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我通读了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所著的《停滞的帝国》(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此书结尾记叙了1816年由阿美士德伯爵率领的一次英国使团访华之行。返欧旅程中,阿美士德顺道拜访了当时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两人交谈的话题自然离不开中国。读到这些段落时,我期待着拿破仑的狮子跃然出场。
更系统的史料查证也肯定了这一点。据美国学者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在《我们意识中的痕迹》(Scratches on Our Mind: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查阅,在1890年到1940 年的五十年间,有六十多篇论文和三十多部美国著作的标题使用了“唤醒中国”的表述方式。这些标题中的唤醒对象往往是“中国龙”或“中国巨人”,没有哪个使用了“睡狮”一词。台湾学者杨瑞松检索了1750年到1985年间的英国《泰晤士報》,仅在1936年的档案中找到一篇相关材料,可它也没有提到狮子。我终于在2011年10月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拿破仑的中国睡狮,再看一下作者身份,署名“Xué Xinran”,自称是个出生在北京的中国人。
那么,拿破仑究竟有没有将中国和狮子联系在一起呢?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在《唤醒中国》(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一书中对“睡狮论”作过一番考证。该书一条脚注称,大英博物馆东方手稿部主任曾遍查馆内资料,仍未能找到拿破仑名言的可靠出处。而据费约翰的研究,清末外交官曾纪泽才是提出“中国觉醒论”之第一人。1887年,曾纪泽在英文刊物《亚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根据曾纪泽的著作《皇朝蓄艾文编》纪录,此文在“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
曾纪泽在文中写道:“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China was asleep, but she was not about to die)”这一酣睡不死的国家形象,不仅出于对外交流宣传的需要,更缘于国内政治斗争的较量。大清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派改革力量都倾向于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昏昏沉沉的梦中人,而改良或革命则成为令其“惭醒”或“猛醒”的必要举措。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回忆,甲午战败好似让国人“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唤醒中国》则纪录孙中山喜欢说:“(中国)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