此取得 全球性的合法地位，最终达到领导地位，但是省市各级却依 旧存在各种问题，地方官员因为与当地企业家的关系，常常忽 视北京当局的监管要求。如经常提及的那样，在中国乃至全世 界，财富增长对许多人而言仍是首要目标。因此，同时兼顾经济 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情况依旧持续，中国的长期环境发展前景仍 不确定，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亦不会太快消退。
社会第 五 部分
22. 一孩政策的终结何以 关系重大？ 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
2015年10月，在戏剧性的《致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发 表三十五年又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简短公报宣告，自 2016年1月1日开始，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从而悄无声 息地终结了独生子女政策。 有人认为声名狼藉的一孩政策的终结是中国及其民众的重 大转折。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许多新闻记者与学者只是把 一孩政策理解为一项人口政策，其实内容远不止这些。该政策 的设计以提升中国的人口“质素”、同时控制其数量为目标，是 宏大雄伟的国家战略规划的核心部分，旨在把落后的中国民众 改造为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与现代公民，与世界强国的地位相 称。在探讨一孩政策终结的意义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个更宏 大的宗旨。
正负两方面（负面为主）的影响 一孩政策是有史以来对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所实施的 最严厉和最不受欢迎的生育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漏洞百出—从 人口方面看并无必要，从政治上看也并不可行—但是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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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仍下定决心要严格实施，只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夫妇生育两个 孩子。不出所料，这项政策深深改造了中国及其民众。 部分影响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尽管对生育率的影响相对温 和，并很难估算—中国政府宣称少生四亿人的数字被其夸大了 至少50%—但兼顾质素和数量的人口政策在结合市场力量和 社会变革后创造出一代受过良好教育、健康并有见识的世界公 民，足以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该政策还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 化，创造具有现代国家的社会与人口特征的公民。 然而，在这些成就背后，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 该如何衡量该政策在几十年里对农村女性造成的健康和心理 损害？我们该如何估算迫切希望生育儿子的女性通过杀婴，以 及后来的人工流产方式所造成的女婴生命损失？我们又该如何 估算因为家庭希望破灭或独生子女死亡，为父母带来的严重打 击？此类伤害都是难以计算和无可挽回的。 生育现代化不仅创造出符合所谓崭新、现代与符合科学规 范的个体（优秀儿童、科学育儿妈妈等），还创造了偏常者—所 谓的“后进分子”，因为不符合规范而被排除在国家的社会福利 与道德体制之外。有一大类穷人正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孕 产子的夫妇。这些父母会受到政府的严厉处罚，而非计划生育 的子女（被称为“黑娃”）的遭遇就更加悲惨。如果超生父母未 能为他们的孩子办理入户（即获得身份证明），这些孩子会被 视作没有社会身份的人，因而无法获得国家福利，从上学、医 疗，到工作、结婚甚至是死亡的权利。另一种类型的“非现代人” 包括那些不接受政府对生育、性别与婚姻的传统规范的人。同 性恋伴侣、未婚妈妈，以及无子女的成年人的生活受到社会排 斥，并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 一孩政策还扭曲中国的人口结构，导致人口老化加速，工作 年龄段的家庭成员离家工作，产生为数超过1.5亿的一代留守儿 童，并令他们要独自承受供养年迈父母的负担。由于许多农民 偏好生育男孩，该政策造成非常悬殊的婴儿性别差距：男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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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社会
的比例达到119:100，处于世界最高的行列。当女性与社会地位 较高的男性结婚的同时，大约有2,000–4,000万处于社会底层 的男子依然维持单身，无法以文化上可接受的方式成婚。这些 人被称为“光棍”，只能过着艰难的生活。
更大的自由与更多的孩子？
一孩政策如今被废除后，中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两个主 要的回答是：更大的自由与更多的孩子。 西方媒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欢呼，称其结束了数十年的 “残酷恐怖”—这是《波士顿环球报》（BostonGlobe）的说法 —并开启了中国夫妇享有生育自由的新时代。撇除这些说法背 后问题重重的假设（中国缺乏自由，而美国相对拥有自由，以及 计划生育政策在三十五年里没有作出重大改变），我们应先聚 焦这一广为流传的论点本身。如果结合中国的政治语言和治理 结构来仔细审视生育政策，会发现如果没有其他改变，结束一 孩政策并不会显著扩大生育自由的范围。 中国官方对政策调整的解释很清楚：这与生育权利无关， 而完全是为了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工作年龄段人口减 少与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威胁到中国跻身经济繁荣的最发达国 家之列的规划。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人口被视为“关系国家长 期利益的战略问题”。即使该政策得到进一步放宽（如纳入未 结婚伴侣或允许生三个孩子），同样不会大幅度扩大个人的生 育自由，因为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最高利益。从1970年代早 期开始，人口计划一直是国家发展规划的其中一部分。与其他 国家鼓励夫妇为生育小孩做好规划的家庭计划项目不同，中国 的计划生育则是由政府来决定家庭应该生育多少个孩子，以满 足国家的需要。（“家庭计划”这个术语在中国的环境中其实属 用词不当。）如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5月宣布，计划生育依然是 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少数几项“基本国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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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中国政府并未放弃对生育的规划指导。虽然1983年组建的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3年与卫生部合并后，在中央政府的 地位有所下降，但是负责生育控制的政府机构依然存在，如政 府对生育的监督、对违反政策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对所在地 生育率超标的地方官员进行的处罚、一部全国性法规与无数的 人口监管规范，以及配备有数亿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政府与准 政府官员。在该政策变革中，政府既没有重新界定人口工作，也 没有取消指导生育工作的制度和法律架构；反而只是对计划生 育政策进行渐进式的“调整”，从允许夫妻二人中有一个是独生 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2013年推出的新规定），到普遍允 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中国的人口与发展规划者们显然希望这一政策改变能刺 激婴儿潮的产生，促进生育率—目前处于每名女性生育1.7个子 女的不可持续的水平。（专家认为要避免人口减少，生育率应 达到2.1。）中国近期有关政策调整的历史表明，生育率的上升 幅度可能较小。在2013年政策放宽后，有资格生育两个孩子的 1100万对夫妇中，仅有15%实际上生育了二胎。在大城市里，这 个数字还要减半。虽然许多夫妇依然梦想能育有一儿一女，组 成“美满家庭”，但是养育出一个高质素的孩子所需要承受的经 济负担却让他们的梦想难以实现，除非他们极为富裕。愈来愈 多国家尝试提升已跌入谷底的生育率，但纷纷失败。中国也很 可能会在未来一段长时间里陷入生育率极低的境地。
从政府到市场—前方的危险 如果政策调整不能带来生育自由，也无法重新加速人口增 长，它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对于它，我们是该庆贺，还是担 忧？作为唱反调的角色，我想指出削弱政府的控制后会带来一 定风险，原因是市场的力量将取代政府的势力。让市场来塑造 生育观念和行为看似更能被接受，因为市场力量是靠改变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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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的意愿来间接（并且多数时候是无形地）发挥作用的。然而，市 场也具有潜在危险的影响。在制定政策规则时，政府采取高压 手段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社会各界之间的公平性，以避免集 体抗议。官方的规范虽然在执行中缺乏章法，有时甚至完全得 不到贯彻，却具有公平性质—那就是共同承受痛苦—要求整 整一代人为将来世代的幸福作出牺牲。相反在市场上，现实的 惯例则是根据支付能力而造成的不平等，结果导致贫富差距愈 拉愈大。 尤其是当中国自1990年代坚决融入全球市场以来，市场力 量与消费者法则在生育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广泛，导致了 富人与穷人在生育上出现巨大鸿沟。政府强烈打压此类趋势， 但收效甚微。在如今的中国，其中一样可以用钱买来的东西就 是“超生”的孩子，而这已经成为重要地位的象征。穷人不得不 遵守生育规则，以避免沉重的罚款。而富有名流组成的新阶层 —最受到瞩目的包括足球明星郝海东与电影制片人张艺谋等 —却公开违反一孩政策，乐意支付罚款去换取他们想生育的孩 子数目。 用金钱可以买来的另一样东西就是年轻母亲的顶级医疗护 理。如果说1980–1990年代的好妈妈们是为生育高质素的孩子 而牺牲自己，如今则是不惜花钱让自己过上舒适的生活，并且 在中国新兴的生育护理中心享受定制的医疗和美容服务。在生 育后“坐月子”的传统习惯也变成阶层竞争的渠道。富人可以花 费3万美元在奢华的生育会所度过28天的分娩期，享受全天候 护理；中产阶层只能请保姆来家里帮忙；穷人或许在产后根本 得不到休息。 对富人来说，金钱还可以解决不育问题，这种情况在近年 来快速增多。尽管代孕是非法行为，但有能力支付24万美元并 愿意承担风险的父母却可以雇用代孕母亲来帮自己怀胎。金钱 同样能买到美国的出生证明。生育旅游成了大生意，特别是在 美国加州。愿意支付6万美元、并有幸避开警察打击的中国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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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可以成功在美国产子，不单可以为孩子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甚 至在将来还可以为自己取得绿卡。随着一孩政策的终结，生育 背后的这些驱动力将更加向市场倾斜，在医疗服务、家庭规模 与社会地位方面进一步扩大已经很严重的阶层差距。
展示世界好公民形象的机遇
世界许多国家均认为中国的强制性生育政策公然违反国际 道德规范—选择生育多少孩子应该是夫妇间的自由权利。一孩 政策的制定者对此则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通过快速降低全球 人口最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中国对世界的整体福祉作出重要 贡献，应该作为负责任、高品德的国际社会成员而备受尊重。然 而，随着1980年代早期有关侵犯人权的新闻被大肆宣扬，这一 希望很快破灭。对于控制生育率带来的建设性效果，也被人们 对中国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所抱有的忧虑所淹没。 中国以外的人很少知道，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计划生育工 作的领导人一直在努力消除粗暴的做法，通过逐渐与国际上可 接受的惯例接轨，来改进这项工作的合法性。生育意愿已降至 历史低位，使这种强制手段变得愈来愈没有必要。虽然一孩政 策目前已终结，有关的伦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这项生育政策 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未解决，甚至未被承认。今天是中国 难得的机遇，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来消除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造 成的某些最坏影响，展示世界好公民的形象，以赢取其自认为 应得的赞誉。在中国可以采取的许多有意义的行动中，如下三 项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中国的党和政府应该尽快纠正对计划外生育的人的 错误做法，为他们提供户口登记，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国民的 所有福利。第二，为缓解“光棍”面临的问题，政府应该承认他 们是一孩政策的受害者，或采用官方语言，承认他们“为国家作 出牺牲”，并给予他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社会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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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援助。第三，党和政府应该放弃一孩政策背后对家庭结构坚持 保守的态度（即只承认异性结婚伴侣有资格获得官方的生育支 持）。政府可以把能享受生育医疗服务的范围扩大到同性恋伴 侣、单身女性和男性，以及其他属非常态的性别、性倾向与家 庭结构的人群，通过这些重要措施来推动社会进步和公平，或 许还能有助提高生育率。通过上述行动，中国不仅能保证一孩 政策的终结不止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能传递关于新的社会发展 优先目标的信息，最终在生育和人口工作方面获得其所一直渴 望得到的国际认可。
23. 中国及其中产阶级如何应对 人口老化和精神健康的问题？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
至2040年，亚洲将面临不寻常的形势：各国将出现人类历 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新人口结构。日本将成为首个60岁或以上人 口达到总人口的40%的国家。中国不会落后太多，将达到25%， 并且将会快速提高。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每一位退休人员有超 过七位就业人口提供财务支援，然而至2040年，相应的数字将 降到不足两位，引发社会福利体制的危机。此外，同美国一样，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将会（目前也差不多）在生活中受到 抑郁、焦虑、药物成瘾、痴呆或其他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为应 对上述问题，中国目前正在（并将持续）制定全新的社会政策 与医疗计划。此类措施不仅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在经济和政治 上也关系重大。对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理解他们 本身及其所处的世界背景，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全球性问题—老 龄化与精神健康—将起到重大而关键的作用。 我们首先看看中国面临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的背景和应对 办法，以及把这些议题放到中国研究中的更核心位置时，该国 会呈现怎样的面貌。随着中国社会变得更富裕、城市化和全球 化，很多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新兴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真正具 革命性的进步之一，带来了最深刻的影响，却尚未得到充分的 认识。这个群体的人数大约在2–3.5亿之间，包含商人、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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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士、技术员、高素质工人以及其他有良好教育和阅历的人。他们 引领着全国在各个领域，包括食品和药品、职业活动和商业道 德规范等，追求更高标准和更好品质生活的进步。不出所料， 在面对有关人口老化与精神健康问题时，这一倾向也会有显著 的影响。 首先，人口老化与长期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偏高有关， 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与抑郁症等。此类疾病会造成 疼痛、失能与死亡，是医疗体制和居民家庭的主要负担之一。 年龄层较高的老人使用医疗服务的比率会明显提高，消耗他们 及其家人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此外，中产阶级的老人非常关心 自己获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凭着自己普遍的经验，他们批评 医疗服务质素恶劣，医生只想着赚钱而非以减轻病人苦痛为依 归，加剧了社会对医生的不信任，在当今中国甚至达到危机的 程度。这种不信任的态度迫使政府改善医疗保险及医疗体制。 数亿中产阶级中国人面临的老年医疗难题在于：当夫妻二 人都有工作，家庭医疗护理人员缺乏训练、供应短缺，以及生 活辅助设施与护老院数量有限、质量存疑的时候，如何为年迈 与失能的父母提供高质素的看护服务？对于老人患有认知障碍 症的情况，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和困难，因为直到今天中国才 刚开始兴建高品质的认知障碍症护理机构。由于传统的儒家思 想指出人们要在家里奉养老人，故为老年人提供院舍式护理遇 到的伦理和情感问题也变得更加棘手。经常有评论家指出，养 老是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场考验。 中国的社会福利机构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来自长者护理这 一难题上，要在家庭与机构之间取舍。解决该难题不仅需要增 加养老的技术和财务资源，还涉及对什么是当今中国的生活的 道德和政治考虑。怎样的长者护理体制是能被接受的？高品质 护理包含哪些要素？退休与社会福利体制应该如何改进？有尊 严的死亡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听到对类似关 切的共鸣，但中国的国情增添了此类全球性议题的独特之处，
中国及其中产阶级如何应对人口老化和精神健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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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使西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受到局限、似乎不太合时宜。中国将如 何制定应对政策和计划，不仅会改变中国社会，也可能为全球 带来影响。 与人口老化和长者护理的挑战相似，精神健康问题也为了 解中国社会打开一扇窗，并提供了观察其问题及前途的特殊 视角。当我于1978年首次访华时，中国卫生部长机械地重复着 共产党鼓吹式且完全荒唐的论述，介绍道中国没有精神病人， 因为共产主义文化不具有资本主义这精神健康问题的根源。 在1980年，当我开始在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实地考察时，只 有不到1%的患者被确诊有抑郁症。我开展的研究有助改变原 有的错误认识，表明许多被确诊为已经过时的神经衰弱症（当 时的主要诊断结论之一）的病人应该被重新诊断为抑郁症，并 可以通过使用普通的心理疗法和化学药物得到有效的治疗。 2001–2005年开展的一项跨越四省的调查发现，抑郁症与其他 常见精神健康问题在中国的发病率与美国维持在同一水平。中 国对儿童的自闭症、青少年的饮食失调与药物成瘾、糖尿病人 和癌症病人的抑郁症，以及老年人的认知障碍症均存在广泛 的担忧。这与美国或欧洲的情况大同小异。中国的精神病诊疗 已进入现代化，令以前被视为“西式”的治疗方案如今成为国际 通用做法，并且有愈来愈多中国患者使用。 与精神错乱（精神分裂症与躁郁症等）相关的污名仍然是 重要的人权议题，造成歧视、虐待和沉重的家庭负担。随着公 众意识提高（特别是在主要是中产阶级人士的大城市），对精 神健康服务更早的利用，以及对心理治疗和自助的关注开始出 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情况在快速改善。到中国的书店看看便 可以发现，现今的读者能够更开明地了解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 知识，以及中国向中产阶级社会转型时在情感、道德和社会等 方面带来的影响。 我在其他地方曾提到，每个中国人都正在探寻一系列关于 生命意义的问题，包括对幸福、正义、性别平等、性认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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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和精神价值观，以及新型主观性的内心探索。作为21世纪的个 人，我们在每个领域当中都看到既有传统方式的复兴，又有对 更全球化生活方式持开放态度。学者指出，在文化和政策长久 以来受集体主义倾向主导的社会，这种进步主义个性化发展代 表着重大的世代变革，体现在各种主流社会思潮中，从消费主 义和物质主义，到艺术和社交媒体里的文化与技术创新等。 这些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蕴含更深远及潜在革命性的影 响。我们应开始注意到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不只是更具有个性， 而且，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间，看到他们与全球有着更 密切联系的不同人格特征。这种自我认识较少陷入传统与现代 的矛盾中，对不同文化观念和社会关系的连接则流畅得多。它 还具有高度的实用性，有更多的分层，而非分隔，或者说，在处 理愿望和责任的界限、权威的上下层级关系、爱情和友情的水 平关系、选择与义务、过去导向与未来导向等各种问题时，伴 随的烦恼较少，且更为简单。因此，在这些选项之间存在灵活 的转换，而焦虑并不包含在选项之中。转换本身已成为新的现 实。 中国人的这种自我认识在未来将成为中产阶级的主流自身 定位，并且成为商业与专业服务领域，以及政界的未来领袖的 常态自我认识。某些社会学家提出如下颇具吸引力但肤浅的观 念，认为个性的广泛变化反映着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的 要求和机遇。然而，这种全球化研究视角还需要结合对中国的 深入理解，就是变化中的中国道德和情感环境如何产生一种独 特的主观性，其中的传统特征并未被充分取代，而是与各种新 的导向混合起来。结果形成中国今天的作家与电影制作者所关 注的那种矛盾和讽刺，同时也大量表现在当代艺术家广泛采用 的“分层”技巧中。后者既反映着多样化、非单一导向的各种文 化表达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包含其并存的可能性。这种多样化 本质上是更高的修养，更包容差异和不确定性，令无谓的忠诚 更少发生或者不至于影响太严重的现实性批判立场，以及随着 对新现实的开放态度而减少防御性本土主义的需要等。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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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社会
以看到这种个性正在年轻的中国学生身上发挥效用，他们能自 如地同时保持全球化与本地身份。我同样相信它会在更有效的 方面发挥作用，例如把广泛的社会不信任转化为对更高品质服 务的现实需求。 当然，政治体制会建筑在这种主观性基础上，还是试图控 制和约束它，依然没有明确答案。但我相信，不断扩大的中产阶 级的这种新的道德和情感导向在未来将有更好的前途。尽管受 到当前压制的政治气氛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影响，政治自由 化（当然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将变得更可行。在近距离考察中 国社会接近半个世纪之后，我所看到的不止是人口老化与精神 健康方面浮现的危机，还包括这些观点如何丰富我们的认识： 中国人正在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什么问 题，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一般中国人在道德与情感方面的主观 认识如何重塑文化、社会关系及日常生活。 以医疗政策的变化为例，中国政府已采取行动，扩大保险 保障范围至灾难性健康事件，以及为严重的慢性病建设治疗体 系，以减轻居民沉重的财务负担—这种负担在农村地区经常 导致破产甚至自杀。基于同样的考虑，现在的医疗政策与计划 是围绕新兴的基层医疗选项来组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医生。这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医疗服务模式。就算是1960–1970 年代的赤脚医生也不是真正的基层医疗医生，尽管他们相当重 要，却只是非常低水平的公共医疗和急救人员。新的医疗模式 能够更贴合病人对于更高品质的医疗的需求，也是对医生和 病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很恰当的应对措施（尽管实现起来或许不 易）。它意味着病人不再需要争相排长队去医院找专家为自己 做几分钟诊断。从原则上说，病人可以通过检查和转介，获得 综合全面的医疗服务—如果说有中产阶级的解决方案的话，那 便是如此。目前还有证据表明，政府在其他领域也对中产阶级 作出类似的政策响应，包括食品与药品监管、禁烟、环境健康 标准，以及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标准要求等。所有这些例子都 是上述的发展进程在政治治理层次上带来的影响。即使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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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在初步阶段，所有形势也都令人鼓舞。 当然，中国的整体情形依然复杂。我之所以强调积极变化， 是因为美国和欧洲的评论家都倾向以过度批评和意识形态上 负面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社会。相比之下，医疗领域长期以来提 供略显不同和普遍更正面的角度。这几十年间前所未有的贫困 减少和财富创造与中国人寿命的大幅延长、健康状况的改善， 以及现代化医疗服务与公共医疗体制的建设息息相关。 如今，随着中国需要改善养老服务，若干力量在发挥作用， 将决定罹患认知障碍症的病人及其家人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商 人正在建设退休和生活辅助设施以及护老院等机构。随着中 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产业经济转型，这些机构能否为公众健 康作出重大贡献，还是成为获取财富的新方式，仍有待观察。 的确，养老与医疗领域将提供无可比拟的机遇，在中国人的真 实生活中，以及在试图满足民众需求和愿望的中国商人、官员 与专业人士的现实行动中，展示新型服务经济的面貌。专业人 员正在利用技术和装备来提升更高端的医疗项目，为有复杂和 共病的健康状况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科学家正在利用干细胞技 术开发替换衰竭器官和老化身体部分的新方法。试管婴儿技术 正在蓬勃发展。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变得极富开创精神， 以致于富有的亚洲人、中东人、欧洲人和美国人掀起一股来中 国医疗旅游的热潮。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首次把精神健康问题 当作一项重大公共健康议题来对待：提高意识、普及筛查、提 高职业标准，以及与领先的国际组织分享昔日作为国家机密的 信息。这些措施与其他许多相关进展的结果目前尚不确定，但 很明显，此类事务在中国已经变得与在美国一样同样重要。 不过，中国的政策、监管、机构和通行做法依然是中国文化 与全球文化的混合产物。因此，熟悉本地和传统情况的历史学 家、人类学家和语言专家，目前与全球医疗专家和生物学家，以 及在环球贸易、全球环境与国际关系等领域进行全球研究的人 员同样不可或缺。总之，这是个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新世界， 而且它也不会远去。
24. 宗教在中国有多重要？ 罗柏松（James Robson）
如果有一篇评估宗教在中国的重要性的文章是在六十年 前撰写的，我们或许可以原谅作者认为宗教无关紧要。1920年 代，中国的顶尖公共知识分子胡适有过如下的著名论断：“中国 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西方观 察家基本上追随胡适及其他中国精英分子对中国宗教的命运 的判断，部分原因是其论述对应关于现代化如何导致世俗化的 （本身存在疑问的）西方理论。 其实，胡适的直白论述或许最好被理解为一位现代知识分 子的期许，尝试透过强调科学和教育，而非传统的宗教历史， 来精心策划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胡适发表以上评述时，正值 中国政府在1920–1930年代掀起一系列痛苦难忘的反迷信运 动。当时的中国政府已开始实行西方国家对“宗教”和“迷信”的 分类。中国容许符合新定义的宗教类型的信仰和活动，其形态 基本上符合“世界宗教”应有的共同特征，包括拥有神圣的创立 者和典籍、层级式的组织结构，以及明确规定的宗教活动场所 等。相反，不完全符合正统宗教类型的分散式活动，包括大多 数中国传统的宗教活动，则被指是异端的迷信观念，理应被铲 除。 上述反迷信运动紧随着更早的“庙产兴学”运动—由清朝 （于1911年终结）末年开始，延续到民国时期—的脚步。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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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1949年共产党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大 部分中国的宗教建筑，包括寺庙、教堂、地方神社与占卜祭坛在 内的资源被剥夺，规模大幅缩减，更遭到摧毁或改造。 19世纪后期，政府对待宗教的态度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宗教 版图。1898年的戊戌变法开始前，中国社会充斥着归属性的宗 教信仰，令个人、家庭和社群拥有所属组织和意义。中国的土地 和日历上布满朝圣之地和举办集体仪式和节日活动的重要日 期。但是，所有这些皆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发生了最剧 烈的改变。如果没有考虑到当时对宗教进行的全面改造，我们 就不可能理解宗教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似乎踏入一 段宗教相对自由的时期，因为个人的宗教信仰权利受到保障。 不过这一“宗教自由”是受到严格管制的伪自由，因为只有符合 政府的新定义的宗教才能够被接受，宗教活动也必须遵守法 律的规定，不得威胁到社会秩序。在此类新条件下，部分宗教 （特别是像佛教等具有现代世界宗教共同特征的宗教）试图将 自己界定为符合政府对正统宗教的定义，并开始成立（某些则 是恢复）官方的全国性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于1953年成立，中 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954年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 会于1954年成立，中国道教协会于1957年成立。同年，天主教 教徒不顾教宗的反对，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此类全国性 组织为宗教传统提供官方的合法地位，同时加强政府对他们的 监管。事实上，中国政府于1954年设立宗教事务局，旨在实行 宗教政策，确保其指示能通过全国性协会传达给所有会员。然 而，分散化地方宗教传统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由于缺乏此类官 方组织，它们被归类为迷信活动，受到批评和谴责。 至1950年代末时，没有人预想得到后来会出现如此大规模 和严重的宗教破坏。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右运动和大跃 进运动中，宗教群体受到残酷攻击，其财产被充公或者毁坏。 中国共产党批评灾难性大跃进运动的过激行为之后，此类运
宗教在中国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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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在1962年有过短暂的缓冲，且对宗教的限制也被放宽。但 是，这种自由并未持续很久。随着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爆发，宗 教重新遭到激烈攻击。1966–1976年期间对所有宗教组织和神 职人员来说都是苦难岁月，不单寺庙被年轻的红卫兵毁坏，宗 教人士还受到嘲弄、迫害和暴力对待。 宗教是否如1970年代的学者和评论家所总结的那样，在中 国就此灭亡和消失？尽管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会给出肯定的答 案—而且许多媒体人士依然不肯相信新的调查结果—近期的 形势发展却表明并非如此。对某些观察家而言，比持续至1970 年代中期的对宗教的广泛破坏更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宗教自 1980年代开始突然和急剧复兴和重建。因文化大革命而爆发 的一系列破坏行动至1976年得以平息。以前的敌视性政策被否 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宗教开始得以复兴。这一时期着手推 行的政府新政策有助提升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对政府和个人 的重要性。 与早期政策相似，1982年的中国宪法保障民众信奉合法宗 教的权利，以及不信奉宗教的权利。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对什么是“合法宗教”的解释。通常来说，政府依然禁止扰 乱公共秩序、危害健康、妨碍教育，或被外国势力控制的宗教。 1980年代，中国人开始再次享有宗教自由，但由于共产党担心 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该自由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尽管如 此，中国共产党已逐渐意识到正统宗教可以为国家带来的一些 经济和社会效益、帮助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建设上一任政府所 倡导的“和谐社会”。中国政府还试图利用佛教等主要宗教的组 织能力，因为它看到这些组织如何能协助慈善活动和社会服 务，如兴建医院、学校和疗养院等。 主流正统宗教相对容易获得官方的接受和认可，但小规模 的分散式地方宗教传统则困难得多。我仍然清楚记得在1980 年代后期到湖南农村的一趟旅行；在行车途中的短暂停歇，我 步入田野中去查看一座小型的当地神龛。几周后，在返回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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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的省会长沙的路上，我要求在那个神龛停一下，结果发现它已 被毁坏拆除了。这只是中国各地直到最近仍在执行的对地方宗 教的敌视政策的一个小例子而已。 随着中国政府意识到地方宗教活动的重要性后，它的态度 也在慢慢改变。事实上，目前情况最讽刺的是，那些曾经被归 类为异端迷信而长期受到打压的地方宗教，却被政府定为是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或“地方习俗”的一部分。这些 新定位有助赋予它们合法性，防止其受到破坏。国家政策的进 一步调整还包括：对“民间信仰”的地位的反思，为地方宗教活 动在当地社会的存续和运转提供更多支持。这一现象对地方 传统来说是个很聪明的做法，把它们与官方政策连系在一起， 避免被标签为迷信邪教。试图把地方宗教活动纳入正统宗教 活动范围的新尝试仍在进行中，显示政府已开始意识到民间宗 教对地方社会的深远意义。人们希望，政策制定者终有一天能 认识到当今中国的许多具争议性的宗教议题并非源于这些群 体的活动，而是因为官方试图把西方国家对宗教和迷信的分类 应用到中国的宗教环境中，并强行划出人为的界限。 就算是最漫不经心的游客，也会看到五大主流宗教的积极 活跃的文化活动。中国目前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佛教徒。道 教在近年来快速发展，而穆斯林、天主教和新教社群也在稳定 增长，即使有些群体仍在政府的监控之下。现在普遍听到的， 举例说是星期天到教堂的中国人数量超过所有欧洲人的总 和。此外，或许在较为庞大的规模上，有数量极多的活跃的地 方宗教传统、祭拜仪式和节日庆典等（主要是在农村）。人们同 样还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复兴、多样的自我修养活动、救赎社团 （例如，曾经在民国时期盛行，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修炼气功 与开展慈善的一贯道等）、占卜团体、在素食餐厅中宣教的佛教 徒、瑜伽社群，以及新宗教群体的涌现，如巴哈伊教（Bahá’î Faith）、摩门教（Mormonism）和从日本传入且以念诵《妙法 莲华经》为本的创价学会（SokaGakkai）等。
宗教在中国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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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社会
毫无疑问，宗教在20–21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复兴和 增长。但这种复兴代表的不止是恢复过去的宗教，还包含某些 全新事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兴起，为宗教发展提供丰富的条 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否认和快速的中国经济转型，激 励人们去探寻新的意义与定位，引发巨大的社会重构。在中国 的快速现代化、城市化和国际化造成的所谓精神空虚中，宗教 对个人来说变得愈来愈具意义，尤其是对居住在市中心的人。他 们不必被强迫遵循自己老家农村的传统信念，而是可以自愿选 择或者尝试自己感兴趣的宗教。 当代学者已注意到向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与精神市场创建 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早年推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也带来了五大 官方认可宗教的集中化管理。然而，如果我们从城市走到中国 农村，会发现在几个世纪以来帮助构建和凝聚当地社会的古老 社群宗教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政策已经深深重塑了现代 的宗教版图，并对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一直有重大的影响。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实施的限制之下，中国借鉴过去的传统， 并将其与来自各种宗教的新元素相融合。但这种新的宗教格局 仍然重要且极具意义，尽管对个人、家庭、当地社区和政府来说 又各不相同。
25. 还会有下一任达赖喇嘛吗？ 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达赖喇嘛应该是藏文化区域内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活佛转世 制度，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但喇嘛（意为“上师”）转世观念 本身的渊源则要早得多，转世喇嘛的存在是所有藏传佛教流传 地区的一个共同特征：印度北方；尼泊尔北部地区；中国的西藏 自治区；云南省西北部及大部分四川省、青海省和甘肃省的地 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Kalmykia） 共和国与布里亚特（Buryatia）共和国等。 基于对佛教思想的特定诠释，有关西藏喇嘛转世观念的 证据最早出现在12世纪。藏语中关于这种转世的术语是“祖 古”（tulku），其含义大概为“对于觉悟的神奇展示”。在明朝， 这种观念被翻译为汉语中的“活佛”，其实是被误以为祖古 是佛陀的觉悟经历的实际呈现，或者说佛陀本身。事实上， 被认定为祖古的人基本等同于佛陀（buddha），被称为菩萨 （bodhisattva）。虽然菩萨的觉悟境界还没有完全达到佛陀 的程度，却在不可逆转地向佛教修行的最终精神目标前进：成 佛。 达赖喇嘛的名号始于索南嘉措（SonamGyatso，1543– 1588），他是西藏大型寺院哲蚌寺（Draypung）的住持，是 第三代转世上师。索南嘉措于1578年接受蒙古首领俺答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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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AltanKhan）的邀请，到青海与他会面后，俺答汗随即把“达 赖喇嘛”的蒙古名号授予他，意为“如大海般包容一切的上师”。 他由此成为第一位被称为达赖喇嘛的转世活佛。 达赖喇嘛制度具有宗派性质，属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 （Gelugpaschool），位于如今的拉萨市。在佛教历史早期某 个时间点，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世系被推算到源自观音菩萨 （Avalokiteśvara），是印度南方的普陀山（MountPotala）之 巅自“无始之始”以来的一位神灵。观音菩萨代表佛陀的开悟、 慈悲的一面，与著名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Auṃ maṇi padme hūṃ）有关，还涉及其他多种修行活动。对信徒而言， 某些圣山据信是可移动而非静态的事物，因此第五世达赖喇嘛 （1617–1682）建造居所的山也被称为“布达拉”（Potala）。 达赖喇嘛并不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唯一转世传人。藏传佛教 噶玛噶举派（KarmaKagyüpaschool）中黑帽系的首领大宝 法王（Karmapa），以及藏传佛教其他派别分支中的许多显要 喇嘛也都被看作这位菩萨的转世。喇嘛被当作观音转世的观 念与如下历史密切相关：11世纪中叶时，部分西藏人把观音菩 萨认定为藏族地区的护佑菩萨，而另一位重要菩萨—文殊菩萨 （Mañjuśrī）—则成为中国的护佑者。实际上，被不同教派视 为特定神灵化身的任何西藏喇嘛都可能被当做观音菩萨的转 世。 索南嘉措再也没回到西藏中部的寺院本部，而是应多家寺 院以及西藏和蒙古贵族之邀，到中国西北和康巴地区（东部藏 区）游历。索南嘉措去世时，寻找继承人的问题出现了。尽管未 有清楚记录到他们最后是如何找到继承人的，但我们知道负责 寻找和确认索南嘉措继承人的是其庄园的管家。在寺院主持放 出消息称索南嘉措的妻子刚诞下一名男婴之后，他访问了控制 止贡寺（Drigungmonastery，噶举派中的止贡派的中心）的家 族。 除格鲁派之外，藏传佛教的其他主要派别并不要求主持保
还会有下一任达赖喇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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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独身。这项规条对转世喇嘛同样有效，当然有些人会自愿选 择独身。（格鲁派的转世喇嘛依照规则是独身僧侣。）索南嘉 措的管家并不相信止贡寺家族推举的候选人，而是希望或许可 以把哲蚌寺的转世传承严格限制在格鲁派以内。因此，当他听 说俺答汗的孙子也有个新生儿子时，他便到访大汗的营地，并 认定那个孩子是索南嘉措的传人。这便是无所作为的第四世达 赖喇嘛云丹嘉措（YontenGyatso，1589–1617），是首位非藏 族血统的西藏转世喇嘛。 随着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到来，这一组织变成了政治机器以 及所有转世活佛体制中最为富有的一支。这位活佛建立了“噶 丹颇章”王朝（GandenPodrang）这个神权政体。无论盛衰，该 政府都由达赖喇嘛领导。在大约三个世纪中，噶丹颇章一直控 制或强势影响着藏文化区域的大部分地方，直至其于1959年衰 落。 藏区经济在1959年之前是由寺院和土地贵族掌握大部分 财富，主要由土地与牲畜组成。（此外，土地贵族也往往是寺院 及其庄园的所有者。）除农场利润外，财富还通过敬献礼物的 形式交给转世喇嘛和寺院，以换取他们对高深修行的教导或开 悟。这种敬献和慷慨观念，是在佛教于8世纪开始进入藏区的 时候，从印度半岛和中国引入的。最终，藏传佛教彻底变成了印 度式，即使依然可以察觉到中国佛教的某些痕迹。 佛教中的敬献概念大约是指预期的馈赠，作为信徒要求 教化或活动的回报。要求教导或开悟的人愈富有，对敬献礼物 的期望就愈高，通常对礼物的预期大小也愈大。敬献可以是金 钱，但更多包含土地和牲畜等财物。所有这些敬献都被详细记 录、登记和存档；随着敬献礼物逐渐增加，还需要管理团队来 监督和处理。由此产生了“拉卜楞”（labrang）的概念，是主要 负责某位转世喇嘛所属的转世序列体制的官僚机构。某些大型 寺院可能有若干拉卜楞，取决于当地居住了多少位转世活佛。 西藏的记录显示，13世纪的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大汗把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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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中部地区授予他的老师八思巴喇嘛（LamaPhagpa），作为对 其精深佛法开悟的回报，同时还授予他“国师”和“帝师”的称号 与官职。很久之后，当第五世达赖喇嘛于1652和1653年前往北 京拜访年轻的清朝顺治皇帝时，他走遍有着众多藏族和蒙古族 人口的中国西北大片游牧地区。他在自传中描述，基于自己是 观音菩萨转世的理念，他通过召唤观音的法事来提供教化和指 导，累积起庞大的财富。这意味着他能够以之为自己建立起坚 实的忠诚度。除达赖喇嘛制度形成的权势和财富外，通过延续 至今的相当于个人崇拜的方式，他还凝聚起了个人权力。如果 不是因为这位活佛，达赖喇嘛制度或许只是藏传佛教中的各种 社群和宗派间类似制度与转世世系中的一支而已。 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大约十万名西藏人于1959年离开 数百万藏族同胞，逃到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之后，他一直是 中国和其他地方关于西藏合法地位、1959年后的西藏人权状 况及其他议题的众多讨论的话题人物。某些是资讯丰富且具 有价值的对话，但大多数充满宣传论调，要么支持达兰萨拉 （Dharamsala，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大本营），要么倾向北 京方面。其他对话偶然带有超现实气氛，与1959年之前的西藏 社会现实和达赖喇嘛及其政府扮演的角色无关。关于西藏历史 地位的疑问—是否独立于中国，以及何时取得独立—还有西藏 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区域，什么是达赖喇嘛的噶丹颇章政权的控 制范围等，自1959年以后都被提起。这些问题相当复杂，并不 容易回答。 自几十年前开始，现任达赖喇嘛经常提到他或许是最后 一任。之前有过转世活佛序列逐渐消亡的其他案例。原因有很 多：缺乏有魅力的领导人、教派之间和内部的竞争导致内乱乃 至寺院庙宇的破坏，以及缺乏寻访继承人的兴趣等。有时转世 传承被勒令消失，如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转世活佛序列，由于 卷入1792年的廓尔喀战争（GurkhaWar），在当时的活佛被 杀或自杀后，达赖喇嘛的政府便禁止其传承。这一禁令维持到 1963年，被西藏流亡政府取消。第十六世大宝法王（Karm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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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1924–1981）恢复了转世制度，并承认自己的侄子米庞确 吉罗佐（Mipamchokeylodro，1952–2014）为红帽系转世活 佛。 公元7世纪的伟大印度佛教哲学家法称（Dharmakirti）提 出，菩萨转世的主要愿望和目标是由于大慈大悲驱使一个人回 到苦海，回到日常生活轮回，去帮助其他人寻求摆脱劫难。通 过无数的生命轮回，菩萨（与佛陀）的慈悲胸怀已如此强烈，使 其代代延续。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为何现任达赖喇嘛会宣称自 己将是最后一任，当然，除非这个决定是基于只有他个人才清 楚的动机。诚然，他完全可能是最后一位执掌达赖喇嘛官职的 人，但毫无疑问，从佛教的世界观来看，与我们所有人一样，他 还将以某种方式重生。
26. 法律在中国是否重要？ 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
对身为美国公民的作者而言，面对“法律在中国是否重要” 的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到长期以来外国人对中国法律是否完善 的疑问是多么强烈。西方人断言指20世纪之前的中国法律是残 酷和劣质的，也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的促发因素之一（尽 管向中国贩卖这种毒品的外国商人知道那是非法行为。）此类 断言也因此导致在那之后延续近一个世纪的治外法权，令到被 指控在中国对中国人犯下罪行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而是（如果案件未被撤销）由其所属国政府的代表根据自己的 法律来审判。西方列强当初是以尊重人格尊严和维护主权平等 为名来推行上述做法，却只增强了中国人在许多政治论述中所 说的“百年屈辱”的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不时在谈判 中提起这段历史，以争取策略优势，而任何试图与中国打交道 却对此不甚了解的人则注定会大吃一惊。 我们这些从外国立场来审视中国法律的人，还应该更注意 自己对法律秩序的假设。即使在美国—首个通过宪法这份成 文法律文件来组建的国家—这个以法律为核心的社会，诸如阶 级、种族、性别与残疾等方面的议题都明显在提醒我们：无论 我们认为法律的根本理想有多么崇高，“纸面上的法律”却未必 是“现行的法律”，至少在为所有人提供平等保护上是如此。我 们不应该免除对中国进行同等严厉的审查，或者因为文化相对 论而认为其不必承担我们主张的普世价值观的责任。然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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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受中国（在其他国家之中）可以用不像我们那样依赖法律的方 式来促进人类福利，或可以采用有别于我们国家的制度，还是 会有裨益的。 自文化大革命在1970年代后期结束以来，中国采取我曾在 其他地方说过的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府主导措施来为正规 法律制度建立基础—尽管这个制度不是有意按照自由合法性 （liberallegality）原则来实行的。为此，中国投放大量资金、 精力，以及某种程度的自身信誉。作为说明，可以看看在过去 35年里中国如何从拥有最为薄弱的法律架构发展成最为复杂 的法律体制之一（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制定了数以万计的 法律条款，覆盖范围从衍生产品交易，到要求子女上门探望父 母，到限制使用某些社交媒体等。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法律 专业人士这段时期内的百余倍的增长，如今已达到约30万之 众，其中还不包括法官、检察官、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是为草 根阶层提供法律服务的准专业人士）等。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律 教育的爆炸式增长，从改革之初仅有十多家能授予法律学位的 机构，发展到如今的630多家。 此外，如果目标是理解这些发展进程（并作为评估法律是 否以及多么重要的先决条件），我们还需要防备外国观察家依 然经常抱有的一种倾向，即假设这些措施是有意（或一定会） 在朝自由民主制国家所期待的法治类型的必然趋向中作为构成 要素。中国共产党曾非常明确地宣布法治建设工作的目标，例 如于2014年10月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描述了“依法治国”的蓝 图。该决定一开始强调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对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然后宣 布：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 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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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对这段话的含义的任何疑问，该决定反复强调党作 为组织（不同于个体党员）及其官方意识形态在法律的观念和 执行、行政管理、司法体制、法律职业服务、法律教育，以及法 律体制等各方面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律建设仅仅是为了装门面 （当然那方面的作用肯定不少），而是希望强调—正如这份党 的文件所陈述的国家法律体制的目标—法律最终是党以人民 的名义发挥领导作用的工具。当然，秩序是任何法律体制的核 心价值，在中国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由党来界定，以维护党的领 导。 我们能看到这种格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对已故的诺贝尔 奖得主刘晓波的残酷待遇，罹患癌症的他被留在监狱等死。我 们还能看到政府对维权律师采取的打击手段，在过去两年中里 有数百人遭到逮捕或羁押，尽管他们愿意通过国家的法律体制 来和平解决政治敏感问题，而这本来应该受党和政府的欢迎。 不过也需要指出，强调秩序本身并不排斥、甚至在某些方面可 以促进法律的规范化，就其本身而言未必是压迫性的。例如， 官员在四中全会中告诫党员：“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 形式……徇私枉法”。还要考虑到，即使在较高层级的党员中， 也有某些人意识到，让普通民众把法律体制视为解决法律诉 求的可信赖渠道，以及培养专业态度（尽管是在党设定的范围 内），对于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及中国的未来而言是多么重要。 有理由认为，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周强正在以身 作则，至少比前任司法部门领导人王胜俊（以前是公安部门的 官员，未接受过任何正规法律教育）做得更好。我们看到目前
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 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 根本所在、命 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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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放宽了王胜俊时期对于大多数案件由司法调解来处理的要求 （不管案件的事实是否有根据），使更多案件以程序上更严格 的方式来裁决；增加推出“指导性案例”，即指导式的判例（而 非有约束力的判例）；以及法院最近增加在互联网上公布司法 判决结果的数量和范围等。尽管如此周强曾在2017年1月提出 的西方式的“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宪政民主”对司法工作 的危害的警告，强调了法律体制建设最终还是以服务党为依 归。 当然，无论当局对于法律是否重要以及如何重要的问题抱 有什么想法或希望，都不代表其必然决定了法律对中国民众的 实际影响，或者民众会以何种方式来接受和使用法律。这两方 面都非常难以确证。有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影 响，如中国的庞大规模与多样性；统计数据出了名的不可靠（即 使对中国官员也同样如此）；以及在一党制国家里，当出现涉及 对司法部门以及其他任何官方机构的满意度等问题时，难以判 断什么是可靠的公众看法。 当然还有些更为微妙的议题，为确定法律是否重要以及有 多重要的问题上增加了复杂性。例如在现实层面上，中国的巨 大经济增长，让超过五亿人口在不到两代人时间里摆脱了贫 困，这在多大程度上该归功于法律制度的建设，还是说未受到 其约束，或者说完全与之无关？（因为即使在欧美，也有观察家 认为，政府相对不受约束的行动方式与普遍灵活的措施对经 济发展有好处。）假设法律确实为经济带来一定收益（人均年 收入据报已上升至约8000美元），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些成就与 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环境的日益毁坏，以及在法律上 很少提供补救办法的其他问题之间权衡？例如，对于有高度争 议性的征地问题，我们能从复杂且可能会互相冲突的法律适用 方式中得出什么结论？这种方式会让某些开发商能够更坚定地 主张他们可以获得的利益（赋予他们所持有土地的产权），还 是会让其他人（尤其是原先居住在被划为城市开发区的农地上 的农民）因为无法从法律上获取大量赔偿而恼怒？这并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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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短暂性的问题。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估算一样，截止 2013年，中国农民损失超过7000亿美元（以他们曾经持有的土 地经上涨后的价格计算）。 其他问题则衍生了规范性或概念性的挑战。例如，在有部 分中国人因为法律进步而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与利用法律 来限制人们的自我表达和接触观念之间—无论这些观点是来 自其他中国人或者外国人，且该现象在近年来日渐加剧，我们 该如何权衡？对于这些议题，中国人之间以及中国人和外国 人之间可能会出现尖锐的对立观点，我们该如何回应？再者， 从更基本的层面看，在中国公民与政府的往来中，他们在多大 程度上可以分清法律与其他国家权力形式？毕竟在谈及中国 农村时，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欧博文（Kevin O’Brien）与李连江等学者均提到，农民在跟地方政府打交道 时可能把法律、政策公告甚至领导人的讲话都混为一谈。而在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律方面 的考虑，而非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因素？ 在上述问题背后还有其他基础的问题，是我们在试图了 解和评价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法律时必须加以考虑的。我 们把哪些规范视为法律，有什么原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针 对秩序与自由、可预见性与灵活性等议题，在当地如何权衡取 舍？我们希望通过法律来推行哪些基本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 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有（且应有）何等程度上的相同之处？谁 可以决定对此问题的答案，又是基于什么依据？政府可以通过 哪些制度形式来有效推行这些价值观？在评价中国所做的制 度选择时，既应承认根据其自身情况作出调整的重要性（出于 实用和规范两方面的原因），又要防止某些人把中国的特殊性 作为避免国际审查的借口，我们该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提出此类问题并非出于自暴自弃的态度。如果我们要公正 地评估法律能否在中国实现公平公正的可能性，它们是至关重 要。
27.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中国学生来 到美国？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
在21世纪初，中国学生约占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的全部 国际学生的10%，如今该比例已升至31%以上，位居次席的印 度仅为17%左右。与之对应，在全部国际学生缴付给美国各大 学的学费中，有近三分之一都是来自中国留学生的。按照国际 教育研究所（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的报告， 2015–2016学年有328547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就读， 占美国全部国际学生总数的31.5%。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占比 从2000年的16%提高至2015年的22%，中国超越加拿大成为该 校的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哈佛大学并非特例，美国的许多 大学也出现类似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中国的大学学额不足以容纳所有高 中毕业生吗？事实并非如此。 1978年，在中国各大学因为文化大革命被关闭十年之后， 它们的注册学生人数约为86万名。至1990年，这一数字逐步提 升，约有200万名学生在中国的大学注册。至2000年，中国的大 学注册学生人数又进一步攀升至600万名。自此之后，所有类 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正式学生总数均大幅增加。目前，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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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高等教育机构有超过3600万名学生。在2000年，中国的大学生 人数约为美国的一半，如今已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现在每年毕 业的大学生人数超过美国和印度之和。简而言之，中国并不缺 大学入学名额。 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优秀的大学吗？也不是。 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全球最具活力的 一部分（尽管规模较小），有公立和私立、本地和国外的杰出大 学。在经历为期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统治和受到苏联的影响 后，中国的大学又重新在世界上受到关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这两所学校如今经常在各类国际排名上跻身全球第30到40 位的行列。与之相比，尽管德国的大学曾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 期拥有国际一流的水准，但在今天几乎所有排名上都只有一所 德国的大学位列全球前50名。 肯定的是，美国的大学目前在世界精英大学的排名上占主 导地位，但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最优秀和聪明的学生并没 有因此大规模涌入美国大学就读，尤其是在本科生阶段。他们 会入读本地的名牌大学。中国则明显不同：愈来愈多中国最出 色的学生—如今本科生人数已和研究生持平—希望到美国的 大学接受教育。 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有很多原因，其中某些与历史有关。在 共产党于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美国就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 的地。19世纪，清政府派往海外的第一个教育使团正是前往美 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佛德市（Hartford,Connecticut）。尽管 日本在1900年代早期是一个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德国和英国也 是某些学科的明智之选，但美国的大学依然是大部分中国海外 留学生选择的目的地。 事实上，为年轻人进入美国大学做准备，正是中国最顶尖 学府之一清华大学创办时的使命。由清政府建立的清华学堂， 最开始是为挑选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作准备的预科学校。在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中国学生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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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校长詹姆士（EdmundJ. James）催促下，美国政府返还了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 生赴美留学和1911年创办清华学堂的费用。詹姆士告诉美国总 统老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哪个国家能成功教育今 天这代中国青年人……哪个国家就能在道德、知识与商业的影 响力上收获最大的回报”。在创办后的首十年里，清华大学修建 了一个美式校园—其杰佛逊风格的大礼堂沿袭了伊利诺伊大 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大礼堂—为学生赴美留学做准备。清华 大学后来发展为一所优秀的综合型大学，并在起初的几十年里 一直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 最早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且有中国背景（无论是来自中国大 陆、香港还是台湾）的五位学者都曾在美国的大学求学或执 教。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里还包括于1927–1949年统治中国的 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政治人物：宋子文（哈佛大学）、孔祥熙（欧 柏林学院）、胡适（康奈尔大学）、宋美龄（卫斯理女子学院） 等。在商界，现代中国纺织业从1910年代至今的多位革命性人 物，如美亚丝绸厂公司（Meiya）的蔡声白、服装集团联业制衣 （TAL）的杨元龙、纺织业巨头溢达集团（Esquel）的杨敏德 —同一家族的三代人—分别在理海大学（Lehigh）、洛威尔纺 织学院（Lowell Tech）与麻省理工学院（MIT）接受工程学教 育。这个显赫纺织世家的下一代、时尚品牌“派”（PYE）的总监 潘楚颖则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来美国学习的中国人以显耀的方式留下了他们的印记。今 天的哈佛大学校园内有块大理石石碑，是由接近一千名中国校 友于1936年献给母校的建校300周年礼物。其碑文据称是由同 年获得哈佛大学荣誉学位的胡适题写：“国家之所以兴也繇于 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繇于学……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 佛大学滋益信之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 新月异；志学之士复负笈海外以求深造。” 在共产党于1949年夺取中国大陆后，赴美留学的新学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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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潮中断了三十年。某些留学生选择在毕业前回到中国，例如哈 佛大学1952年的毕业生冀朝铸，他后来成为高级外交官，并负 责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翻译。同时，美国在1949年因为中国 知识精英难民潮的涌入而受益，这些人填补几十年里美国各大 学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实力。1989年的天安门 事件后亦同样如是。 如今涌入美国的中国学生潮是基于过去这些经历，但规模 远超以往。部分原因在于当代中国教育的扩展、品质和广泛性。 中国的顶尖公立高中属全球一流学校的行列，其毕业生足以赢 得世界最具竞争力大学的青睐。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有能力入读 全球最领先的博士学位课程，他们的素质体现在美国博士学位 课程里中国人所占的高比例上，这些课程几乎完全是基于学术 成绩来录取学生。在2016年，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占美国全部一 年级的国际博士生的34%。由于中国学生从大学毕业时必须通 过英语考试，这些研究生在语言上足以应付赴美留学的挑战。 从社区大学，到文理学院以及公立和私立的综合性大学， 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增长均同样源于美国高等教育体 系在最近几十年里的扩张、多样性以及财务需求。进入美国的 高等教育不止一个入口，而是有数千个。如果说中国的博士生 主要靠美国资助的奖学金来支持学业（例如，哈佛大学每年提 供约2000万美元的资助给中国的博士生），大多数中国本科生 则没有财务支助，反而支付高昂学费（在私立大学是付全额学 费；在公立大学是付外州学生的学费）给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 后依然处境艰难的美国高等院校。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资料，美 国高等院校的中国学生在2015年为美国经济贡献超过110亿美 元。这正是许多美国大学为何如此积极招收中国本科生的原因 之一。作为该市场的一个指标，中国出现了发展强劲的教育谘 询产业，专门帮助年轻人准备申请美国的大学。 除了因为美国大学的开放性与可及性以外，中国父母还普 遍认为美国的教育就是比中国更好。正如许多美国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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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社会
（不无道理地）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比美国学 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许多中国教育工作者也认为西方人（特 别是美国人）更会创新且具有创造性思考能力，而虽然有过古 代发明和现代革命成果，但是中国人更为“传统”、“受规则束 缚”和“死记硬背”（虽然最近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幼稚园、小学和 中学学生在批判性思维上超过“创新”的美国学生）。对于中国 在创新方面落后的说法，有人归咎于中国学生必须通过全国高 校招生考试（即高考）才能入读本地大学的残酷过程，堪称有 位学者所说的“中国考试地狱”的现代版本。为入读大学而如此 全身心注重考试成绩的学生怎可能成为创新者？ 这样令人畏惧和疲惫的高考是中国学生更愿意出国留学的 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有多达940万人在2016年6月参加高考，这 个数字却比上年减少了2万名学生。在北京、辽宁和江苏，2016 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创下历史新低。部分原因可以归因于现 在许多精英高中会提供两条学习轨道：一条是让学生为高考做 准备，另一条则是为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而设的。后者的课程 会为学生提供培训，以应付入读美国大学所需的标准考试，如 托福（TOEFL）和SAT考试等。2015年，总共有超过50万名高 中生入读海外的大学。 对本科教育来说，中国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显然很相信美 国的院校对其人文导向或通识教育课程的自豪感。这些院校声 称类似课程能培养出有宽广知识背景的“领导者”，以肩负起世 界责任。此概念是美国大量本科教育课程的核心：需要培养学 生成为具批判性的终身学习者，而不仅是为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进行训练。实际上，我们很难找到培育不出“领导者”的美国大 学，似乎没有学校满足于迎合可能拥有更庞大追随者的市场。 中国各大学的校长也接受了美国大学校长的说法，投放大量精 力设计中国背景的通识和人文教育课程。当哈佛的本科学院于 2006年用新的通识教育课程（GeneralEducationProgram） 取代核心课程（CoreProgram）时，许多课程报告和推荐意见 在北京被人仔细研读，一如在麻省剑桥市的本校一样。由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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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乎所有中国顶尖大学都在尝试通识教育模式，这种在中国模仿 美国通识教育的现象提高了此概念的声誉，并引发家长思考： 为什么不去追求原装产品，赴美留学呢？ 相比中国国内，外国更肯定中国教育体系的实力。虽然近 年来没有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质量和数量上像中国般迅速 进步，但在国内却有大量批评的声音。与英国或美国的排名相 比，中国的全球研究型大学排名对本地院校的要求要严格得 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只属前50–100名的级别。中国的家 长、学生和教职员还对许多问题大加抨击：必修课太多、优秀 的授课很少得到褒奖、在突然扩张的教育体系培育之下的毕业 生未必能找到好工作，以及中国限制开放自由的思想交流—而 这至少在原则上是美国本科教育的核心。顶尖的中国大学都是 公营的，而共产党的书记通常位列校长之前（校长在任何时候 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共产党在高等教育中担当的角色会一直 延续—实际上还在扩大。这显然是追求“世界一流”地位的中国 各大学要应对的最重大的挑战。 中国高等教育在竞争力方面会面临的挑战可以归纳为一个 简单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不管其如何定义—能够在缺乏政 治自由的体制下存在吗？或许可以，但必须有相当程度的自治。 德国的大学在19世纪面临很大政治压力，但依然成为全球翘 楚，部分原因是它们保持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培养和保护了别 具创意的思想家。今天的中国大学吹嘘拥有顶尖的学者和全球 最优秀的学生，但这些学生仍被迫参加有关共产党意识形态和 政治内容的必修课，学习好像漫画书一样的自己国家的历史。 尽管有新的通识教育课程，可是在政治和历史等领域上，中国 的大学生为毕业而必须学习的内容与他们所知道的真相之间的 差距逐年扩大。在习近平主席加强政治控制的时代，空洞的政 治口号宣传每周要耗费学生数小时的时间（更不用说教职员和 管理人员），这让中国的大学面临产生两类“领导者”的风险：愤 世嫉俗者与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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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作为默认结果，美国的大学将继续享受作为培育领导 者的创新场所的幸福时光。毕竟，现实中的中国领导也在把自 己的子女送往美国的大学，而且人数还在增加。从家长把孩子 送往哪里上学，我们就能了解很多信息。在1920–1930年代， 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把儿子送往当时的两大强国：前往苏联 的蒋经国入读专门培养革命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SunYat- SenUniversity）；而前往德国的蒋纬国则在慕尼黑军官学校 （KriegschuleMunchen）受训。如今，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 物—包括习近平主席及其主要对手前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的子女们都曾在美国的知名院校就读。甚至北京大学和清华 大学这些中国最有名望和人脉的学校，现在都被美国和其他国 家的名校抢走入读的学生。 这种情形将持续多久？美国的大学或许在20世纪受到各 国羡慕，但19世纪时并非如此，也未必能够保证会延续至21世 纪。中国的大学可以跻身全球一流和最具吸引力的行列，并且 正在通过特别的措施来吸纳全世界的天才，如清华大学的苏世 民学者项目（SchwarzmanScholarsProgram）和北京大学的 燕京学堂（YenchingAcademy）等。不过，尽管有美国资助的 “十万强”（100000Strong）计划试图把这一数量的美国学生送 到中国学习（依然只相当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在 华的实际美国学生人数依然较少，并可能会维持现状，2015年 仅为21,975名，比2014年的24,203名还有所减少。 就目前而言，中国学生涌入美国—以及英国、澳洲和日本 等（人数不及留美但依旧不少）—的人数会继续增加。假以时 日，大多数这些学生可能返回中国，并将作出重要贡献。然而与 此同时，向美国的大规模教育移民或许主要不是源于对美国大 学的信心，而是对中国国内院校的疑虑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 当前压迫和不安全的政治气氛下。除了把子女这个最有价值的 人力资本送到海外，中国的家长还在把真实资产送出国，将孩 子和钱财同时输送到境外。此类行动未必会自动为美国带来好 处，至少不符合一个多世纪前的伊利诺伊大学詹姆士校长的设 想，对中国的近期前景而言则很难说是信任票。
历史和文化第 六 部分
28. 谁是今天中国的孔子？ 普鸣（Michael Puett）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孔子都被视作中国为了进入现 代世界必须摒弃的东西的化身。孔子被描绘成传统社会秩序 的支持者，在这种传统秩序中，人必须通过礼仪来交集，以接 受其特定的角色和责任。如果人们能够正确地履行这些角色 和责任，社会就会变得和谐。父为慈父，子为孝子，妻为贤妻。 伴随着这些社会角色，礼仪也会向人们灌输正确信念，即宇宙 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的系统。如果人们能够正确遵循自己的社会 角色，那么社会不仅会是和谐的，而且也会与更大的宇宙和谐 一致。因此，人们的目标就仅仅是接受传统所规定的社会和世 界。作为被认为是这种思想所依据的哲学家，孔子是传统思维 方式的终极象征。 与孔子相对的是一些自我感知的现代观点。根据这些观点， 人们需要彻底摧毁传统世界，重新创造世界。在20世纪上半 叶，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围绕着应该采取哪种现代主义者的 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展开讨论。在1949 年，这些现代主义者的主义之一—共产主义—获得了胜利。 毛泽东号召人民起来，建立一个新的平等社会。其中的一 个关键部分就是对孔子的完全摒弃。这种摒弃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达到极端，与孔子有关的文字和文物被销毁，作为清除过 去和创造新的共产主义现实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毛泽东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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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是，到了革命二十年后，共产党的官员正在变成一个新的学术 阶层，令中国有可能回到传统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在“文革”中 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共产党官员，正如他们曾（按照他对历史的 解读）起来反抗前朝政府的官员一样。毛泽东明确将他的对手 —像林彪这样的人物—归类为儒家学派，因此需要被消灭。 但是，现代主义者对传统世界的排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 事。事实上，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明确地将自己比作秦始皇— 在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统一中国之后的公元前221年，他试 图摧毁之前三个朝代的传统世界。秦始皇也试图消灭那些想要 效仿过去社会模式的知识分子。儒家思想—在当时也是如此— 尤其受到轻视。有一条史料称，秦始皇曾活埋一些儒生。毛泽 东认为他自己和秦始皇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他将会是更加冷酷 无情的，要完全根除秦始皇曾正确地尝试摧毁却最终未能成功 做到的思想。 如果说秦始皇的现代主义革命没有成功，那么毛泽东的革 命最终也同样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念备受质疑， 后来被强大的资本主义转向所取代。事实上，至20世纪末时，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实行最极端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之 一。但是要求中国打破以往传统和儒家社会，进入现代世界的 话语仍然存在—只是现在，现代世界被定义为资本主义，而不 是共产主义。 中国转向一种极端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迎来一 个非同寻常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同时也造成因收入极度不 平等而加剧的社会两极化局面。至21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自 觉性的讨论，议题有关中国是否已经失去其价值观，以及中国 是否已经成为一个一切都只是关乎财富和权力的世界。 就在这场争论中，孔子回归了。 对孔子的反思并非始于中国，而是在几十年前，始于亚洲 的另一个地方。在1980年代，新加坡开始发展一种国家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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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下，市场经济得到支持，但也受到由 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监管。这些官员不是经 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在精英政治下选出来的。很能说明问题 的是，政府明确宣称，这种由官员负责公共基础设施和法律体 系，以及民众的道德治理的精英统治，是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 的。这种儒家的观点也被认为是对抗西方正在实行的个人主义 和非道德的现代性的手段。 过去十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传统对抗现代性的框架， 在这种框架里，孔子被认为是传统世界的象征，必须被摧毁。 与之不同的是，新加坡强调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孔子作 为东方的象征，需要予以颂扬。 这个框架也愈来愈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接受。在过去几 年里，中国一直在加强政府录用人员的精英标准，并一直大力 强调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和绿色技术方面进行重大投 资的重要性。此外，这种做法与西方主流的观点形成愈来愈大 的反差。与过去几十年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形式（注重有 限政府和私有化）不同，中国展现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极其成 功的社会，但它正跟随新加坡的做法，重新发展与孔子有关的 治理形式。因此，中国对世界领导地位的主张愈发依赖这一论 点，即中国以儒家的治理形式，将能够解决经济不平等和气候 变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美国在集团利益控制下治理结构 所无法解决的。 如果说孔子是毛泽东眼中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世界最背道 而驰的人物，那么中国的新政权恰恰把孔子塑造成一个可以替 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物。与这种说法相关的是一项国际外展 活动，旨在教育世界了解曾被贬低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各地 正在建设一系列由中国政府资助、资金充足的中心，称为“孔子 学院”，以支持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曾经被破坏的传统，现 在被视作可以为21世纪的人类提供新的可能性。如果说孔子以 前代表的是阻碍人类进步的传统世界观，那么现在则被视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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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西方现代性的异化、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替代，更具体 地说，是用作替代西方社会中失调的治理形式。 但是，在传统中哪里能找到对孔子的这种解读呢？孔子作 为一个传统思想家，强迫人们顺从自己的角色，这种观点是建 立在对中国帝制晚期史的狭隘解读之上的。与之相反，新解读 的大部分灵感来自汉朝—接替秦始皇短命的秦朝的朝代—以 及后来的唐朝。秦始皇的秦朝垮台后，取而代之的汉朝延续了 秦始皇的许多创新观念，但也恢复建设在过去传统基础上的 观念。儒生没有受到迫害，而是被纳入朝廷，最终成为一个新 的官员阶层，为帝国官僚体系服务。他们支持创建精英管理体 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由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管理，负责建 设公共基础设施和管理法律体系。 所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否和汉代初期一般，政权在毛泽东 的创新基础上所建立，同时又通过创立精英管理体制建设一个 强大的国家？中国在未来几个世纪里会否像汉朝和唐朝一样， 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呢？ 这些都是在中国引起重大争论的问题。当前的时代，是应 该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框架、以上这些框架的混合体 来考虑，还是应该从其他方面来考虑？孔子是救世主，还是其 思想必须被摧毁的人物？ 这场辩论正在许多方面展开。关于秦、汉、唐和帝制晚期的 电影最近流行起来，隐含着对当前时期以及其与中国早期历史 的关系的讨论。有关孔子的电影和书籍也开始大量涌现—并非 与帝制晚期有关的孔子，甚至不是与汉唐时期有关的孔子，而 是如《论语》，也就是这本由孔子的众多弟子记录其学说的书 中所描绘的孔子。在此也出现了对立的观点—有人认为孔子是 一位伟大的圣人，创造了一种新的道德理念（如于丹的畅销书 所说），也有人认为孔子是一个努力要成为好老师的人（如李 零一本与之竞争之作品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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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传统被排斥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正在目睹中国历 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历史正被积极地辩论、重新解释和 重新利用。情况将会如何发展还很难说，但这是一场值得密切 关注的辩论。从这些辩论中将衍生什么样的孔子，以及如何理 解当前时代与早期历史的关系，将对中国未来成为什么样的社 会以及其在世界上的定位，产生重大的影响。
29. 丝绸之路从哪里来？ 傅罗文（Rowan Flad）
从人类起源到早期国家的建立，再到地理上庞大帝国的扩 张，个人和社会之间技术和思想的交流，一直是人类文化发展 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地域内，文化发展 和身份认同也同样长期受到这种跨文化转移的影响。针对这些 转移的最近研究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比过去所设想的，与外 界相互联系的成分更多，而地理上被孤立的成分更少，因此， 这不仅改变我们理解其根源的方式，而且也为中国在21世纪全 球化的世界中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隐喻。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 路”战略特别强调推动欧亚地区融合，便是这种情况的具体表 现。它突出了中国目前和过去可能存在于经济和政治上与世界 相互联系而不被孤立的思想。 实际上，中华文明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地区间的 交流。一些最重要的交流与丝绸之路共享了地理空间。丝绸之 路是19世纪创造的一个历史概念，或许是长距离地区间交流 的最典型例证（而且，至少隐含地，它是“一带一路”战略所采用 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些重要的交流都发生在远早于丝绸之 路的时期（因为它们与丝绸无关），而且涉及更加复杂和富有 地方色彩的交流和关系网络。然而，正如丝绸之路通过商业和 思想交流，促进遥远文化的连接一样，这些早期的交流形成了 一条“原始丝绸之路”，对相关社会和地区也产生同样深远的影 响。通过这些互动交流引进到中国北方腹地的技术，对于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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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中华文明出现的初期—发展 复杂而广泛的政治组织极为重要。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所指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和运输路线 网络，最早是在公元前1000年代后半期得以加强和巩固的—特 别是在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至唐朝（公元618–907 年）期间，发展成为一个广为人用的交通网络。中国方面的历史 记载强调，以前有人曾试图通过限制人员流动和建立军事据点 来控制这些路线。当然，丝绸之路不只是，甚至也不主要是，运 送丝绸的网络；通往东南亚和越过青藏高原、跨越欧亚大陆的 丝绸之路网络的支路，经常涉及运送其他重要商品，特别是茶 叶和马匹。此外，我们甚至不清楚贸易是不是在所有地区或时 期的主要交流方式，但我们确实看到，纵观历史，这些不同的 路线使人们接触到不同的语言、价值观、宗教、生活方式、习俗 和技术。 跨越欧亚大陆的远距离技术转移的证据，并不限于与丝绸 和其他商品的贸易有关的历史时期—即通常由商人在规定的路 线上进行，并受到帝国行政机构或军事前哨基地所监视的贸 易。实际上，最近的研究已开始详细探索以新材料和新方式进 行的技术转移。这些方式被相互间必然有一定程度联系的社会 使用，范围愈来愈广。 这些方式和材料适用于许多“技术领域”，即一系列涉及物 质资源和相关知识、信仰和社交关系的变化。一些农业技术便 能说明这种远距离接触。例如，一些最早在西南亚培养和驯养 的农作物和动物—包括牛、绵羊、山羊、大麦和小麦—最近被 指出是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某个时候被东亚的 一些地区采用的。然而，这些新培养和驯养的动物和植物，显 然不是某单一移民群体的“套装”的一部分。它们是在中亚和中 国西北辽阔的土地上，被不同社群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培养的。 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植物只是为维持现有生活方式提供补充， 对食用它们的人的总热量摄入或许并不重要。在另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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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它们可能被当成奢侈品，或者成为生产酒精的原料。然而， 还有一些情况下，新培养的植物可以为新环境区域提供被更广 泛利用的可能，例如，在青藏高原海拔更高的地区开发农业。 同样，新引进的驯养动物提供全新的生存方法和仪式行为 的焦点。例如，在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叶，牛已经成为仪式活 动中一个愈发重要的焦点，恰好是在通过尚不为人知的路线从 西南亚引进驯养的牛之后。然而，与此同时，原产于中国的野牛 也被用作相同用途，这表明动物作为驯养动物的地位并不是它 们在仪式上如此重要的唯一原因。不过，一旦被驯养，人们当然 会更容易获得牛只，这可能对有愈来愈多牛只被当作祭祀和其 他仪式行为的对象发挥了一定作用。 其中一种使用动物的仪式是烧灼动物的骨头，通常是哺 乳动物的肩胛骨和乌龟的背甲。这是一种占卜的形式，烧灼甲 骨以预测未来。用甲骨占卜在商朝（约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 1050年）的宫廷中变得尤为重要，这是中国第一个最初拥有历 史证明的朝代。商代的文字传统上被称为甲骨文，实际上就是 为占卜而烧在物品上的记号。虽然类似的占卜方法在中亚或更 西边的地方不为人所知，但我们的确在所谓从中国西北部甘肃 的传统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部的内蒙古和辽宁等省份 的“北方地带”（NorthernZone）各处看到一些其最早期的例 子。这些早期的例子所用的肩胛骨，往往取自野生动物，如鹿 和其他驯化动物，包括猪（一种在中国本地驯养的动物）和绵羊 （另一种通过原始丝绸之路网络引进的驯养动物）。 也许以这种方式转移的最具变革性的动物技术，便是使用 驯养的马匹和其相关设备，如马车。从商朝开始，驯养马对战 争的性质和中国中原地区地位的象征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不 但不了解在中亚某个地方驯养马匹的过程，还不清楚它们进入 东亚的确切时间和路线，即使一些最早的证据似乎出现在中国 西北部。正如前面提到的植物和动物引进一样，马匹可能会在 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使用，而影响驯养马匹的条件也会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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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的不同，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以驯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加以适 应。在没有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情况下，技术转让必须理解为一 个涉及当地社会成员与自身面临的挑战作斗争，并在不同程度 上坚守其传统生活方式的过程。 当然，原始丝绸之路沿线的技术变革并不局限于农业，也 不局限于从西向东的发展轨迹。例如，青铜冶炼反映了一种特 别重要的用火技术，这种技术似乎是在公元前3000年代晚期在 中国西北部首先采用的，其方式与中亚早期的冶金术（特别是 小型工具和装饰品的生产）有关。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中原 地区的青铜冶炼成为商朝等新兴中央政权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之一。在随后的1000年里，青铜武器和礼器的制造比任何其他 活动更受到国家的关注，并得到更多资源。 在反映出以东西走向为主的技术交流和影响的证据中，有 中国西北地区的陶器生产传统。陶瓷生产是考古学研究经济 和技术实践及传统的重要证据，因为陶瓷保存得很好，而一些 学者认为其生产方法的构思可能与共同的传统和相互交流相 似。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中国西北部，有 多种传统彩陶在不同时期被制作和使用，遍布该地区不同的地 方。当考古发现的分布在地图上标出后，便揭示了彩陶随着时 间由东向西的发展，以及使用彩陶的地区范围通过原始丝绸之 路的网络在扩大。 对于这个地区的思想和技术交流如何影响我们对中华文 明的理解，彩陶实际上还发挥着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 纪初，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不平等经济关系和清朝宫廷内部的纷 争，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深深的不安。一些人向国外寻求哲学 灵感，而在该世纪第二十年成立的新政府，便明确地向国外寻 求各种科学和行政任务方面的援助，引进专家为新组成的中华 民国政府出谋划策，并带来“现代”的思想和技术。其中一位专 家便是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 安特生的故事，以及他在中国考古学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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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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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争议的角色，已经被人们讲述了很多次。他对地层学的兴 趣十分适合他观察人类活动的证据，这些证据均早于有关中国 起源的历史记录，意义重大。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鉴定了河 南省渑池的史前遗址仰韶。我们现在已把它与新石器时代的文 化联系在一起，即“仰韶文化”（大约公元前5000–前,000年）。 此外，他还鉴定了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那里发现了 大量人类化石，被称为“北京人”。他对中国“史前”时代—一个早 于历史文献且对中华文明概念尤关重要的时期—的记载，代表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解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安特生认为史前仰韶文化的彩陶必然与其他地区的彩陶有 关联，例如在土库曼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的标本。认为新石器 时代的中国起源于西亚或中亚史前文化，似乎意味着中华文明 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是源自其他地方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衍 生物。这似乎并非安特生的本意，但他对寻找这些联系的证据 非常感兴趣。因此，他花时间在中国西北部考察该地区的地质 情况，同时在不同的考古遗址发掘出更多彩陶文化的例证。 这些考古文化代表了各种史前社会的传统，是构成原始丝 绸之路的一部分。假如安特生没有从事初步的考古工作，或者 后来没有试图通过彩陶的证据来追溯与中亚的联系，我们对中 国深远起源的理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此外，他还为当前的 研究奠定基础，揭示了原始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贡献。这条古丝绸之路并非横贯亚洲的单一路线，如同一条前 现代的超级高速公路，而是一个拥有复杂交流作用和实践的网 络，而我们才刚开始通过在中国西北地区积极进行考古研究来 了解它。然而，如果我们要完全明白社会等级制度，以及最终壮 大的国家在中国腹地发展的过程，理解它就是至关重要的。丝 绸之路的起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展示了中华文明，无论 是过往还是现在，都是那么复杂和多样化，以及思想和技术在 多方面的交流如何为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证据。
30. 为什么知识分子对 中国政治很重要？ 包弼德（PeterK.Bol）
自古以来，确切地说从大约2500年前孔子的时代开始，为 政府做事和阐明政府存在的理由是有区别的。为政府做事，需 要能够监督政府在军事、司法和税收等方面的行政管理人员。 公元前3世纪时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使行政人员从具有贵族 地位、往往也拥有独立势力的人，转变为通过为体制利益服务 而获得晋升机会的官僚。起初，阐明理由只是一个惯例。统治 一个国家就需要有人熟悉能够将君主及臣子联系在一起的仪 式和典礼，使统治者能够履行他作为活人和祖先之间，人类社 会与宇宙之间的中间人角色。 然而，政治不只是关乎仪式而已。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关 于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载体：写作。操办 仪式是做事情，是一种有效的行动方式。写作可以描述和倡导 有效的行动，却还差一步。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他说得并不太对，因为在文字间提出的主张往往会对行动和政 治产生影响。一些诗人早前曾吟唱过：“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监视四方，求民之莫。……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 维与宅。”（上帝伟大而又辉煌，洞察人间慧目明亮。监察观照 天地四方，发现民间疾苦灾殃。……上帝经过一番考察，憎恶 殷商统治状况。怀着宠爱向西张望，就把岐山赐予周王。）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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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非仅仅要证明公元前11世纪周朝推翻商朝的正当性，而是在提 出一种观点，即维持政治权力—坚持“天命”—取决于统治的质 量。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即周朝的统治者是可以被追究 责任的，并否认天命授权是永久性的。这是挑战了马克斯•韦伯 （MaxWeber）的观点。韦伯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依赖“传 统”来源的政权合法性，即人民服从国家的命令，仅仅是因为习 惯，裴宜理（ElizabethJ.Perry）在本书中讨论了这一点。 因此，写作也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手段，但它的作用远远超 过仪式。它令过去得以记录下来，也是公民秩序理念而非军事 秩序理念的基础，同时令通过远距离通信，无论是公民还是 军事手段，进行治理得以实现。写作者会宣扬王朝权力的合法 性，但他们也会撰写文献，把最古老的统治者描绘成根据才能 而不是世袭特权选出的人，同时还收集表达被统治者反抗统治 者的声音的诗歌。 我们可以把那些为政府辩护的人称为“知识分子”，而不是 官僚，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与政治权力分离。的确，可以 公平地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那些在宗教组织之 外以作家和思想家而闻名的人，大多都可能曾在政府部门服务 过一段时间，并具有某种官方地位。 但是官僚和知识分子—也就是拥有政治权力并管理着政 府的人，和那些思考和撰写政府应该做什么的人—之间的关 系，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限于政治。正是在政治和社会分裂 时期，知识分子超越了他们作为中间人的正常角色。他们成为 了思想家。他们向统治者谈及应该如何统治，以及理想的政治 秩序，并向个人讲述应该怎样成为有道德的人。他们认为有一 种权威凌驾于统治者之上，而他们有能力阐述这种权威，并为 其辩护。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权威，政府和社 会需要怎样变革以顺应这样的权威之类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唯 一的答案。周朝的一些诗人提出一个答案，以该朝贤明的创建
30.为什么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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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历史和文化
者为榜样：“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上天 行事总是这样，没声音没气味可辨。效法文王的好榜样，天下 万国信服永远。）这一点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呼应，例如唐朝和 明朝的开国皇帝，以及最近的毛泽东崇拜者，都曾表达过类似 的观点。但是，也会出现其他可能性。大一统帝国的天道理论 提出统治质量和自然状态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共鸣，因此在自然 界本应稳定和可预测的过程中，任何异常现象—如地震或者不 期而至的日食—都可以被解释为治理不善的迹象。面对这种解 释的可能性，官员不得不选择如何应对。总的来说，政府的回应 是尽力而为，但其反对者能够，而且的确在自然灾害中找到指 责政府失职的理由，导致官员淡化甚至压制坏消息。这两种回 应在中国最近的历史上都是显而易见的。 知识分子已经，并将继续，寻求其他权威来源。自公元前2 世纪末司马迁对文明史进行了伟大的阐释以来，历史的撰写和 重写就一直在进行。除了其他成就外，他展示了他那个时代的 问题是如何随时间流逝发展而来的，并且表明只有在理解问题 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才能逆转这些问题。此外，他还指出其统治 者采取过去暴君的失败政策。1000年后，历史学家和反对派 领袖司马光撰写了一部1500年以来的历史记载，表明一个王朝 要想生存下去，最终必须要限制政府为能够改变社会以使之符 合其理想模式的权力—这个理想模式是被其他在儒家经典中 找到权威的知识分子早已提出的。相隔1000年后，历史学家钱 穆发现中国中古时期（即司马光的时代）已经有现代社会萌芽 的迹象，因为科举制度使普通百姓有机会当上宰相。对历史的 诠释总是关乎当下的，或者说得更微妙些，是关于过去对现在 的意义。这是一种需要继续或抵制的东西吗？历史是需要毁灭 的遗迹，还是应被恢复其辉煌的过去？谁是罪魁祸首？谁是值 得钦佩的？关于历史的撰述几乎总是要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 直到最近，儒家经典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辩论的最大载 体，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它们是关于文明起源的记载。（而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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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个世纪前开始，便有学者断定，一些文献虽然被认为是最古老 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不是傅罗文［RowanFlad］在本书 关于丝绸之路的一章中所指出的，现代考古学为我们提供有关 中国文明起源的另一面。）它们是政治和道德思想的基础，也 是文学的基础。有些人认为这些各色各样的书籍是对只有古 代才存在的理想的，完满的社会秩序的连贯突破—后来的时代 都试图恢复这种格局，而却徒徒劳无功。与如此重要的文献相 符合的是，知识分子发现就政府应该做什么，人们应该如何学 习和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诠释经 典。于是，经典被反覆地重新解释释，但是，当有人提出某种 原本代表着反对声音的言论，如果它能够取得众多回响，也可 能成为一种新的正统观念。每一位重要的评论家都认为，自己 对经典的理解最终是正确的。 在7世纪初的唐朝，朝廷是政治权力核心的观念成为对经 典的新解读来源，这种解读试图综合已经分裂了三个世纪的北 方和南方学者的诠释。但是对经典最重要和持久的这就是朱 熹在12世纪以伟大的宋明理学的诠释。朱熹力图反对国家权力 的扩张及其致力通过政府政策来改变社会。朱熹的评论之声所 以具影响力，是因为它成为了考试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直到20 世纪初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学校需要学习的一部分。政治 政治的道路要经过教育—这种教育是知识分子的工作。通过考 试并不代表受过教育的人必然信服他们所读的内容，但这些读 物的确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词汇和一副理解并应对事件的模板。 然而，宋明理学的诠释所做的还不止于此，它将重点从令政治 体系发挥作用，转换到培养具有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为 做到这一点，它完全在哲学上占有所有人都拥有一种道德本 性。，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而且还提出所谓的“四书”— 《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取代传统经典的首 要的。根据宋明理学的解释，四书主要完善的不是政治制度， 还是个人如何通过学习成为道德上负责任的行为者。
30.为什么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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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有着古老的渊源，但直到10世纪末才成为选拔官 员的主要渠道。这是一项评估才华的测验，而才华最初被定义 为文学成就，后来又被定义为对四本书的诠释理解。与教育系 统相结合，每个县都建立一所官学，还有数以百计的私学。蒙 古人在13世纪征服中国后建立元朝，虽然大大限制了考试的作 用，但也增加了对官学和私学的资助。在16世纪欧洲观察者的 眼中，科举考试制度非常接近柏拉图让哲学家当国王的理想。 虽然这是令人怀疑的，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能够使教育成为 踏入官僚服务系统运作好的必要准备，也是相当非凡的。 但中国的强大或许可能关于（伴随着中古时期贵族制度的 瓦解，商业的发展，以及文人和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人士在本地 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无论何时，成千上万的文人在没有 获得官职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科举制的教育制度，这确保全国各 地的文人拥有相似的文化水平和共同的知识，并希望他们拥有 共同的价值观。考试教育只是一种职业气息十分薄弱的教育， 因为它只是要求人们了解过去的文本和当前的诠释，并掌握复 杂的文学形式。这更接近孔子和其后的儒家学派说的“为己”学 习，而不是“为人”学习。科举制的教育注重理性和批判性思维， 拓宽视野和对历史的深入了解，道德的挑战和选择，更接近一 种理想的并不具有科学的博雅教育。而不只是希望锻练学生通 过考试的能力。 因此，争论点始终是教育应该向那些求学的人灌输什么价 值观。是仁和义吗？是忠（于国家）和孝（于家庭）吗？是格物 与致知吗？但这也总是存在矛盾：在复古和创新、治国和齐家、 建设制度和修身之间等。 在当代中国，这样的争论又一次公开出现。起初，分歧在于 自由派主张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的选择自由，应该带来政治 上的选择自由；而新左派则主张因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而导致持 续增长的不平等，只能通过恢复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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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策来补救。然后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主张这将是中 国独有的道路，暗示着这既不是自由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概 念。他们声称中国之所以强大的关键在于其历史—一段曾被贬 低为封建主义的历史。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权力问题：中国 只有通过统治其他国家，才能恢复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对 另一些人来说，强大要靠恢复建立在儒家价值观基础上的文明 （尽管对于这些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还是威权主义的，还没有 达成共识）。显而易见的是，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就像他 们之前的知识分子一样，寻求政府对他们各自立场的支持，并 将自己确立为能够引导中国未来的人。 今天，执政党的领导层决定既支持儒家思想，也支持社会 主义。习近平主席访问北京大学时，与现今已故的儒家哲学家 汤一介合影留念。汤一介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儒家 思想的复兴，而习近平也就儒家著作《大学》作为社会主义价 值观的基础发表过讲话。大学中的“国学”机构从政府获得充足 的资金。对于以其他文明和历史经验为基础批评政权的知识分 子来说，这是个不好的时期。但对于那些受过中国人文教育的 人来说，这是一次机遇，可以为自己确立权威的价值观诠释者 地位。他们诠释的价值观将使中国真正地成为中国，从而使他 们成为政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 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就表明其一直致力把政府工作（这 需要官僚和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努力结合起来。有时候，当 权者也会从知识分子手中夺取对教育的控制权，并就价值观展 开讨论。但在过去1000年里，更常见的模式是，政府一方面承 认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运动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亦试图 拉拢知识分子成为支持者，而不是批评者。然而，当个人教育 被视为取得政治成功的必要条件时，在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威之 间的紧张局势就会难以避免。也许我们应当说，这就是在中国 建立的文明本质。
31. 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重要？
李惠仪（Li Wai-yee）
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1）的中国古典小说 在当今华语地方非常流行、脍炙人口。想像一下莎士比亚的戏 剧和迪士尼电影的融合，或者想像一下以奥赛罗（Othello）、 达西先生（Mr.Darcy）、尤拉希普（UriahHeep）和简爱（Jane Eyre）作为参照，与随便一个人随意交谈：当涉及这些作品时， 语言和文化风格中惯常的区别似乎就不太适用。人物、情节，以 及具体的台词，成为日常交谈和大众心理学的一部分。在某种 程度上，这些小说超越欧洲传统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并遍布社 会的各个层面。最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有“明代四大奇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也许更著 名的是《红楼梦》（又叫《石头记》），是许多人公认的中国最 伟大小说。另一部18世纪的作品《儒林外史》也广受赞誉，但在 现代流行文化中却不是那么显眼。 重要的是，这些小说不只是封面和封底之间的一些页面， 还是通往中国文明史和文化史的门径。它们的前传与后续跨越 几个世纪，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重要的文化趋势和变革。例如， 《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现存最早的版本可以追 溯到15世纪和16世纪，但它们代表着几个世纪以来历史记载和 伪历史记载、神话、通俗故事、轶事文学和戏剧表演的顶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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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外，所有主要的明清小说都通过续写、驳斥与重新创作在新的 场景（有时是不同的体裁）中得到后续的影响力。在1911年结 束的帝国统治的最后三个世纪，这些明清作品在视觉文化中也 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戏剧表演、书籍插图、纸牌游戏、年画（一 种民间艺术）和瓷器上的图像。（这些几乎都从未出现在精英 分子的画作中，因为他们往往需要避开小说和戏剧元素，也很 少从白话文学作品选取主题和人物。）它们在当代文化中的多 媒体表现也是无处不在的。 对于初中生或高中生来说，这些文本并不难，而且还有便 宜的版本（或者可以免费下载），但是却很难衡量读者的实际 规模。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那些没有读过这些书籍的人， 也能通过儿童文学、动画、图像小说、戏剧、电影、电视连续 剧、博客辩论或电子游戏等，了解到这些故事的情节。从主题公 园到装饰艺术，甚至是菜谱（有些餐馆以《红楼梦》中的菜肴 为特色），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作为文化素养的标志和大众心态 的指标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我一开始就把这些小说称为“中国古典小说”，但很可能是 用词不当。这些作品直到20世纪才成为“古典”。与传统的高级 文学作品采用文言文写作不同，它们是用前现代的白话文写成 的，或者像《三国演义》般是用简单的文言文写作的。（文言 文与口语有很大分别，尽管文言文中的许多表达方式和短语变 换也影响了现代书面语。）明清读者的赞美之声有时听起来像 是在为自己辩护，他们断言古典文学和白话文学之间存在对道 德或形而上学持续不断的担忧。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10年代末和1920 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一种新的书面语应运而生，并以更流 行和直接，以及更贴近口语见称。它借鉴并可以追溯到传统的 白话小说。现代汉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白话小说，被主 张文学革命的学者和作家奉为“反传统”。因此，它与口语、表 演、大众文化和民间记忆的联系，以及它颠覆社会政治秩序的
31.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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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历史和文化
潜力（一个更有问题的命题），在现代社会的批评中经常被强 调。换言之，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质疑儒家戒律、社会习 俗、政治道德在界定自我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作 用，明清白话小说才因其“反抗精神”而备受推崇。这些作品之 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它们以前被排除在“伟大传统”之 外。 它们是否应该被称为“小说”，仍有待商榷，这可能只是一 种方便的说法。除了对叙事的普遍兴趣和令人生畏的篇幅（与 托尔斯泰（Tolstoy）、狄更斯（Dickens）或艾略特（Eliot）的 小说相比），这些庞杂的作品与通常强调社会和心理现实主义 的欧洲小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明清白话小说是一种混合的文 体。抒情诗、歌曲、叙事诗、诗论、骈文、戏剧咏叹调、打油诗、 历史典籍和其他虚构作品的摘引和概括，以及口头表演的言 辞，都常常被编进叙事结构中。这些小说似乎没有一种正式的 统一风格。然而，更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每一章中，在章节 和叙事单元之间的对比和互补中显现的模式和意义。这些章节 和叙事单元中包括章节的组合、图像和结构的重覆、人物的聚 集和分散，以及重要的中点或中间部分。书中也有框架部分， 用作序言和结语的延伸。与这些作品一起发表的传统评论，往 往有助于揭示小说的美学特色。 一些现代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声称受到 明清小说的思想和美学的启发。毛泽东（1893–1976）一直不断 评论《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这三部经典著作，因 为它们都具有反抗精神。 《水浒传》主要是以12世纪早期宋朝的强盗、反叛者宋江 及其追随者的历史事迹为基础。16世纪留存的100回版本，讲 述了108名强盗英雄的冒险故事，包括他们各自走上起义道路 的经过、在水泊梁山上的最终聚义、在与军队的争斗中取得军 事胜利、与官府的和解，以及随后对宋朝敌人进行军事征伐。 这些战斗和官府最终的背叛，结果导致他们分散和死亡。17世 纪中期，学者金圣叹删减了《水浒传》的文本，编成一个70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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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版本，以梁山聚义告终，接着讲述其中一个人物的梦，梦见108 名反叛者全部被草率处决。这成为最常被广泛阅读的版本。 虽然《水浒传》表面上支持一种以江湖义气和对社会政治 秩序的蔑视为基础的反政府或反文化，但在明清版本中，《水 浒传》的通称却是《忠义水浒传》，暗示强盗表达对政治的不 满和对清廉秩序的向往。现代的评论倾向将《水浒传》歌颂 为中国文明中反抗压迫势力的一部反专制传奇故事。实际上， 《水浒传》既不符合元明清时期对其“忠义”的断言，也不符合 现代对其“农民起义”或反威权乌托邦的诠释。这并不是一个罗 宾汉式的农村社会。对复仇、滥杀、嗜血、厌女和残酷无情的 权力斗争的美化和辩护，令我们难以理解。现代读者所不喜欢 的东西，是否有可能成为组织帮派，鼓动反女真、反蒙古或只 是反政府的群众运动的有效宣传工具？（女真人从1115年到 1234年统治中国北方，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1271年持续到1368 年。）难道天真的作家没有注意到英雄的豪言壮语和现实中 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差异吗？难道这是在遭受迫害、暴力夺权和 非主流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情况下，对人性不同方面的现实写照 吗？ 毛泽东的特点是不为这些隐晦的潜台词所困扰。从1920年 代起，他无数次将《水浒传》当作组织起义和战略规划的灵感 源泉。然而，1975年，他却指《水浒传》只配用作“反面教材”， “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对金圣叹改写的模棱两可结局颇有 微词：他是要让人们觉得投降派多少是令人讨厌的吗？毕竟， 强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有人认为，毛泽东有关“有缺陷的 反抗”的这些批评，目标是周恩来和邓小平。《水浒传》引起 的轰动作为1970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如今已成为遥远的记 忆。然而，最近关于它是否适合纳入中学教科书的讨论表明， 它仍然引发人们的敌意。那些对于批评《水浒传》中的暴力行 为不屑一顾的人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公，正需要这种愤怒 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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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也有愤怒和暴力的成分，但任何危险感都可以通 过嬉戏、奇妙的发明和神奇的变化来化解。根据对大和尚和翻 译家玄奘的历史记载和虚构演绎，详细讲述和阐释他于7世纪到 印度获取佛经的旅程。这正是这部100回的作品的灵感来源。故 事一开始讲述一只猴子从饱浸天地精华的石头中出生，成为众 猴之王，获得神力，到后来他克服死亡和作出改变，对天庭造成 的巨大破坏，而且不断反抗天庭，最终被如来佛祖征服。被监禁 500年后，猴子被唐三藏和尚（玄奘）释放，成为他三位徒弟之一 （包括猴子的滑稽陪衬者猪八戒），并一同前往西天取经。在经 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通常包括接二连三被妖魔鬼怪和叛逆的 天神捕捉，他们成功完成任务。 这部关于诞生、获得自我意识、面对死亡、反抗权威、通过 艰苦的旅程得到启迪和救赎的传奇故事，总是引发寓言式的诠 释。三个世纪以来，佛家、道家和儒家的读物都从小说文本中挖 掘经验教训，如积德、获得超越、控制身体中能量的重要流动， 或追求道德自省等。一些20世纪的学者强调其乐观精神，并认 为寓言式的解读过于微妙，根本无关紧要。最著名的节译本（书 名就叫《猴子》［Monkey］）的序言 将其描述为“就是一个很好 的幽默故事、一派深刻的荒诞之言、一番善意的讽刺和一部令人 愉快的娱乐之书”。最近，人们又开始重新强调宗教和寓言方面 的解读。 政治读物把猴子先是与天庭对抗，继而在取经途中与无 数妖怪的搏斗，解读为社会政治斗争的寓言。1941年，动画创 始人万籁鸣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制作了动画片《铁扇公主》 （PrincessIronFan），将取经者向公主借铁扇过火焰山的情 节，改造成一个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故事。在万籁鸣（于1960 年代初拍摄）的《大闹天宫》（HavocinHeaven）中，猴子最 初的反抗被表现为一场胜利的革命，因此猴子的结局不是被如 来佛祖征服，而是勇敢地回到他的猴子王国。然而，这足以引起 了人们对反建制立场的不安—有人怀疑毛泽东和猴子的敌人玉 皇大帝之间存在隐秘的类比—导致这部经典动画片迟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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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上映。对《西游记》的政治应用，可塑性是无限的。1945年， 毛泽东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游击战争比作孙悟空大闹天宫。 1963年，毛泽东同样用“大闹天宫”一词来形容与苏联的决裂： “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 路。”归根究底，政治的解读就像所有的寓言解读一样，都与喜 剧的“深刻的荒诞之言”存在着矛盾。 正如笑声能够推翻《西游记》中的寓言结构一样，《红楼 梦》的感性细节也可能会分散对其所谓的道德和宗教意义的 注意力。《红楼梦》的故事始于一个关于缺陷和不平衡的神 话。女神女娲为了补天，炼了36,501块石头，比所需要的多出一 块。那块多余的石头被炼得拥有灵性，但因为被认为不适合用 来补天，被丢弃在山脚下。这座山名叫“青埂峰”，是“情根”的谐 音。这块石头哀叹自己的命运，被一位和尚和一位道士带到了 人间，托生为主人公贾宝玉（虚构的宝玉），是一个富有、强大 但正在衰落的家族的子孙。宝玉生来嘴里就含着一块由石头 变成的宝玉。 除了偶尔会插入一些超自然的情节外，小说的大部分内容 都是围绕贾府日常生活的细节—没完没了的节日、生日庆典、 家庭聚会和戏剧表演。在故事的过程中，阴谋随之展开，感情 逐渐升温，嫉妒和误解也正在发酵，最终酿成一场灾难。一个 建在家族的两个分支之间空地上的花园，成为宝玉和他钦慕和 喜爱的女孩子们（表姐妹、同父异母的姐妹和丫环）相处的一 个恬静空间。叙事焦点围绕贾氏家族无可挽回的衰落与宝玉的 情感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变化。贾家之所以衰落，有部分原因是 因为奢侈、贪婪、腐败、管理不善和滥用权力。宝玉的情感和精 神世界，涉及他与周围女孩（特别是两个表姐妹）的关系、他与 家人的关系，以及他的观念、爱、失望、开悟和最终放弃世俗的 依恋，出家为僧。作者曹雪芹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借鉴了个人和 家族的历史，但他未能在离开人世前完成此书。他所写的80回 作为手抄本流传了大约30年，小说才以120回的版本于1791年 面世。另一位作者续写了这部作品最后的40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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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经常主张，《红楼梦》应当“至少读五遍”。他声称自 己将其当作历史来读—他从中（显而易见地）看到了“阶级斗 争”和“封建社会”必然走向衰落的证据。1954年，毛泽东发起 了一场运动，批评著名学者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自传，并 将马克思主义对所有文学的解读严格地奉为新的正统观念。毛 泽东更敏锐的评论不是在他的公开声明中，而是在他的页边批 注中。他分析宝玉使用的爱情语言和他渴望的对象。像他之前 和之后的读者一样，他被小说的浪漫气息所吸引，有时比意识 形态和哲学还要多。 甚至在学者讨论书中爱、欲望、超越和虚构的含义的同时， 一般爱好者也在互联网论坛上争论着对每一个细节的解读，通 常是在寻找可能暗含在17、18世纪中国历史的“真事”的线索。 此外，这部小说的许多读者或其他媒体消费者都满足于欣赏其 中美丽的景色和声音，或者复杂的人际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红楼梦》中对一个失落的世界的怀念和理想化，反映现代中 国读者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感受。与此同时，那个世界不可避免 的衰落，则意味着反讽、临界距离，以及一种质疑甚至反对的 立场。 为什么中国古典小说很重要？我们可以根据相关性来进行 论证：你需要了解它们，以获得文化素养，理解它们在现代政治 中的作用，或者适应它们在流行文化中的用途。但是，或许享受 阅读的乐趣归根究底才是最重要的。这些文本开辟了一个可以 漫游和迷失的世界；道德、宗教或政治方面的信息不绝如缕。
32. 中国作家们如何想像 中国的未来?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
中国现代文学是伴随着提倡乌托邦观念而诞生的。1902 年，内外交困的清朝已走到穷途末路，梁启超在新创办的杂志 《新小说》（NewFiction）中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The FutureofNewChina）。小说以概述2062年—即小说虚构的 出版日期2002年之后60年—繁荣的中国为开篇。在大中华共和 国公民庆祝建国50周年之际，孔子的第72代后人、德高望重的 学者孔弘道（KongHongdao），应邀在上海的万国博览会上， 就中国民主的实施情况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吸引了大批热情的 听众，包括来自海外的数十万人。 如果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宏大开篇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 那也许是因为这个新中国的“未来”在现在这个千禧年里似乎已 经成为现实。在中国崛起为世界领先的政治和经济强国之际， 中国不仅主办了一届世界博览会，还举办了奥运会，更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在距离中国甚远的地方，如巴基斯坦和卢旺达，建立 了数百所孔子学院。社会主义中国可能已经实现了梁启超笔下 未来的乌托邦。实际上，仿佛是重拾梁启超在一个多世纪前留 下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在2013发表关于“中国梦”的讲话，将新 中国的未来展望为“社会主义道路”、“民族主义精神”和“民族团 结力量”共同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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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尽管“乌托邦”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词汇中一直是一个可疑的 词，但“中国梦”却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它唤起了一种 理想的政治和文化视角。事实上，“中国梦”可能代表对最近一 系列关于未来中国的讨论的总结。从“伟大的民族正在崛起”到 “天下大同”，从“重新政治化”到“三教合一”—儒家、毛泽东主 义、邓小平主义，我们看到大量的论着和宣言，全都渴望通过各 自的观念打造强大的中国政治。尽管这些论著通常不以文学方 式来写作，但它们仍然指出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中的修辞 姿态和想像能力。它们分享“宏大叙事”这个非同寻常的模式， 让我们重新思考乌托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文学表现。 “乌托邦”是严复于1890年代后期翻译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一书中，作 为新词纳入汉语词汇的。严复在注释中，思考君主统治与国 家治理的关系，认为教育和启蒙是国家繁荣的关键。严复在 诠释乌托邦的过程中，淡化它是一种虚幻的构造这一事实。 相反，他认为乌托邦是任何致力于适者生存的国家都要实现 的目标。换言之，他把乌托邦等同于一个以他向往的达尔文 （Darwinian）伦理为基础的目的论项目。 严复提出乌托邦思想的方式，引伸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关 于他那个时代文学的工具性。也就是说，文学的“虚构性”只有 在被证明是表现历史经验或期望时，才被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小说被认为既是改造中国的目的，也是改造中国的手段。 为响应严复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通过改革中国小说来 改革中国的主张，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一番名言：“欲新一国之 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 故。”在某个神秘的时刻，如梁启超所说的，小说和民族，或者 如我们所关注的，乌托邦和历史，都变成了可交换的观念。 乌托邦是中国现代文学萌芽阶段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除了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之外，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和碧荷 馆主人的《新纪元》所想像的不是一个中国重新获得超级大国 地位的未来时代，就是一个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理想国家的令
32.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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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历史和文化
人难以置信的背景。晚清作家通过创作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切实 际的作品，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设定了一些条件，既是一种新的 政治议程，也是一种新的民族神话。 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热潮在1920年代的五四时期就消失 了。作家似乎全神贯注于现实主义的经典，甚至不能接受任何 异想天开的想法。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少数非写实作品中，成为 常态的是反乌托邦，而不是乌托邦。沉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 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和老舍的《猫之城》等作品都体现 了这一点。 但是乌托邦找到一个新场合—共产主义的话语—来展示 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愿景之 上的：通过彻底改变现状，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应许之地”。 因此，文学只是描绘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的宏大叙事 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从1942年至1976年，乌托邦的比喻 在中国主流文学中一直占据一席之地，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革命现实主义，还是革命浪漫主义。无论过去和现在发生 什么事情，人们都认为党和国家应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最美 好的世界”。 与乌托邦相结合的是科学幻想，这是一种以科技方面的 奇迹和创新为特色的流派，服务于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议 题。学者鲁道夫．瓦格纳（RudolfWagner）指出，作为“向科学 进军”的运动的一部分，该流派曾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 末短暂盛行。四人帮倒台后，这一流派在1970年代末又曾一度 卷土重来。正如瓦格纳所言，它又肩负起一个新角色，即“游说 文学”，“以幻想的形式呈现科学家的集体愿望，并描绘出如果 科学家的要求得以达成，他们将如何在更大的社会框架内大展 身手”。
乌托邦和科学幻想在20世纪末经历了一次模糊的转变。尽 管政治上阴霾不断，作家却能够创造出更多个人愿景，因此， 他们让我们想起其晚清的前辈。例如，保密的《黄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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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年）从末世的角度审视被内战和核浩劫吞没，并在世界范围内 引发大流亡和新“黄祸”的中国。梁晓声的《浮城》（1993年）则 描述中国东南部一座大都市神秘地脱离了大陆。通过把中国想 像成处于奇迹般复兴或永久毁灭的边缘，或者预言中国将成为 核灾难过后的荒地和煽动新“黄祸”的地方，这些作家创造不同 的时空地带，借此来思考国家的命运。
新世纪的到来，见证着写作和阅读乌托邦以晚清时期的 气势出现复兴。讽刺的是，你会发现很少有作品可以按传统定 义被描述为乌托邦式。这些作品的特点更恰当地说，正好是反 乌托邦的。在韩松的《2066年之西行漫记》（2066:RedStar overAmerica）中，2066年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作 者想像美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灾难，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 “花园般”的超级大国。因此，韩松似乎认同一个自晚清以来就 萦绕在许多作家心头的复仇主义幻想。但是韩松还有更多信 息要告诉我们。据说，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屈 服于“阿曼多”（Amando）。这是一种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预先 规划每个人的生活，并用尽各种可能的方式监督其幸福。即便 如此，当神秘的“火星人”降临地球时，阿曼多随即崩溃，令中国 变成一个“福地”（并非巧合，这也是中国人对“墓地”的委婉说 法）。 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2007–2010年）具有史诗般的规 模，故事时间跨越数百万年。这部传奇故事将“文化大革命”与 星球大战、历史悲情与太空奇观融为一体，应被视为中国当代 小说中最雄心壮志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是一场幻想的奇观，也 是对奇观伦理的探讨。“三体”讲述一位女科学家为报复她父 亲在“文革”中遭到的迫害和冤死，邀请外星生物“三体”入侵地 球。一群中国人被征召来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全球浩劫。这些 英雄穿越时光隧道，使用巧妙的战术来进行宇宙大战。然而尽 管如此，长远而言，地球上的所有文明仍注定要被毁灭。 然而，我们却是在诸如北京作家陈冠中的小说《盛世》
32.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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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看到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最为激烈的争论。 小说以2011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开首，中国以外的所有主要国家 的经济都陷入瘫痪。多亏了英明的国家领导人之带领，中国才 得以利用这次危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团结。因此，早 在2013年，中国就可以吹嘘盛世—一个繁荣的历史时代—的来 临。尽管大部分中国人民都对黄金时代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 迹象，比如一种被称为“嗨赖赖”的欢庆情绪和大规模的健忘 症，引起少数不遵循常规者的怀疑。为了找出真相，他们绑架了 一名国家领导人，但了解到的却是一些他们无法想像的真相。 《盛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出版的，让 人想起《新中国未来记》，尽管熟悉梁启超小说的读者会对充 斥在《盛世》中的种种悖论感到惊讶。中国共产党革命60年 后，中国已经实现梁启超在20世纪初时梦寐以求的成就。与 此同时，中国人民似乎已经屈服于党国的仁慈霸权。陈冠中将 2013年当作中国领导人宣布中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的一年， 令人不可思议地预示着习近平宣布“中国梦”。 与《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或《1984》等反乌 托邦小说不同，《盛世》不太在意揭露一个看似良性统治的邪 恶阴谋，反而更着重讲述故事的另一面，从而令被绑架的国家 领导人出乎意料地成为英雄。这位国家领导人温文尔雅、沉着 冷静，还略显疲倦，他彻夜且直言不讳的自白令所有人都感到 意外。在他看来，政府的首要目标是让人民幸福。为此，政府必 须采取从“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化”到思想控制等一切必要手 段，以“维护社会秩序”。 我们还被告知中国人民的饮用水中被加入“摇头丸” （MDMA）成分，有助他们忘记任何妨碍健康的革命记忆的 事情。这种生物政治片段是科幻小说中一个可以预见的情节。 陈冠中真正要强调的是，在他讲述的这个故事中，这位“国家领 导人”不仅是个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的管理 者，而且是一位最吸引人的故事作者。他关于即将到来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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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时代”的故事，被证明是一剂制造举国狂喜的更有效药方。 中国的乌托邦就这样绕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原点。我们 已经得出一个崇高的结论，虽然从更多意义上是“虚幻的崇高” 而不是“毛泽东主义的崇高”。然而，陈冠中在小说结尾还是安 排故事中的异见人士背弃黄金时代。这个结局让人想起中国现 代文学之父鲁迅在其《影的告别》一文中的话：“有我所不乐意 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33. 中国的宣传是否 收服 得到人心？ 李洁（LiJie）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对于4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最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歌 曲莫过于《东方红》了。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这首歌在天亮 和天黑时，通过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广播喇叭播放着。在1964 年，《东方红》成为一部多媒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将中国 革命史变成了一部建国神话。通过在数以万计移动电影放映机 的播放，这部音乐剧的电影版照亮了甚至是中国最偏远农村的 黑夜。 然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缩影，却是源自延安附近地区 的一首不起眼的民歌。1930–1940年代的延安曾是共产党的 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原先的歌词是：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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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儿嗨哟， 哎呀，我的三哥哥。 1938年，当中国正在进行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时，一位诗人 为这首老调填写新的歌词，以动员人民奋起战斗：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 呼儿嗨哟， 打日本就顾不上。 几年后，随着毛泽东登上共产党的权力顶峰，一名教师将 这首歌改写成如今为人所熟悉的《东方红》。尽管它一路转 变，从一首世俗的小调变成了天上的赞歌，但它仍然是一首表 达热爱的歌曲，只是个人的欲望被重新引导，先是导向军人的 勇气，然后导向类似的宗教热情。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一方面 谴责“封建文化”，一方面系统性地把传统民俗文化转化为革命 宣传。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中指示的：“这 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 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共产党的艺术家除了为老旧的曲子编写新歌词外，还把农 民用作家庭装饰的传统年画中的吉祥象征，用以制作宣传海 报。人民解放军取代门神成为新的家庭守护者；毛泽东和其他 共产党领导人取代了祭坛上的灶神和祖先。即使在今天，毛泽 东和其继任者的年画仍然在许多农村家庭拥有一席之地。然 而，我们应该牢记的是，对平民百姓来说，可怕的神灵和复仇的 鬼魂与慈悲的菩萨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就此而言，对毛泽东 的崇拜也可以理解为对权力的崇拜。 正如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所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毛 泽东本人不仅仅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也是一位宣传大师，而宣 传为共产党夺取政权作出巨大贡献。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写道：“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
33.得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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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革命的 歌曲和口号“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 了他们的嘴上”。虽然共产党起初在获取大众传媒技术方面比 较落后，却把群众的身体和声音变成了宣传工具。 我们可以把这些策略视为毛泽东在1937年发布的极具影响 力的《论游击战》中的规定所对应的文化版本。该文规定，每 支游击队都必须有自己的流动宣传队。与工业化的现代战争不 同，游击战是在敌占区进行的流动作战，往往是使用从敌人手 中捡获的武器，因此不大倚重机器，而更倚重人。对民歌和年 画进行的革命性改造，都是文化游击战的例证。 在夺取中国大陆之前，共产党以海报、歌曲、口号、戏剧和 故事的形式进行宣传，但只有有限的局部传播量。然而，1949 年后，中共继承并扩展了已有的大众传媒基础设施，把宣传 推广到中国最偏远的角落。随着城市影院的发展，到1970年代 末，巡回电影放映网络从100个团队发展到10万个团队，而安装 的上亿个有线广播器（几乎每家一个）则重新改造了全国音响 文化的景象。的确，如果没有大众媒体在广阔的土地上动员大 多是文盲的民众，毛泽东主义中国的乌托邦梦想和暴动就不可 能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革命不仅是 一场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也是一场媒体革命。 电影队通过步行、骑马、乘拖拉机、坐船或开着自己修理的 汽车，把电影院设立在打谷场和牧场、森林和沙漠、建筑工地 和战场上。放映员不仅播放电影，还打着说书人的竹板来概括 电影情节，以及分辨好人和坏人。他们为不懂普通话的观众现 场配音，制作关于当地历史的幻灯片。电影被用作验证“社会主 义奇迹”，帮助观众想像共产主义天堂。电影作为人们唯一合法 的“夜生活”形式，吸引了最多的民众观看，因此村干部在需要 召集群众开会时，经常需要召唤电影队。 放映员报告指毛主席始终是乡下人最崇拜的电影明星。乡 下人经常要求他们：“（将电影放）慢一点，让毛主席多待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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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儿！”对于第一次接触电影的观众来说，关于国家领导人的新闻 纪录片有助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市民建立一种近乎直接的融洽关 系。在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革命群众”的纪 录片—每一次都以《东方红》这首歌开首，为数亿人提供免费 放映。这有助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实施，并将对毛泽东的个人 崇拜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随着阶级斗争加剧，电影也呈现出政治萨满教的特征。就 像在庙会上上演中国传统的地狱戏一样，放映批判解放前万恶 的“旧社会”的电影，据说会让观众愤怒和悲泣，一些地方上的 民兵甚至要向屏幕上的坏蛋开枪。观众在宣传的引导下，开始 批斗当地地主或公开“诉苦”。视听媒体成为精神媒介，召唤封 建历史幽灵，驱除妖魔鬼怪，以确保革命队伍的纯洁。 但公众对宣传的反应并不总是真实的。例如，1963年的电影 《农奴》（ Serfs），描述了一个最终被共产党解放的西藏“农奴” 的悲惨生活。藏族学者次仁夏加（TseringShakya）回忆说，尽管 这部电影歪曲了西藏的历史和宗教，但拉萨的观众不仅被要求 观看电影，还必须流泪，否则“就有被指责为同情封建农奴主 的危险”。于是，他的母亲和朋友们把虎膏涂在眼睛下面，以便 流泪。 尽管如此，宣传片对观众仍然有着巨大的审美力量，尤其是 在歌曲的使用上。即使不是像《东方红》那样成熟的音乐剧， 毛泽东主义的大部分电影作品都有几首主题曲贯穿整部电影， 仿佛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教观众如何唱歌。即使观众已经忘记 电影中的情节和人物，这些歌曲仍然萦绕在观众的耳畔和嘴 边。更重要的是，同样的歌曲在当地的广播喇叭里被一遍又一 遍地播放着。广播喇叭先是安装在每一所学校和工厂、每一条 农村，然后安装在每一个住宅院子里。 就像教堂的钟声和部落的鼓声一样，无处不在的广播喇 叭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集体化和结构化，召唤他们工作或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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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集会或战斗。每天早晨，学生、工人和国有单位员工聚集在 操场上，跟着播放的歌曲做早操。文革期间，许多派系斗争的 高潮就是一个派别夺取了广播电台，仿佛登上了王座，即使他 们继续播放的是同样的口号和歌曲。 同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一次群众集会都以《东方红》开 始，以《国际歌》结束。在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和“从来就没有 什么救世主”之间，许多人开始思考革命的诸多矛盾之处。那些 接收到短波广播的人开始收听“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 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在政府宣传的严词厉句和“敌人宣 传”的窃窃私语之间，听众在公开的口号和集体仪式的表演背 后，隐藏着另一种思想潜流。 毛泽东去世和文革结束后，像《东方红》这样的歌曲不再 播放。尽管人们白天仍然通过广播喇叭听“大邓”（指中国最高 领导人邓小平）讲话，但到了晚上，他们就把收音机调到了“小 邓”（台湾歌手邓丽君）。她在电晶体收音机和盒式录音机上轻 柔地吟唱着甜蜜的情歌。这些被共产党视为“黄色”歌曲或色情 音乐的情歌，融化了十年间被伴随着军队行军节奏的“红色歌 曲”硬化的民族的心。听邓丽君的歌，也开启了中国大众媒体消 费的新时代，标志着从集体到个人、从公共到私人、从集中控制 到猖獗盗版的转变。广播和电影曾经是共产党主要的宣传手 段，但现在正日益被立体声、卡拉OK、电视和视频等家庭娱乐 所取代。 随着电视在1990年代变得更为普及，大多农村电影放映员 失去工作，因而缺乏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近年来，他们当中 有数以万计的人发起在省广播电视局门前示威，要求领取养老 金。自千禧年以来，中国文化部恢复了移动影院，目标是“每个 村庄每月放映一部电影”，这是政府与蓬勃发展的基督教教会 的精神竞争。 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精神真空中，“红歌”带着所有的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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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联想，以的士高的节奏强力卷土重来。今天，你仍然可以听到 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响起《东方红》的钟声：渐进式地，每一 刻钟一小节，在整点时以整首歌告终。海关大楼仿照伦敦的 大笨钟，由英国人于1927年建造，一直播放着《西敏寺钟声》 （WestminsterQuarters），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改为播放《东方 红》。1980年代又改回《西敏寺钟声》，但在2003年再一次变 成《东方红》。就像外滩每一座殖民建筑顶上的红旗一样，这 首歌象征着中国的民族主义。但是，当年老的中国游客听到这 首歌时，他们会有何感受呢？怀旧还是厌恶？骄傲还是讽刺？ 2016年春天，正值“文化大革命”50周年之际，经过改写歌 词的新《东方红》音乐视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不 过很快就遭到审查： 东方又红，太阳重升， 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 他为民族谋复兴， 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福星。 在太阳升起的背景下，经过剪辑的毛泽东和习近平片段被 放进视频之中，《东方又红》是众多爆红式音乐视频之一（其 他还有《习大大爱着彭麻麻》等歌曲）。评论员认为这是习近平 日益增长的个人崇拜的一部分，也表明他有意增强对大众媒体 意识形态的管制。毕竟，习近平曾公开宣称：“党和政府主办的 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然而，这些音乐视频并非来自宣传部，而是来自匿名的草 根阶层。目前尚不清楚是创作者在奉承伟大领袖，还是文化游 击队通过将习近平与“文革”联系在一起来嘲弄他和削弱其权 威。不过，网民的反应大多是负面评论。这首歌从中国的互联 网上被删除后，在YouTube上又卷土重来，还配上一句俏皮 话：“独裁统治将在人民的笑声中垮台。”的确，如果中国的宣 传不再能够收服人心，或者不再可以令人挤出眼泪，那么它肯 定可以获得一些笑声。
34. 为什么谈论文革 仍如此困难？ 田晓菲（Tian Xiaofei）
我出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半时期。文革是毛泽 东主席于1966年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后来又被称为“十年浩 劫”，对中国各地人民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我记忆中关于它的 点点滴滴，都是一闪而过的黑白片段，或者更准确来说，是无 色的梦中意象，除了墙上挂着随处可见的毛主席美好照片。其 中一个片段是1976年春天，我父亲从天安门广场抄写并带回了 一小张皱皱巴巴的信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古典风格的诗。那时 我还不到五岁，刚刚开始认字；我对诗的内容一无所知。令这 段记忆铭刻在我脑海里的是，我父亲给母亲看这些诗的时候， 笼罩在周围的极度机密气氛、他们低沉的声音，以及他们对我 和哥哥焦虑的警告：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诗是什么：它们是悼念诗和抗议 诗。1976年3月至4月初，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创 作、张贴、朗诵和抄写这些诗歌。民众到那里，是为了参加群众 示威，悼念当时刚刚去世的周恩来总理，并抗议政府，特别是 反对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同党，他们在倒台后被称为“四人 帮”。4月5日，数千名示威者被手持棍棒的警察、解放军和民兵 驱散出广场。在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政府四处拘捕那些被 其谴责为“反革命”的人。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在同年后期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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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了末日。许多来自示威活动的诗歌最终被辑录到一本题为《天 安门诗抄》的书中，并于1978年出版。当我阅读书中的诗句时， 那些印在纸上的字看起来既遥远又陌生，然而却唤起我对皱巴 巴的信纸上潦草抄下的诗句和紧闭的门背后的窃窃私语的记 忆。言词和危险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也学会欣赏一个有趣的 事实，那就是大多数诗歌都是用古体写成的，其中一些是“词” —用流行了几百年的古老韵律写成的歌词。 虽然我是一名中古研究者，但自2001年以来，我一直在讲 授一门叫作“文革中的艺术与暴力”的课程。20世纪中国的历 史分期，具有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双重作用。中国的帝国历史被 认为既是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起源，也是现代中国在反抗中崛 起的背景。然而，文化大革命一直令我感兴趣的，是其核心的两 个悖论：（1）这场运动誓言要摧毁过去并创造一个新社会，尽 管其本身是深深植根于过去；（2）伴随着这场灾难性历史事 件引起的暴力行为，以及这场运动与文学、艺术的不断交织。 关于第一个悖论，尽管文革言明誓要破除“四旧”（“旧思想、旧 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许多旧的文化却依然存在，虽然是 以扭曲或伪装的形式存在。关于第二个悖论，这场运动的全面 展开，是由国家发动的一场宣传战预示的，而这场宣传战是针 对一位研究明朝（1368–1644）的历史学家所写的关于一位明 朝官员的历史剧。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一时期产生的“八部革命 京剧样板戏”融入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迄今仍是当 代大众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实际上，文革始于一场以歪曲诬蔑形式进行的恶性攻击， 由“四人帮”中的一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向“三家村”发起。“三 家村”是由三位作家组成的一个小团体，为中共北京市委管理 的一份杂志撰稿。这次攻击导致其中一名作家自杀，并引发全 国对字里行间隐藏含义的恐慌。人们知道自己所说或所写的话 可能会危害自己，朋友或邻居可能会曲解他们的意思，而自己的 配偶或孩子也可能成为告密者。这种所谓的“文字狱”可以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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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第一件这样的案例相提并论。这件事发生在11世纪， 当时诗人、作家和政治家苏轼因所写的诗歌而被送入狱，他所 写的诗歌遭仔细审查，并构筑成一宗案件。但至20世纪，这种 曲解文字的热潮从著名学者精英蔓延到普通百姓。 文字的杀伤力体现在“大字报”上，这是一种以手写大字的 挂墙海报。这些海报谴责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可以是任 何人：被清洗的国家主席（即刘少奇）、一家工厂的厂长、一名 同事、一个熟人，或住在同一条街上隔两幢房子的邻居。在我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课堂上，我总是给学生们看一张1960年代的 照片，照片上的人正在爬梯子贴大字报。我问学生是否注意到 什么奇怪的事情。学生通常要过一会儿才能意识到，没有人能 看清大字报上的字，因为大字报悬挂在一栋大楼的三楼，而上 面的字不够大，谁也看不清。然而，大字报的内容并不重要。大 字报的出现是为了营造一种视觉压迫和暴力的气氛。一个人的 周围充斥着残暴的语言，无处可躲，无处可逃。我的外祖父是 一位“老革命”，他逃离富裕的家庭，抛下父母、年轻的妻子和两 个孩子，加入共产党，参加抗日战争。此举导致他全家死于当地 民兵之手，而他父亲的小老婆和我的母亲则成为大屠杀中仅有 的幸存者。“文革”期间，他在一次所谓的“批斗会”上被批斗， 受不了口诛笔伐，在49岁时因为中风离世。 我并不着重于只是将文化大革命视为单纯的政治运动、毛 泽东维护个人权力的手段，或共产党领导人之间思想斗争的表 现来教授，而是希望可以教一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含意 的课堂。以文学批评发动群众运动意味着什么？艺术怎么能变 成暴力，暴力又怎么能变成一门精致的艺术呢？一条流行的口 号表达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承诺：它将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 革命”。它的确是这样。它是怎样做到这点的，通过什么方法， 人们的灵魂被“触及”又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必须要问的问 题。开展这场运动的方法，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它所声称要改变 的文化和社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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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选择写回忆录，作为接受和 理解他们的创伤经历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本人亲自写的回忆 录，还 是由采访者和研究人员整理的口述记录，都是帮助理解 这场运动的宝贵资源，但同样也衍生出更多有关记忆（尤其是 创伤记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问题。记忆容易受到干扰。过去 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总是取决于那些已经把过去 融入到他或她现在的生活中，并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回忆过去 的人。因此，尝试理解过去与尝试理解事后回忆过去的人，是不 可分割的。记忆也由写作来调节，受到自身的修辞传统、策略 和手法所支配。文学传统会介入记忆的表达方式；语言在历史 写作中不是一种透明的媒介，它本身必须成为批判性探究的对 象。 对文化大革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即从个人的角度来审 视它—使人们能够“感同身受”地看待这场运动，而且从许多方 面来看，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群众运动，无数中国民众—工 人、农民、城市街道清洁人员，而不仅仅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或者帝制时代中国学者精英化身的现代知识分子—全都在不 同程度上参与这场运动。人们主要关注推动这场运动的政治意 识形态，以及卷入其中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些关注 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还不足够。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场因地区和个人而分裂和零碎的运 动。没有单一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全国每个城市和村落的每一 个中国人，都以独特、个人的方式参与其中。尽管如此，这场运 动还是融入了普通民众在共享的多媒体场所的日常生活：通过 收音机和广播喇叭里新闻播音员的声音；通过毛泽东的画像和 鲜艳的挂墙海报；通过报纸和杂志；通过一遍又一遍播放的革 命京剧样板戏；通过歌曲和口号；以及通过小红书和人们背诵 的毛主席语录。 听我讲课的一名学生在做档案研究时，偶然在哈佛燕京图 书馆未编目、无标记的盒子里发现一张失散多年的亲友照片。 这些盒子里装的是一位图书馆管理员在1980年代得到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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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资料。许多听我讲课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他们的 父母或祖父母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却不愿谈论文革，因为 他们担心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无论语言上还是文化上都 是另一套话语系统的子女或孙辈，并不能理解。这些学生从事 的项目包括采访家庭成员，他们觉得上一门关于文革的课程， 有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家族史，并与父母和祖父母建立更深入 的联系。对非华裔同学来说，这是一次启人深思的经历，因为他 们看到了文革的记忆是怎样存在于人们的真实生活当中—仅仅 靠阅读书本和文 章是不可能理解的。这些个人的记忆，结合在 一起，形成一个记忆万花筒，使一个巨大历史事件的更多部分 公诸于世。 对于所有年龄的人而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难忘的 十年。本文从个人对写在零碎的纸上的一首中国古体诗的回忆 开始，也想以美国艾奥瓦州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Engle）的 一首英文四行诗作结尾。保罗•安格尔是美国华裔著名作家聂 华苓的丈夫，两人还是艾奥瓦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PrograminIowaCity）的共同创始人。据聂华苓说， 这首诗和许多其他诗，都是安格尔在1980年访问中国大陆期 间，“在零碎时间里创作的”。 我的手捡到一块石头， 我听到里面有声响， 如泣如诉：别打扰我， 我来这里是为了躲藏。 这首诗题为〈文化大革命〉。它让我们想到“过去”不可穿 透、永远存在的本质。我们必须学会在哪里俯身倾听—那些似 乎根本不包含内在生命的实体和物体—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可 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法、途径和手段进入其内部。
35. 中国过去的未来在哪里？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有些词语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太容易使用这些词语了。我 们都认为自己知道过去意味着什么，然而事实上，“过去”这个概 念本身就有一些深刻的分歧，而这些分歧本身就属历史。作为 我们身后正在进行的事情的过去，与作为某一日期或时期之前 的一切事情的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一日期或时期之后，我 们就进入了某个较老版本的“现在”，而这个“现在”本身也在成 为历史，即使过去已经无法改变。这种对过去的彻底终结是现 代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对过去的终结现在已经形成惯例，甚至 被赋予独特的字眼：“前现代”。 关于现代性究竟何时产生，就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有人 指是始于18世纪晚期的德国思想家，亦有人说是19世纪的工业 革命或1920年代。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以结合 坚信和讽刺的独特方式，说出一句名言：“在1910年12月左右， 人类的性格变了。”（《班尼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Bennett andMrs.Brown］，1924年）事情的核心是一种有问题的说 法，即在某一时间点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中国沿袭现代性侵犯历史的思想，并以特有的精确性使之 成为惯例，允许留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于是，“近代”始于 鸦片战争，而现代则始于1919年5月4日（描述比吴尔夫所说还 要精确）。对历史的侵犯，建构了一个不顾史实的“传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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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形成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基本上一样的奇特信念。展示18世纪的 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深刻差异，是一件简单而平庸的事情。 然而，我们也很容易能证明18世纪的中国社会在非常基本的方 面，远比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社会更接近现代中国社会。前一种 说法是信仰问题，而后者却招致惊讶和怀疑。 中国人最常用来指留存至今的封闭过去文化的词语是“遗 产”（heritage）。这是个旧词汇，现在用“inheritance”，让接受 者不只是局限于家庭继承人，还延伸至整个汉族。每一笔遗产 都意味着一种排斥；在“遗产”的这种延伸意义上，被排除在外 的是非汉族人。涉及其他东亚民族时，这一点尤其令人饶有兴 趣，因为这些民族的精英阶层曾一度认为这种被接受的文化也 是他们的—实际上，比起汉族平民，他们更像是这些文化的所 有者。这种文化财富的现代再分配，显然是通过新成立的中华 民国这一媒介，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校制度，形成 民族认同的计划的一部分。以前将人口中的一个小群体与其他 汉族人区分开来的文化财富，都不分阶级、性别或地区的分配 给整个民族。随便一个会背十几首唐诗的汉人，都比任何一个 外国学者更能理解唐诗，因为它们是汉人承传下来的文化财富 —这个目前是一个信念的问题。一千多年来的语音、语义和文 化变化带来的深刻差异是不重要的；这些诗歌是代代背诵的传 家宝，赋予了人们身份。 遗产意味着死亡和终结，这是上文提到的关于“过去”的第 二个概念。它确实是传家宝，而不是资本，只能一成不变地保 存。它被视为是已知的东西，不容正经八本地重新诠释—除非 又从地下发挖出什么东西（或者从黑市上买来希望是从地下发 挖出来的东西）。在这种“传家宝”体制下，学术研究在很大程 度上变成是对熟悉问题的重新演绎，或者是对文化档案馆里不 为人知的角落进行细微探索。学术研究变成保障传家宝之地位 的工具，提供更详细的民族历史，而不是对它提出问题。
35.中国过去的未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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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历史和文化
如果说西方预示的灾难性现代性（“在1910年12月左右，人 类的性格变了。”），是中国现代／当代建构前现代的第一个因 素，那么第二个因素来自前现代中国本身—更具体来说，来自中 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这是假设较早以前和稍后时期的过 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任何声称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曾发生根本 变化的说法，总会引发这样的回应：任何大家希望发生的变化 早就已经存在了。 在小部分中国人口生活的地方出现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媒 介，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界定的产品—“中国传统文化”。它以各 种形式的包装供应国内消费，并通过国家大力支持的“孔子学 院”进入出口市场。 在中国，有非常聪明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对新思想的到来 感到兴奋。他们组成研究小组。但是，当他们授课时，却被要 求教授标准的文学史。这些文学史所讲述的都是相同的内容， 而他们却已经不再相信这些。在公共场合，他们通常不会谈论 私下讨论的新想法。他们不会引用—或许不敢引用—其显然一 直在阅读的内容。 我不想把形势描绘得太严峻，也不是说这种情况是中国特 有的。类似的现象在世界各地教授民族文化的国立学校系统 中也很常见。美国的州立大学有时也要与立法机关争斗以维护 学术自由。州政府支付学校的大量费用，而且它知道自己想要 学校教什么。 那么，中国“过去”的未来在哪里？我看是在由研究生和年 轻教师组成的学习小组、学术文化的边缘，以及学术圈外的爱 好者当中。他们使当代中国充满活力的前卫文化、同样充满活 力的流行网络文化，以及学术文化的保守主义（尤其是高级和 男性学者）的文化融合变得更加复杂。只是通过出版书籍，中 国以外的学者就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他们的书有时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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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现在中国书店里海外区域的书架上—被标为“海外学者”部分 —但这些书架似乎比摆放着中国学者的书的大量书架更能吸 引购书者。当我们与那些研究生、年轻教师和学术爱好者交谈 时，我们才能真正对话，而这些对话都是在正式的学术场合上 不会出现的。 中国人的思想中有一条古老的原则：“变通”。就是说通过改 变，使某事物得以通过，取得成功，并延续下去。“通”的反义 词是“塞”，意即阻塞、停滞。这就是现在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的 理解。对中国文化的过去进行严肃的批判性反思—改变我们的 理解—是我们可以从学界的边缘地带和学术爱好者中所期待 的。如果一个人能用新角度仔细观察传统，它就会是一个明智 和令人兴奋的传统。文献和文物可以从大量的旧框框中拯救出 来。这些并非“传家宝”。 1960–1970年代的欧美思想是令人兴奋的，并对当代知 识分子如何理解世界有深远的（即使并非总是公认的）影 响。这些思想家大多是阅读二手摘要，而不是原著。很少人意 识到，他们最杰出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通过重读过去的思想家 —如柏拉图（Plato）、卢梭（Rousseau）、黑格尔（Hegel）、 巴尔扎克（Balzac）等—的著作。这并非是固定不变和崇拜 的过去，而是我们再次谈及现在的严肃思想时，就像是食物 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这就是过去可以做到的：变通。 这就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我不知道年轻的中国学者在这 样一种批判的眼光下会发现什么，但它不是关于固定不变且 本质化的“传统中国”或西方思想的成见，包括带有中国色彩 的后殖民思想。我不相信当代学术界的老生常谈，即当我们 阅读过去时，我们发现的只是自己。我们是变化中的自己；我 们不断学习和改变。
36. 中国研究在过去六十年间 发生怎样的变化？ 柯文（Paul A. Cohen）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许多因素可以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 的三个因素是技术、政治和社会文化变革。我以下的讨论必然 会超出中国研究怎样变化这个问题，因为在某些方面，中国的 情况反映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更广泛转变进程。
技术因素
当打字机被个人电脑取代时，不仅擦除成为过去，而且电脑 的文字处理能力使你能够复制和粘贴，将整段文字从一个地方 移至另一个地方，还有许多其他技巧。与打字相比，文字处理 简直是天赐之物。打字机已被归入古董之列。 然而，个人电脑不单促进了文字创作。当电脑与互联网连接 后，还提供了实质的方法，使你可以做到各种以前做不到的事 情。现在，图书馆将低技术含量的卡片目录换成网上目录，使 世界各地的学者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即时知道究竟某个图书馆 是否有某本书。互联网还使学者能够进行关键词搜索；无需离 开办公室或家里，就能查阅数码化的档案、报纸和期刊；通过 网络连接全球数以千计的网站；探究令研究过程发生革命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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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化的庞大数据库；还能通过电脑与世界各地的同僚进行即时的 邮件通信和文件交换。 以下的简单例子取自我自己的一个研究项目。在准备我 的书《对历史的诉说：越王勾践的故事在20世纪的中国》 （SpeakingtoHistory:TheStoryofKingGoujianin Twentieth-CenturyChina，2009年）的最后一章时，我广 泛使用了“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hinaAcademic Journals）。这是一个中文数据库，可以全文搜索7,200多种期 刊、杂志、时事通讯和其他资料，收录的专业范畴广泛，覆盖范 围从1994年至2007年（我的研究在那一年结束）。让大家感受 一下这个数据库的威力，截至2007年1月，搜索“勾践”（东周时 期越国的一位统治者），共搜索到5549篇文章；搜索“卧薪尝胆” （与勾践故事有关的著名成语），则共搜索到7292篇文章。显 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搜索引擎和以其为核心的数码化进程， 这一章大部分内容所依据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数码化 几乎可以将任何东西—文本、声音、图像、人体的某些部位— 转换成数码形式，使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能轻易获得大量数 据。它现在已经是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 的基本工具。
政治因素
政治决定了谁可以到中国做研究；可以看到什么类型（以 及范围有多广）的档案；如果你是外国人，你可以与你希望与 之交流信息和想法，甚至可能合作的中国学者进行什么样的接 触；作为外国人，你是否被邀请参加学术会议；诸如此类。我于 1961年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美国人还根本不可能到访中国， 尽管你当然也可以在台湾或者其他有中国档案资料的地方做研 究，比如利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HoughtonLibrary）或耶 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sDivinitySchoolLibrary）的传
36.发生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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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历史和文化
教士论文，再或者东京的东洋文库（ToyoBunko），以及巴黎、 伦敦、罗马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教堂档案。当然，那时候离电 脑和数码化的出现还尚早，所以你必须亲身旅行，去档案馆阅 读原始材料。这不单很不方便，而且花销也昂贵，还很耗时。 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至少对美国学者来说，在1970年代 末开始改变。例如，周锡瑞（JosephEsherick）为其开创性研 究—1987年出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Originsofthe BoxerUprising）一书—从1979年秋天起在中国逗留了一年， 对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于1960年代所作的义和团口述历史调 查进行广泛的研究。我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77年，但我与中 国学者的学术接触直到1981年8月才真正开始。当时我参加了 复旦大学在上海举办的“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社会”研讨会。虽 然这是个规模非常大的研讨会，但受邀的外国人很少，费维恺 （AlbertFeuerwerker）和我是仅有的非中国与会者。这次研 讨会相对自由，中国与会者在有切实根据的情况下，可以公开 批评或赞扬对方，费维恺和我亦同样如是。研讨会的论文后来 以中文发表，至少就我而言，并没有修改我的文章，以使其在政 治上更容易被接纳。参与研讨会后，我觉得中国的通讯自由正 在取得真正的进展，这样说或许还是有些为时过早。 我第一次在中国做实际研究，是在1987年。我在山东大学 度过一段富有成果的时间，阅读了有关义和团的口述历史文 献；在天津南开大学，我得以复制大量未发表的有关天津和河 北各地义和团情况的口述历史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是由南开大 学历史系1956年级的学生搜集的。在我访问山东期间，我几乎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与路遥教授交谈。路教授是中国最重要的义 和团史专家之一，也是山东口述历史调查的主要推动者。在谈 话中，路教授直言不讳地谈到多年前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在采 访过程中受到的限制。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可能与中国学者保持定期的交 流。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已经开始花时间在国外根据自己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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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趣进行研究。而且，非中国学者除了可以查阅北京的第一历史 档案馆和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外，现在还可以对中国 各地的省县档案馆的资料进行重要研究。此外，中国人也开始 出版他们收藏的档案中的大量文件，使中国以外的人也很容易 取得这些文件。 基于政治原因，中国政府机关偶尔会拒绝向外国人和在海 外定居的华裔人士发放签证，以回应那些冒犯北京当局的出版 刊物或公开发表的批评—他们至今还是继续如此。当局还不时 限制他们查阅特定档案，故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进行研究仍 然相对困难。然而，整体来说，过去六十年里，无论是在与人的 接触，还是获取文献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采访在中国近代 史上担当重要角色的人物，或者了解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 各个阶层的具体情况的人，也同样如是。在这方面，尽管仍然 存在许多障碍，但情况比六十年前已经好得多了。 另一个与政治相关，并在过去六十年里发生巨大转变的， 就是中国在21世纪初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力量。这是我在读研 究生的时候无法想像的。这改变了历史学家现在提出的问题， 也导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出现惊人的增长：根据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的数据，仅在美国， 2015–2016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就超过32.8万人，占同期在美留 学生总数的31.5%。大多数中国学生将在完成学业后回国，这将 为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带来新的视角，并有望使他们对非中国专 家撰写的中国历史产生更大的兴趣。
社会文化因素
当我提到“社会文化因素”时，我想到的主要是过去半个世 纪全球历史学家所关心的新发展。这些发展影响我们对中国 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些发展是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就 已存在的趋势的阐述。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是对流行文化的
36.发生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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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历史和文化
研究，包括它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和相互影响。自1985年由姜士 彬（DavidJohnson）、黎安友（AndrewJ.Nathan）和罗友 枝（EvelynS.Rawski）合编的创新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大 众文化》（Popular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出版开 始，这一领域的著作就出现真正的爆炸式增长。其后的重要 著作包括：在劳动史领域，关于上海妓女、北京人力车夫、上海 和天津的工厂工人等各种各样的群体；在大众传播领域，对历 书、民间文学、戏剧表演和战时宣传等研究。 另一愈来愈重要的发展，是人类学领域对中国历史写作 的影响（反映历史专业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一种普遍趋势）。 同样，当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1963年），性别和女性研究才 刚刚开始受到人们关注，但从那时起，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显 著的发展。正如重大著作《中国的产生：妇女、文化和国家》 （EngenderingChina:Women,Culture,andtheState， 1994）的编辑所言：“从性别的角度看，中国不仅更具包容性， 而且非常不同。”近年来，其他新的研究领域还有医学史和疾病 史、非汉族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中国海外移民史和环境 史等。 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19世纪），西方人常常把中国视为 另类的国家，一个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国拥有一个一成 不变的文明体系，是个难以理解的奇怪地方。它处于一种与世 界各地孤立隔绝的状态中。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进一步了 解，特别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错误观念一一被粉 碎。最重要的是，变革被视为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与世界其 他主要文明的历史是一样的。很明显，通过贸易、宗教和其他 形式的接触，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与世界各国保持密 切的联系。 近几十年来，愈来愈多人将整个欧亚大陆作为主要的新 背景来观察中国。当我们把视野从大陆的最东部扩大到整 个大陆时，我们看到清朝时期的中国只是若干欧亚帝国中的 一个。这些帝国包括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s）、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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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6问 帝国（Ottomans）、莫斯科帝国（Muscovites）、莫卧儿帝国 （Mughals），以及后来的大英帝国（British）。当我们开始比 较中国与这些帝国，并摒弃我们早前的一些偏见时，我们对清 朝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理解，也随之发生变化。学者开始 认为，清朝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且像其他欧亚帝国一 样，也是一个殖民大国，奉行扩张主义并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多 民族国家。我们也开始观察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体从帝 国到国家的转变。在某些方面，这是在重覆欧亚大陆其他地区 已经发生的进程，只是中国起步较晚。和其他地方一样，问题 并不在于，随着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愈深，它就变得愈来愈像我 们。相反，当我们以更实际的眼光看待中国时，我们开始愈来 愈清楚认识到，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往往与其 他文明体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出奇地相 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