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rrounded by dignataries, Henry Pu-Yi, former boy emperor of China, is seen seated at Changchun, after the inaugural ceremonies which made him the ruler of the newly formed State of Manchuria. 

思考权力:我们时代的智识挑战

路易斯·瓦西,2026年6月3日

https://legrandcontinent.eu/fr/2026/06/03/doctrine-vassy/

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中未被思考的层面:瓦西主义在巴黎政治学院的应用

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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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前,我当选为巴黎政治学院的领导层成员,当时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集体智识资源来理解即将到来的时代?在我看来,这所培养了相当一部分法国未来公共和私营部门领导人,乃至更广泛领域领导人的学府,必须像过去一样,根据未来几十年的挑战重新定义其智识框架。我们首先创办了一所气候学院,将于今年九月迎来首批学生。该学院已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设双学位项目,这标志着其迅速取得成功,该项目计划于2027学年启动。目前,我们正在一个由劳伦斯·布恩和马克·拉扎尔共同主持的委员会内开展工作,探讨欧洲在我们培训项目和研究中的作用。

但有趣的是,根据弗洛伦斯·帕利和蒂埃里·巴尔扎克以及他们主持的委员会提交给我的出色报告,最受关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际关系方针。然而,对于一位外交官来​​说,一切都非常清晰。我于2004年在奥赛码头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并于2024年离开,加入巴黎政治学院这所非常特别的学府。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素质卓越,他们接触到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种类繁多,这都源于其创始人埃米尔·布特米最初的理念,而这一理念在过去150年中不断得到其继任者的重申。这种融合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布鲁诺·拉图尔所说,“首先,没有例外”。

2024年的法国外交官与2004年的截然不同。多边框架的削弱、冲突的蔓延以及法治的侵蚀,都体现了一种强大的趋势,这种趋势正引领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我们已经从一个以理念、价值观和优势为主导的世界,转变为一个将自身投射到我们身上的世界。而这种逆转最终提醒我们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现实:归根结底,我们共同生活、社会模式、自由以及集体选择道路的能力,其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身之外的因素决定的。

因此,当国际关系崩溃时,一切都将崩溃。 2026年,我们每天都能目睹这种崩溃的迹象:乌克兰持续不断的战争、近东和中东残酷的权力重组、美国盟友日益公开的施压,以及国际法几乎前所未有的瓦解。作为法国、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或中国的公民,生活在2026年,意味着亲身经历一种情境化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属国家的强弱。

盲点

然而,我们集体思考世界的方式中却缺失了某些东西。并非是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其特有的严谨性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而是对它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国际关系,其固有的冲突或合作维度,涵盖了权力与安全问题,也包括治理与合作问题。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就相关术语达成一致。研究国际关系并非研究世界本身,而是优先分析外部框架,即构成国际体系的各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其内部框架。这两个框架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

除少数例外情况外,内部框架的特征在于国家,即对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马克斯·韦伯语)。这种情况当然或多或少受到争议,或多或少得到法律机制的支持,但它仍然形成了一种强加于共同体成员的秩序。

“我们集体思考世界的方式中缺少了某些东西。”在由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外部框架中,这些缺失都不存在。没有更高的权威,没有最高仲裁者介入来维持各国之间根本性的无政府状态,正如卡提出的类比所言。

这些实体可以被视为“在其自然状态下(即独立于外部法律之外)就已经通过共存而自我伤害”的个体。² 雷蒙·阿隆提醒我们,国际关系(国家间关系)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展开的。³ 因为它们是“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每个实体都声称有权自行伸张正义,并成为决定是否开战的唯一仲裁者”。⁴ 这并不意味着等级制度不存在,但如果一个实体或群体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它就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真正的行动者,而只是它现在所处的内部博弈中的行动者。

这也不意味着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与某些国家合作可以使一方在与其他国家竞争时施加影响,而多边外交正是为了克服零和博弈的陷阱。但归根结底,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的存亡才是真正受到威胁的。一个实体内部秩序的维系,在于它必须能够在面对竞争对手时生存下去。在最悲惨的案例中,从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覆灭,到西班牙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这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

人文和社会科学并未忽视这一现实。历史学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时代起就对国际关系颇感兴趣,此后一直如此。正是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杜罗塞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在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创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RI)的构想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法学学者也对国际秩序中国家间共存的条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如今已写入成文法的概念。或许明天,我们就能将哲学家巴蒂斯特·莫里佐和巴黎政治学院法学教授洛朗·内雷提出的“宜居性”概念纳入国际规范框架。当然,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条件和专业化等问题。如今,地缘经济学正在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的交汇点上蓬勃发展。

然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辩论——正如我近几周亲眼所见——依然艰难,有时甚至令人痛苦,尤其是在法国。在我看来,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源于一种深刻的、近乎人类学的体验。历史学家斯特凡·奥杜安-鲁佐(Stéphane Audouin-Rouzeau)近期谈到了欧洲的“战争否认”<sup>6</sup>,这种否认从20世纪20年代延续至今,其根源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并因1945年后的长期和平而愈发根深蒂固。

“研究国际关系并非研究世界本身,而是优先分析外部框架,即构成国际体系的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其内部框架。这两个框架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 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库拉蒂(Antonio Scurati)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欧洲的那些战士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1945年后欧洲经历的八十年和平,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在此期间,欧洲在健康、教育、性别平等以及消除种族和性别歧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这构成了一次真正的“文明飞跃”。然而,这种内在的和平主义也引发了一些疑问。斯库拉蒂回顾意大利历史的教训,总结道:“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提醒我们为何拒绝战争,同时也教会我们为何在必要时做好战争准备。”<sup>7</sup> 事实上,战争是否会降临我们的生活,并非我们能够独自决定。朱利安·弗罗因德在近期出版的《大大陆》杂志开篇所言,至今依然无可辩驳地准确:“是敌人决定了你的命运。” 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83年1月20日于德国联邦议院发表的演讲中,于欧洲导弹危机最严峻的时期,以更为简洁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和平主义者在西方,导弹在东方。”让-伊夫·勒德里昂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出版了一本名为《谁是敌人?》的小册子。在《查理周刊》和巴塔克兰剧院遭受武装袭击后,他指出,我们只能承认自己成为了袭击目标,却无法追究我们对此的责任。

第二个原因是代际差异。

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体制内人士,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和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的人士,大多在1990年至2005年间接受教育。彼时,美国和欧洲的GDP总和占全球财富的一半以上,“历史终结论”似乎已成定局,“跨大西洋文化融合”也被视为不言而喻。这一代人共同阅读的文献塑造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已不再适用于本世纪的学生。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在2024-2025学年,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项目的申请者中,有60%专注于国际关系。巴黎政治学院公共事务学院发展最快的专业方向是安全与国防,而国际事务学院正准备设立两个新的“方向”——国防和情报,以满足学生的需求。这正是我们在巴黎政治学院培养的年轻一代所面临的问题和求知需求所在: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面临的巨大挑战和世界的残酷现实,同时又满怀热情地渴望为社会做出贡献。

第三个原因更为微妙,它关乎社会科学与“国家”概念之间的关系。当从内部视角研究一个社会时,它常常(有时也确实如此)被视为不平等、统治和暴力的根源或帮凶,这些都需要被分析和批判。而当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研究同一个国家时,它则被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行为体,尤其重要的是,它是政治共同体实现集体安全、独立自主和自主选择的必要条件。这两种视角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它们揭示了同一对象的两个方面,但要将它们结合起来理解却需要很高的智识水平。如果外部力量对内部力量施加压力,那么反过来,内部力量也会决定一个共同体将如何对外行动。显而易见,通过暴力和恐吓上台的领导人,其在海外的行为与那些习惯于克制野心的领导人截然不同。这是二战前纳粹德国驻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的观察之一。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的性质会影响其对外行为;即使是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承认得不够充分。

权力结构

还有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可以与国际冲突保持距离:质疑冲突是否还有任何意义。在法国,这种观点被严肃而有力地论证出来,认为全球化、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近期冲突的不对称性以及跨国“社会能量”的出现,已经使传统的权力概念失去了其分析优势。这种分析中确实包含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不应被忽视:纯粹的权力确实不足以赢得所有战争、解决重大的共同挑战或解释所有国际动态。

但“权力并非无所不能”这一论断,并不能使我们断定权力不再是一种结构性力量。薛西斯曾败于希腊城邦,罗马经历了条顿堡森林战役,美国在伊拉克“战败”,然而波斯、罗马和美国这三大强权却各自决定了当时的国际秩序。我们之所以铭记这些例外,是因为它们具有英雄气概,而这恰恰掩盖了它们所否定的更为普遍的模式。谁还记得犬首之战、马格尼西亚之战或皮德纳之战?这些看似“轻松”的胜利,仅仅反映了罗马帝国共和国与其对手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些对手既未能明确自身的威胁,也未能及时联合起来,例如塞琉古王朝、马其顿帝国、本都帝国和迦太基帝国等等。

“相对而言,我们的衰落速度是清朝的三倍。” 2026年每天都在提醒着我们这一点。当一个国家被剥夺了获取支付系统、关键部件、能源、塑造公民舆论的数字平台以及国防能力的途径时,能够解答问题的并非“社会能量”,而是战略自主权。而战略自主权的缺失,在当前情况下,其影响尤为深远。放弃对权力的思考,就等于预先接受他人将权力凌驾于我们之上,并替我们决定是否放弃我们花费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建立起来的自由、权利和社会模式。伊朗社会令人钦佩的能量在当前的波斯湾战争中无能为力。

这项决定是在别处做出的,而伊朗的反应完全无视了一个饱受压迫的社会。要理解其应对措施的组织方式,以及其为何坚信可以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给全球经济造成损失来控制局势升级,就必须审视该政权的本质。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学是人类遭受的第四次重大“自恋创伤”。哥白尼告诉我们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达尔文告诉我们人类只是众多动物中的一种,而弗洛伊德则告诉我们精神生活的本质是在我们意识之外的层面上展开的。反过来,社会学告诉我们,“社会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制约的产物。”<sup>9</sup> 我们可以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看到类似的第五个创伤:由于人类总是属于必须与其他群体共存的集体,因此,人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群体之间关系状态的产物,而这些群体主要以民族和国家的形式存在。

效率至上的必然性

将对社会的反思扩展到国际竞争的维度,便引入了一个特殊的必然性:效率至上的必然性。研究创新(及其发展的法律、文化和社会条件)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菲利普·阿吉翁和达龙·阿塞莫格鲁,他们的著作广为流传并备受赞誉,这绝非偶然。从莱塔报告到德拉吉报告,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乃至我们的社会,能否保持竞争力,还是最终会完全依赖他人,从而无法维系自身的价值体系?这种警示日益强烈,最近由Mistral首席执行官Arthur Mensch在国民议会听证会上表达:“在人工智能领域,法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避免沦为附庸。” Mensch捍卫了一种主要基于工业实力、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欧洲数字主权愿景。

引入效率问题意味着要面对一些不受欢迎的选择:如果这些创新能够让我们集体减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我们是否应该接受更大的商业自由和更高的创新回报?我们能否维持日益严格的经济活动监管框架,却冒着我们对其他地区产品的依赖不断增长,最终反而威胁到我们自身标准执行能力的风险?这些问题可以从无数个角度进行探讨。答案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因为这并非意味着为了追求效率而放弃我们自身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往往是积极的)。正因如此,为应对这些问题而必须做出的民主选择极其复杂,需要尽可能清晰透彻地审视,尤其要做到不带任何虚伪。

然而,对于欧洲人来说,这项任务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为艰巨,因为他们还面临着另一种限制:他们被强加于自身,并自觉地要求在世界影响力日渐衰落之际,为过去的权力赎罪。此外,欧洲是唯一一个真正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大陆,而与此同时,它也是唯一一个真正背弃历史的大陆。这并非意味着人文和社会科学对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视而不见(有人研究奥斯曼帝国,有人研究俄罗斯帝国),但显而易见的是,欧洲是唯一一个既处于衰弱状态又长期遭受审判的大陆。

“薛西斯征服希腊城邦失败,罗马经历了条顿堡森林战役,美国在伊拉克‘战败’,然而波斯、罗马和美国这三大强国却决定了他们时代的世界秩序。” 因此,欧洲有义务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以效率为原则而背弃它们。首先,欧洲遭受着所谓的“双重标准的双重标准”,这意味着它是唯一一个因区别对待朋友和敌人(那些希望它受到伤害的人和那些并无恶意的人)而受到批评的国家。因此,没有人会想到去批评俄罗斯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其原则:它宣扬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其盟友的利益,例如马杜罗领导下的委内瑞拉、巴沙尔·阿萨德领导下的叙利亚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领导下的伊朗,并且公开组织

虚假信息四处传播;它宣称边界不可侵犯,并以保护平民为幌子入侵邻国,而它却对此矢口否认。与此同时,欧洲人哪怕最轻微的瑕疵,哪怕是为自身利益做出的最轻微的妥协,都会成为猛烈攻击的源头。他们不仅自身行为必须完美无瑕,而且只能与完美无瑕的人交往,这违背了有效外交的最基本原则。

集体责任

如今,法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产值却占全球的2.5%。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在2008年至2025年间(17年间)从30%下降到17%。中国在1820年至1870年间也经历了同样的衰落。相对而言,我们的衰落速度是清朝的三倍。这些数据揭示了我们必须在新的环境下思考和行动:无法理解国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既是知识上的缺陷,也是生存的危机。

几年前,巴黎政治学院采用了“理解时代,才能对世界采取行动”的校训。这一理念预设了行动者向世界迈进,幸运的是,它至今仍然适用,但它主要表达的是一个或许已不再完全属于我们的时代的精神。如今,这种关系已经逆转。现在是世界对我们采取行动,而且其速度已超出我们的掌控:气候危机已经开始,冲突肆虐,技术突破大多源于国界之外。作为一所院校,我们的职责不再仅仅是培养学生理解时代,从而对世界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理解世界的知识工具,从而在当下,在即将属于他们的时代,对世界采取行动。

这包含着一种超越巴黎政治​​学院的集体责任。法国在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领域拥有顶尖的院校、研究中心和研究人员。然而,鉴于挑战的规模,这一体系仍然资源匮乏、支离破碎,且与决策机构的联系不足。我们不仅需要坦克、卫星和工业能力,也需要概念、分析框架、公开辩论的理论以及能够为民主辩论提供信息的民间研究人员。

我们的学生很快将被委以重任,承担决策责任。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在未来经济与战略、技术与地缘政治、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密不可分的环境中做出决策。我们有责任为他们提供一种教育,这种教育不再将理解这些相互关系的任务推卸给他人。我们也有责任为我们的国家和欧洲做到这一点,因为欧洲的社会模式建立在自由、平等、法治和性别平等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致力于维护这一模式,就必须思考,在一个这些价值观在世界各地都在衰落的世界里,这一模式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消息来源

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德尔菲娜·阿莱斯(Delphine ALLES),大学教授,法国国家铝业公司(INALCO)副总裁;吉尔·安德烈亚尼(Gilles ANDREANI),审计法院分庭庭长,前外交部分析与预测中心(CAPS)主任;特里斯坦·奥雷奥(Tristan AUREAU),CAPS主任;帕斯卡尔·卡尼(Pascal CAGNI),法国商务投资署(Business France)董事会主席;马里奥·德尔佩罗(Mario DEL PERO),巴黎政治学院历史中心大学教授,跨大西洋关系和外交史专家;穆里尔·多梅纳赫(Muriel DOMENACH),借调至审计法院的外交官,前法国常驻北约代表;安妮-塞莉亚·费特里(Anne-Celia FEUTRIE),巴黎政治学院欧洲事务中心(EAP)执行主任;阿兰查·冈萨雷斯(Arancha GONZALEZ),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学院(PSIA)院长;以及吉尔·格雷萨尼(Gilles GRESSANI),大洲公司(Grand Continent)总监。让-文森特·霍莱因德雷,大学教授,法国国家大学理事会(CNU)第04分会副主席,先贤祠-阿萨斯大学修昔底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安·勒奎斯内,巴黎政治学院FNSP教授,前国际研究中心(CERI)主任;罗斯·麦金尼斯,赛峰集团董事长;雨果·梅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国际研究中心(CERI)副科学主任;亚历克西斯·莫雷尔,泰雷兹集团副总裁;卡罗琳·波斯特尔-维奈,FNSP研究主任,国际研究中心(CERI)成员;瓦莱丽·罗苏,鲁汶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比利时FNRS研究主任,卢森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研究员;梅拉妮·罗塞莱,高等师范学院跨学科战略问题中心(CIENS)副专家,曾任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战略分析主任,曾任欧洲和外交部长办公室战略事务和欧洲大陆顾问。

外交事务;丹麦国防学院教授奥利维尔·施密特;KKR全球研究所总经理万斯·塞尔丘克;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埃利·特内鲍姆;巴黎和平论坛总经理、前巴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贾斯汀·瓦伊斯。

埃马努埃尔·康德,《论永久和平》(1795),让-弗朗索瓦·波瓦里埃和弗朗索瓦丝·普鲁斯特译,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GF”系列,第89页。

雷蒙·阿隆,《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1962),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Pérennes”系列,2004年,第18页。阿隆随即澄清了他的表述:“更严谨地说,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包含着战争与和平的二元对立。”

同上,第18页。 20.


Baptiste Morizo​​t 和 Laurent Neyret,《自由、尊严、宜居性:赋予本世纪它所缺乏的价值》,巴黎,伽利玛出版社,“Tracts”丛书,2026 年。

Stéphane Audouin-Rouzeau,《我们对战争的否认》,巴黎,瑟伊出版社,“Libelle”丛书,2026 年,第 1 页。 11.

安东尼奥·斯库拉蒂,《欧洲的战士如今身在何处?》,《共和国报》,2025年3月4日。法文译文刊登于《世界报》,2025年3月15日。

让-伊夫·勒德里昂,《谁是敌人?》,巴黎,瑟夫出版社,2016年。

皮埃尔·布迪厄,《答案:反思人类学》,巴黎,瑟伊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


EU's decline three times worse than Qing dynasty decline, French academic warns

One of France’s most influential foreign policy voices has delivered a stark warning: In relative terms, the European Union is declining three times faster than Imperial China did during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19th century.

In a major essay published on Le Grand Continent, Luis Vassy — recently appointed director of Sciences Po and a former senior French diplomat — argues that Europe is failing to grasp the brutal realities of power politics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dominated by strength rather than Western rules and values.

Vassy writes that Europe has moved from a position where it projected its ideas, values and influence onto the world to one where the world is now projecting onto it.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of our common life, our social model, our freedoms, our ability to choose collectively our path, are determined for a good part outside of us”, he notes.

Between 1990 and 2005, Vassy writes, the sum of American and European GDP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wealth. This opened the door for “end of history” theories and transatlantic cultural unity.

Now there is a demand to focus on security and defence.

He says Europe currently suffers from a blind spot, as social sciences and political thinking in Europe excel at studying societies internally but neglect the external dimension of power, conflict, and strategy.

“To give up thinking about power is not to be emancipated from it; it is to accept in advance that others exert it on us and can decide for us to give up freedoms, rights and a social model that we have taken decades, even centuries to conquer.”

He compares the current trajectory of the EU to the dramatic fall of China’s Qing Dynasty, noting that while China’s decline took decades, Europe’s relative loss of power and influence is happening at a much more accelerated pace.

“France now accounts for one per 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2.5 per cent of overall production. The European Union has seen its weight in the global economy drop from 30 per cent to 17  per cent between 2008 and 2025, or 17 years. China made the same way between 1820 and 1870”, Vassy notes.

“In relative terms, we are declining three times faster than the Qing dynasty”, he finds.

The Qing era ended with China’s “Century of Humiliation”, marked by foreign invasions, internal decay, loss of sovereignty, and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

Vassy uses it to illustrate how quickly a once-dominant civilisation can lose its position when it fails to understand and adapt to shifting global power dynamics.

He criticises the dominant European mindset, especially in France and Brussels, for trea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n extens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rather than a domain of power,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He calls for a major intellectual reset, urging European elites to rediscover the language of power, strategic autonomy, and hard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anarchy.

For this, he proposes placing power politics and strategic thinking at the centre of elite education.

The intervention is particularly notable because it comes from within the French establishment rather than from populist or Eurosceptic voices.

Penser la puissance, un défi intellectuel de notre temps

By Luis Vassy   3 juin 2026

https://legrandcontinent.eu/fr/2026/06/03/doctrine-vassy/​ 

Les sciences sociales et l’impensé de l’international. La doctrine Vassy pour Sciences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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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 été élu à la direction de Sciences Po il y a presque deux ans, en posant une question simple : disposons-nous, comme institution et comme pays, des moyens intellectuels collectifs pour comprendre l’époque qui s’ouvre ? Il m’a semblé clair que cette institution, qui forme une partie considérable des futurs dirigeants publics et privés français, et désormais au-delà, devait faire ce qu’elle a régulièrement fait par le passé : redéfinir sa matrice intellectuelle à l’aune des défis des décennies à venir. Nous avons commencé par lancer une école du climat, qui accueillera de premiers étudiants en septembre prochain et qui est déjà dotée, en vue de la rentrée 2027, d’un double diplôme avec son homologue de l’Université de Columbia, signe de son succès immédiat. Nous travaillons en ce moment même, dans le cadre d’une commission co-présidée par Laurence Boone et Marc Lazar, à la place de l’Europe dans nos formations et notre recherche.

Mais de manière intéressante, la question la plus âprement débattue sur la base de l’excellent rapport que m’ont remis Florence Parly et Thierry Balzaq et de la commission qu’ils ont présidé 1, a été celle de notre approch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our un diplomate, les choses étaient pourtant assez claires. J’ai débuté ma carrière au quai d’Orsay en 2004 et je l’ai quitté en 2024 pour rejoindre ce lieu si particulier qu’est Sciences Po, où l’excellence des étudiants et la variété des savoirs auxquels ils sont exposés, théoriques et pratiques, selon la formule initiale de son fondateur Emile Boutmy, toujours réaffirmée par ses successeurs depuis 150 ans, constituent un mélange tout à fait unique au monde. Primus sine paribus, disait Bruno Latour

Être diplomate français en 2024 n’a tout simplement plus rien à voir avec 2004. La fragilisation des cadres multilatéraux, la multiplication des conflits, le recul du droit sont les expressions d’une tendance lourde qui débouche sur une révolution, au sens propre du terme : nous sommes passés d’un monde où nous nous projetions avec nos idées, nos valeurs, nos atouts, à un monde qui se projette sur nous. Et ce renversement vient au fond nous rappeler une réalité trop souvent perdue de vue : en dernière analyse, les conditions de possibilité de notre vie commune, de notre modèle social, de nos libertés, de notre capacité à choisir collectivement notre chemin, sont déterminées pour une bonne part en dehors de nous. 

Aussi, quand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se dérèglent, tout se dérègle. L’année 2026 nous administre, jour après jour, la démonstration de ce dérèglement : la guerre qui se poursuit en Ukraine, les recompositions brutales du Proche et du Moyen-Orient, les pressions de plus en plus ouvertes exercées par nos alliés américains, l’érosion presque sans précéde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Vivre en 2026 en tant que citoyen français, ukrainien, israélien, palestinien ou chinois, c’est faire l’expérience concrète d’une agentivité située, largement dépendante de l’état de puissance ou d’impuissance du pays auquel on appartient.

Un angle mort

Or il manque quelque chose dans notre manière collective de penser le monde. Non pas l’étude des autres sociétés, terrains que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ont largement investis, avec la rigueur qui leur est propre, mais bien l’étude de ce qui se joue entre elles :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ans leur dimension proprement conflictuelle ou coopérative, avec les questions de la puissance et de la sécurité, mais aussi de la gouvernance et de la coopération.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il faut s’entendre précisément sur les termes. Étudier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ce n’est pas étudier le monde mais privilégier l’analyse du cadre externe, celui des rapports entre les différentes entités qui forment le système international, et non seulement leur cadre interne. Or la différence entre ces deux cadres est radicale. 

Sauf exceptions, l’interne est marqué par le fait étatique, soit la mise en place d’un monopole de la violence légitime (Max Weber). Cette situation est certes plus ou moins contestée, plus ou moins réalisée, plus ou moins étayée par un appareil juridique, mais elle produit au demeurant une forme d’ordre qui s’impose aux membres de la collectivité.

Dans le cadre externe, celui formé par les relations des différentes entités politiques les unes par rapport aux autres, rien de tout cela. Aucune instance supérieure, aucun arbitre suprême ne vient ordonner une situation d’anarchie fondamentale entre les différents États qui, selon une analogie proposée par Kant, peuvent être considérés comme des particuliers qui « dans leur état de nature (c’est-à-dire dans l’indépendance vis-à-vis de lois extérieures) se lèsent déjà par leur coexistence » Vers la paix perpétuelle [1795], trad. Jean-François Poirier et Françoise Proust, Paris, Flammarion, coll. «&#160;GF&#160;», p. 89." style="color: rgb(7, 130, 193);">2. Raymond Aron rappelle que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État à État) se déroulent « à l’ombre de la guerre »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1962], Paris, Calmann-Levy, coll. «&#160;Pérennes&#160;», 2004, p. 18. Aron précise d’ailleurs immédiatement sa formule&#160;: «&#160;pour employer une expression plus rigoureuse, les relations entre États comportent, par essence, l’alternative de la guerre et de la paix.&#160;»" style="color: rgb(7, 130, 193);">3 dès lors qu’elles sont « des relations entre unités politiques dont chacune revendique le droit de se faire justice elle-même et d’être seule maîtresse de la décision de combattre ou de ne pas combattre » Ibid., p. 20." style="color: rgb(7, 130, 193);">4. Cela n’implique pas l’absence de hiérarchies mais si une entité ou un groupe perd tout à fait son autonomie, il n’est plus réellement un acteur du jeu international, mais un acteur du jeu interne auquel il appartient désormais. 

Cela ne signifie pas non plus que le conflit armé est une fatalité : la coopération avec les uns permet de peser dans la rivalité avec les autres, et la diplomatie multilatérale est précisément là pour dépasser le piège des jeux à somme nulle. Mais c’est en dernière analyse l’existence même en tant que communauté politique libre et indépendante qui se joue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our qu’un ordre interne soit possible au sein d’une entité donnée, encore faut-il qu’elle puisse persévérer dans son être face à ses compétiteurs. Dans les cas les plus tragiques, depuis la destruction des empires aztèque et inca à l’arrivée des Espagnols jusqu’à l’agression de l’Ukraine par la Russie, c’est une question de vie ou de mort pour les nations. 

Cette réalité n’est d’ailleurs pas éludée par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L’histoire s’est évidemment très tôt intéressée aux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ès Hérodote et Thucydide, et continuement depuis. C’est un historien, Jean-Baptiste Duroselle, qui fut au cœur de l’idée de création à Sciences Po du Centre d’étude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e CERI. Les juristes ont abondamment examiné les conditions de la coexistence entre les États dans l’ordre international, et ont bien souvent forgé des concepts désormais présents dans le droit positif. Peut-être demain verrons-nous ainsi la notion « d’habitabilité » Liberté, dignité, habitabilité. Donner au siècle la valeur qui lui manque, Paris, Gallimard, coll. «&#160;Tracts&#160;», 2026." style="color: rgb(7, 130, 193);">5, forgée par Baptiste Morizot, philosophe, et Laurent Neyret, professeur de droit à Sciences Po, s’ajouter à l’édifice normatif international. Et l’économie, bien entendu, a très tôt examiné la question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des conditions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ou de la spécialisation. Aujourd’hui, la géoéconomie se développe à la charnière de l’économie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our autant, le débat sur la guerre et la paix demeure — j’ai pu le mesurer personnellemen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 difficile et parfois douloureux, spécialement en France. Trois raisons à cela me semblent se cumuler.

La première tient à une expérience profonde, presque anthropologique. L’historien Stéphane Audouin-Rouzeau a récemment parlé d’un « déni de guerre » européen Notre déni de guerre, Paris, Seuil, coll. «&#160;Libelle&#160;», 2026, p. 11." style="color: rgb(7, 130, 193);">6, qui se prolonge des années 1920 jusqu’à nos jours, enraciné dans la sorti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et durci par la longue paix qui a suivi 1945. 

À son tour, l’écrivain italien Antonio Scurati a bien saisi ce phénomène, en posant la question : « Que sont devenus tous ces guerriers de l’Europe ? ». Les quatre-vingts ans de paix qu’a connus l’Europe après 1945 ont produit une modification profonde de l’homo europeanus. Les grands progrès sociaux obtenus durant cette période, en matière de santé, d’éducation, d’égalité de genre, de refus des discriminations raciales ou sexuelles, tout cela constitue un véritable « saut de civilisation ». Néanmoins, ce pacifisme organique interroge. Méditant les leçons de l’histoire italienne, Scurati conclut que « la résistance antifasciste nous rappelle pourquoi nous avons rejeté la guerre, mais elle nous apprend aussi les raisons de nous préparer, si nécessaire, à la faire. » Dove sono ormai i guerrieri d’Europa&#160;?&#160;», La Repubblica, 4 mars 2025. Texte récent volume papier du Grand Continent, reste d’une justesse implacable : « c’est l’ennemi qui vous désigne ». François Mitterrand l’avait exprimé d’une manière autrement plus laconique, dans son discours du  20 janvier 1983 prononcé devant Bundestag, en pleine crise des euromissiles : « les pacifistes sont à l’Ouest et les missiles sont à l’Est ». Dans un bref ouvrage publié alors qu’il était encore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Qui est l’ennemi ? Qui est l’ennemi&#160;?, Paris, Editions du Cerf, 2016." style="color: rgb(7, 130, 193);">8, Jean-Yves Le Drian relevait également, après les attaques armées contre Charlie Hebdo et le Bataclan, que nous ne pouvions que constater que nous avions été pris pour cible, sans qu’il soit possible de nous rendre responsables de cette situation.  

La deuxième raison est générationnelle et institutionnelle. Ceux qui occupent aujourd’hui les responsabilités intellectuelles et académiques se sont formés entre 1990 et 2005, dans un monde où la somme des PIB américain et européen représentait plus de la moitié de la richesse mondiale, où la « fin de l’histoire » pouvait sembler acquise, et où l’unité culturelle transatlantique pouvait paraître évidente. La bibliographie commune de cette génération a façonné une certaine manière de regarder le monde, qui n’est plus celle dont nos étudiants auront besoin pour traverser leur siècle. Ils le savent d’ailleurs très bien : en 2024-2025, 60 % des candidatures en thèse de science politique à Sciences Po portent sur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a spécialité en plus forte progression numérique à l’école d’affaires publiques de Sciences Po porte sur la sécurité et la défense, et l’école d’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s’apprête à créer deux nouvelles « concentrations », défense et renseignement, pour répondre à la demande de formation des étudiants. C’est bien là que résident les interrogations et le besoin de connaissances de la jeune génération que nous formons à Sciences Po : elle est lucide sur les défis considérables qui se présentent à elle et sur la dureté du monde, tout en conservant avec enthousiasme le désir d’être utile dans la société.

La troisième raison est plus subtile, et elle touche au rapport que les sciences sociales entretiennent avec l’objet « État ». Quand on étudie une société de l’intérieur, il apparaît souvent, parfois à très juste titre, comme la source ou le complice d’inégalités, de dominations, de violences qu’il faut analyser et critiquer. Quand on étudie le système international, le même État apparaît comme un acteur incontournable et surtout comme la condition de possibilité de la sécurité collective, de l’indépendance, de l’autonomie de choix d’une communauté politique. Il n’y a pas de contradiction entre ces deux regards, puisqu’ils éclairent deux faces du même objet, mais leur articulation est intellectuellement exigeante. Si l’externe met sous pression l’interne, l’interne en retour détermine la manière dont une communauté agira à l’extérieur. Il est évident que les dirigeants qui arrivent au pouvoir par la violence et l’intimidation se comporteront différemment à l’extérieur de ceux qui sont habitués à tempérer leurs ambitions. C’était l’une des observations d’André François-Poncet, ambassadeur à Berlin dans l’Allemagne nazie d’avant-guerre. La nature d’une société et d’un État affecte son comportement externe, même les « réalistes » de plus pure obédience l’admettent — quoiqu’insuffisamment.

La puissance structurante

Il existe une dernière manière, plus élégante, de mettre la confli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à distance : douter qu’elle ait encore un objet. C’est l’argument, sérieux et puissamment porté en France, selon lequel la mondialisation, la montée des acteurs non-étatiques, l’asymétrie des conflits récents et l’émergence d’une « énergie sociale » transnationale auraient privé la notion classique de puissance de son tranchant analytique. Il y a dans cette analyse des intuitions justes, qu’on aurait tort de balayer : la puissance pure ne suffit en effet ni à gagner toutes les guerres, ni à résoudre les grands défis communs, ni à expliquer toutes les dynamiques internationales.

Mais l’observation que la puissance n’est pas omnipotente n’autorise pas à conclure qu’elle n’est plus structurante. Xerxès a échoué devant les cités grecques, Rome a connu Teutobourg, l’Amérique a « perdu » en Irak, et pourtant les puissances perse, romaine et américaine ont déterminé l’ordre du monde de leur temps. Les exceptions que nous retenons, parce qu’elles sont héroïques, sont précisément ce qui rend invisibles les régularités beaucoup plus massives qu’elles contredisent. Qui se souvient de Cynocéphales, de Magnésie, de Pydna ? Ces victoires « faciles » sanctionnaient simplement l’état des rapports de force entr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impériale et des adversaires qui n’avaient su ni caractériser la menace, ni se coaliser à temps, Séleucides, Macédoniens, Pontiques et autres Carthaginois.

L’année 2026 nous le rappelle quotidiennement. Quand un État se voit refuser l’accès à des systèmes de paiement, à des composants critiques, à de l’énergie, à des plateformes numériques qui forment l’opinion de ses citoyens, à des dispositifs de défense, ce n’est pas l’« énergie sociale » qui répond à la question : c’est l’autonomie stratégique, dont l’absence se fait en l’occurrence cruellement ressentir. Renoncer à penser la puissance revient à accepter par avance que d’autres l’exercent sur nous et puissent décider pour nous de renoncer à des libertés, des droits et un modèle social que nous avons mis des décennies, voire des siècles à conquérir. L’énergie si admirable de la société iranienne ne peut rien dans la guerre actuelle dans le Golfe. Son déclenchement a été décidé ailleurs et la réponse apportée par l’Iran ne tient aucun compte d’une société écrasée par la répression. C’est à la nature du régime qu’il faut ici s’intéresser pour comprendre la manière dont sa réponse s’organise, et à sa conviction de maîtriser l’escalade par le coût qu’il peut faire subir à l’économie mondiale en fermant le détroit d’Ormuz.

Pierre Bourdieu considérait la sociologie comme la quatrième grande « blessure narcissique » imposée à l’humanité. Copernic nous a appris que la terre n’est pas le centre de l’univers, Darwin que l’être humain n’est qu’un animal parmi d’autres, et Freud que l’essentiel de la vie psychique se déroule à un autre niveau que celui de notre conscience ; à son tour, la sociologie est venue nous apprendre que « les êtres sociaux sont, au moins pour une part, le produit des conditionnements sociaux » Réponses. Pour une anthropologie réflexive, Paris, Seuil, 1992, p. 108." style="color: rgb(7, 130, 193);">9. On pourrait voir dans la question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une cinquième blessure du même ordre : parce qu’ils appartiennent toujours à ces collectifs qui doivent cohabiter avec d’autres collectifs, les êtres humains sont, au moins pour une part, le produit de l’état des relations entre ces groupes, qui prennent majoritairement la forme de nations et d’États.

Assumer l’impératif d’efficacité

Ouvrir la réflexion sur la société à sa dimension de concurrence internationale c’est introduire un impératif spécifique, celui de l’efficacité. Ce n’est sans doute pas tout à fait un hasard si des économistes travaillant sur l’innovation (et les conditions juridiques, culturelles et sociales de son développement), Philippe Aghion ou Daron Açemoglu au premier chef, sont autant lus et célébrés. De rapport Letta en rapport Draghi, la question qui se pose en Europe comme ailleurs est de savoir si nos États, et en fait nos sociétés, peuvent rester dans la course ou si elles finiront entièrement dépendantes et donc incapables de faire subsister leur système de valeurs. C’est l’alerte qui monte de toutes parts et encore récemment par la voix du PDG de Mistral, Arthur Mensch, à l’occasion de son audition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 « dans l’IA, la France doit agir maintenant pour ne pas devenir un vassal ». Arthur Mensch y a défendu une vision de la souveraineté numérique européenne, fondée avant tout sur la puissance industrielle, l’énergie, les infrastructures.

Introduire la question de l’efficacité c’est affronter des arbitrages impopulaires : faut-il accepter plus de liberté d’entreprendre et de rétributions pour ceux qui innovent si ces innovations nous permettent, collectivement, de réduire nos dépendances au reste du monde ? Peut-on maintenir un cadre normatif toujours plus contraignant sur les activités économiques, au risque de voir notre dépendance à ce qui est produit ailleurs continuer à s’accroître au point de menacer paradoxalement notre capacité à lui appliquer nos normes ? Ces questions peuvent se décliner à l’infini. Leur réponse n’est jamais univoque, car il ne s’agit pas de tourner le dos à ce qui fait notre singularité, souvent de manière positive, pour tout céder à l’impératif d’efficacité. Et c’est pour cela que les arbitrages démocratiques qui doivent y répondre, d’une complexité considérable, appellent un examen aussi lucide que possible, et surtout sans faux-semblants.

L’exercice est toutefois plus ardu encore pour les Européens que pour les autres puisque s’ajoute une contrainte d’un autre ordre : l’injonction qui leur est faite, et qu’ils se font à eux-mêmes, d’expier leur puissance passée au moment même où son poids dans le monde recule. L’Europe est d’ailleurs la seule à être réellement envoyée au tribunal de l’histoire, au moment même où elle est la seule à réellement tourner le dos à cette histoire. Il ne s’agit pas ici de dire que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méconnaissent les autres formes d’impérialisme (certains étudient l’Empire ottoman et d’autres l’Empire russe) mais on constatera sans mal que l’Europe est la seule à être à la fois affaiblie, et toujours en procès. 

À ce titre, l’Europe aurait le devoir de tourner le dos,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reste du monde, au principe d’efficacité. Elle subit d’abord ce que l’on pourrait appeler « le double standard du double standard », c’est-à-dire qu’elle est la seule à qui l’on reproche de traiter différemment ses amis et ses ennemis, ceux qui lui veulent du mal et ceux qui ne lui en veulent pas. Ainsi, il ne viendrait jamais à l’idée de quelqu’un de reprocher à la Russie de ne pas se montrer en permanence cohérente avec ses principes : elle prêche la souveraineté des États et la non-ingérence dans leurs affaires intérieures au bénéfice de ses amis comme le Venezuela de Maduro, la Syrie de Bachar al Assad ou l’Iran de l’ayatollah Khamenei, et organise ouvertement des campagnes de désinformation chez les autres ; elle parle d’intangibilité des frontières et envahit ses voisins au titre d’un devoir de protection des civils, qu’elle conteste d’ailleurs avec véhémence. Dans le même temps, la moindre imperfection des Européens, leur moindre compromission au titre de leurs intérêts devient la source de procès virulents. Non seulement ils doivent être parfaits dans leurs propres actions, mais ils ne devraient interagir qu’avec des gens parfaits, en contradiction avec les principes les plus élémentaires de l’efficacité en diplomatie.

Une responsabilité collective

La France représente aujourd’hui 1 %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et 2,5 % de la production globale. L’Union européenne a vu son poids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passer de 30 % à 17 % entre 2008 et 2025, soit 17 ans. La Chine a fait le même chemin entre 1820 et 1870. En termes relatifs, nous déclinons trois fois plus vite que la dynastie des Qing. Ces chiffres disent la condition nouvelle dans laquelle nous devons penser et agir : ne plus rien comprendre de ce qui se joue au-delà de nos frontières est à la fois une lacune intellectuelle et un risque existentie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Sciences Po s’est donné pour devise « comprendre son temps pour agir sur le monde ». Cette formule, qui suppose un mouvement des acteurs vers le monde, conserve fort heureusement sa pertinence, mais elle exprime surtout l’esprit d’une époque qui n’est peut-être plus tout à fait la nôtre. Aujourd’hui, la relation s’inverse. C’est désormais bien plus le monde qui agit sur nous, à un rythme que nous ne maîtrisons plus : la crise climatique déjà installée, la conflictualité désentravée, les ruptures technologiques largement conçues hors de nos frontières. Notre devoir d’institution n’est plus seulement de former des étudiants à comprendre leur temps pour agir sur le monde, mais plus encore de leur donner les moyens intellectuels de comprendre le monde pour agir sur leur temps, ici et maintenant, dans cette époque qui sera la leur.

Cela engage une responsabilité collective qui dépasse Sciences Po. La France dispose d’écoles, de centres, de chercheurs de très haut niveau dans le champ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s études de sécurité. Mais cet écosystème reste, à l’échelle des défis, sous-dimensionné, dispersé, et insuffisamment relié aux espaces de décision. Il faut aussi, et tout autant que des chars, satellites et capacités industrielles, des concepts, des cadres d’analyse, des doctrines débattues publiquement, des chercheurs civils capables d’éclairer le débat démocratique. 

Nos étudiants seront bientôt amenés à exercer des responsabilités et à prendre des décisions. Beaucoup d’entre eux le feront dans des contextes où il ne sera plus possible de séparer l’économique du stratégique, le technologique du géopolitique,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Nous leur devons une formation qui ne déléguera plus à d’autres le soin de penser ces articulations. Nous le devons aussi à notre pays et à l’Europe, dont le modèle de société est fondé sur la liberté, l’égalité, l’État de droit, l’égalité entre hommes et femmes. Si nous tenons à ce modèle, il faut pouvoir penser les questions de sa persistance dans un monde où ces valeurs reculent partout.

SOURCES
  1. Dans un comité qui comprenait également Delphine ALLES, professeure des universités, vice-présidente de l’INALCO ; Gilles ANDREANI, président de chambre de la Cour des comptes, ancien directeur du Centre d’analyse et de prévision (CAPS)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 Tristan AUREAU, directeur du CAPS ; Pascal CAGNI, président du CA de Business France ; Mario DEL PERO, professeur des universités, Centre d’histoire de Sciences Po, spécialiste des relations transatlantiques et de l’histoire diplomatique ; Muriel DOMENACH, diplomate détachée auprès de la Cour des Comptes, ancienn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e de la France auprès de l’OTAN ; Anne-Celia FEUTRIE, directrice exécutive de l’EAP, Sciences Po ; Arancha GONZALEZ, doyenne de PSIA, Sciences Po ; Gilles GRESSANI, directeur du Grand Continent ; Jean-Vincent HOLEINDRE, professeur des universités, Vice-Président de la section 04 du CNU, directeur du Centre Thucydide, Panthéon Assas ; Christian LEQUESNE, professeur FNSP à Sciences Po, ancien directeur du CERI ; Ross McINNES, président de Safran ; Hugo MEIJER, chargé de recherche CNRS, directeur adjoint scientifique du CERI ; Alexis MOREL, vice-président de Thales ; Karoline POSTEL-VINAY,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FNSP, membre du CERI ; Valérie ROSOUX, professeur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et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FNRS, Belgique, chercheure au Max Planck Institute, Luxembourg ; Mélanie ROSSELET, experte associée au Centre interdisciplinaire sur les enjeux stratégiques (CIENS) de l’ENS, ancienne directrice de l’analyse stratégique au CEA, ancienne conseillère affaires stratégiques et Europe continentale au cabinet du minist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 Olivier SCHMITT, professeur au Danish Defence College ; Vance SERCHUK, directeur général de KKR Global Institute ; Elie TENENBAUM, directeur du Centre des études de sécurité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Justin VAÏSSE, directeur général du Forum de Paris sur la Paix, ancien directeur du CAPS.
  2. Emmanuel Kant, Vers la paix perpétuelle [1795], trad. Jean-François Poirier et Françoise Proust, Paris, Flammarion, coll. « GF », p. 89.
  3. Raymond Aron,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1962], Paris, Calmann-Levy, coll. « Pérennes », 2004, p. 18. Aron précise d’ailleurs immédiatement sa formule : « pour employer une expression plus rigoureuse, les relations entre États comportent, par essence, l’alternative de la guerre et de la paix. »
  4. Ibid., p. 20.
  5. Baptiste Morizot et Laurent Neyret, Liberté, dignité, habitabilité. Donner au siècle la valeur qui lui manque, Paris, Gallimard, coll. « Tracts », 2026.
  6. Stéphane Audouin-Rouzeau, Notre déni de guerre, Paris, Seuil, coll. « Libelle », 2026, p. 11.
  7. Antonio Scurati, « Dove sono ormai i guerrieri d’Europa ? », La Repubblica, 4 mars 2025. Texte traduit en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15 mars 2025.
  8. Jean-Yves Le Drian, Qui est l’ennemi ?, Paris, Editions du Cerf, 2016.
  9. Pierre Bourdieu, Réponses. Pour une anthropologie réflexive, Paris, Seuil, 1992, p.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