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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2018年进入“高龄社会”,一人独居或老夫妻同住的“仅老年人居住者宅数”全台高达52万户,其中独居老人因平时无人照顾成为社会隐忧,独自在家往生无人发觉、因病忧郁而自杀等悲剧时有所闻。为因应人口老化,劳动部研拟《中高龄及高龄者就业法》草案,鼓励老年人重返职场,找到自我价值,如何让老人活得“有尊严”,也成为台湾进入高龄社会后要面对的课题。
随着老年人口增加,以及家庭、经济结构变化,青壮劳动人口外移,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面临挑战,有些老人因无法获得适当的照顾而成为独居老人,衍生出照顾、居家安全、生活机能低落等各式问题。
据内政部统计,65岁以上老年人口自98年底245万7,648人,逐年递增至106年底326万8,013人,107年9月底为338万2,433人,占总人口的14.35%,较去年同期增加16万3,552人;分析老年人口居住状况,全国仅老年人居住者宅数由98年底33万5,360宅增加至107年6月底52万7,380宅,10年来增加19万2,020宅(57.26%)。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独居老人,如何让老人活得有尊严,成为政府规划老年政策的一大课题
在华人社会中,对于独居老人常会有“晚景凄凉”的负面印象,传统上将照顾老人的责任与家庭绑在一起,抚养老人被视为年轻人的义务,若儿女不与父母同住、送到安养院照顾就被认为不孝;西方文化对于老年人照顾的态度则相对开放,老人乐于享受晚年生活,有些还会主动要求子女搬出去住,让自己独立生活、甚至出门工作,“独居”反而是不少长者生活的常态。
意大利是世界上老龄化第二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意大利65岁以上老年人占到了人口总数的20.8%,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势头仍将持续30年以上,可能在2056年达到峰值33.2%。
德国的人口趋势主要表现在低出生率和总人口减少。预计德国人口到2060年将从现在的8170万减少到6500万,到2030年,老龄人口将占到29%,2060年达到34%。
预计到2050年,发达国家每两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位老人,发展中国家每四个供养一位老人
穆迪在报告中建议,可以通过扩大年轻人和妇女就业、延迟退休、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部分抵消老龄化影响。报告特别提到了德国的哈兹改革,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当政时期进行了福利制度的改革,通过减少失业救助,推动失业人口积极就业,使劳动参与率显著上升,特别是5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2003年前不到45%增加到2010年的65%左右。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当政时期实施的福利制度改革让德国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如今很多老年人仍然活跃在职场。图为在德国总理府采访的老记者们。
人民日报记者 管克江摄
制图:刘 慧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最新发布的预测显示,从2013年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在8.41亿的基础上翻一番。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日发布报告称,到2020年将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超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意味着,在上个世纪为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正在转变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担。面对这一问题,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德国和日本等国正在努力寻找出路。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已经进入超老龄化,明年芬兰和希腊将加入这一行列
穆迪近日发表报告指出,未来大多数国家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显著拉低经济增长,给相关国家带来严重挑战。
按照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比例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20%则进入超老龄化。
在穆迪报告所涉及的11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8个明年将进入老龄化。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明年芬兰和希腊将加入这一行列。2020年将会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超老龄化。目前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主要是欧洲国家,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正在快速老龄化。比如中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目前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9.5%,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6.2%。
目前,老龄化最为严重的三个国家分别为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截至2013年10月1日,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3190万,占总人口比率为25.1%,创历史最高纪录。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日本的超高龄社会危机还将不断加深,到2060年日本老龄人口比率将达到39.9%,这意味着每5人中就有2位超过65岁的老人。
意大利是世界上老龄化第二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意大利65岁以上老年人占到了人口总数的20.8%,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势头仍将持续30年以上,可能在2056年达到峰值33.2%。
德国的人口趋势主要表现在低出生率和总人口减少。预计德国人口到2060年将从现在的8170万减少到6500万,到2030年,老龄人口将占到29%,2060年达到34%。
预计到2050年,发达国家每两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位老人,发展中国家每四个供养一位老人
穆迪在报告中建议,可以通过扩大年轻人和妇女就业、延迟退休、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部分抵消老龄化影响。报告特别提到了德国的哈兹改革,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当政时期进行了福利制度的改革,通过减少失业救助,推动失业人口积极就业,使劳动参与率显著上升,特别是5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2003年前不到45%增加到2010年的65%左右。
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即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的百分比)。除了少数非洲国家,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大军数量要么增长缓慢,要么负增长。到2030年,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将减员10%以上。预计到2050年,发达国家中每两个劳动人口就需要供养一位老年人,发展中国家每四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位老年人。
穆迪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在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劳动人口的减少,二是家庭储蓄下降拉低投资。对55个国家和地区的计算模型显示,从2014年到2019年,老龄化将造成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下滑0.4%,2020年到2025年减少0.9%。而1990—2005年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9%。报告指出,老龄化给亚洲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济拖累作用更加明显。
少子老龄化对日本经济及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由于劳动者及消费者数量减少,日本国内的生产和服务也将随之减少,致使企业收益降低,个人及企业缴纳的税金及养老保险相应减少。国家税收大幅下降,最终冲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目前,日本财政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长期的财政负担也使日本国债规模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近些年来,老龄化也给意大利经济带来了不少困难。随着意大利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整个国家的养老金支出不断增多,这也被认为是造成意大利公共财政赤字多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但受制于国内选民支持率等方面的原因,退休金制度改革成为历届政府不愿触及的“烫手山芋”。直到2011年12月,意大利政府才推出了包括上调退休年龄、不再把退休金与通胀挂钩和以纳税总额作为参照等改革措施。
德国5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2003年前不到45%增加到2010年的65%左右
穆迪在报告中建议,可以通过扩大年轻人和妇女就业、延迟退休、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部分抵消老龄化影响。报告特别提到了德国的哈兹改革,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当政时期进行了福利制度的改革,通过减少失业救助,推动失业人口积极就业,使劳动参与率显著上升,特别是5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2003年前不到45%增加到2010年的65%左右。
德国劳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斯佩尔曼对本报记者表示,德国要摆脱人口陷阱,最重要和最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一是强调终生学习,二是鼓励创新,三是提高老人和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他强调,鼓励老人留职和延长退休年龄,这样不一定导致年轻人就业机会减少,德国、丹麦和荷兰的经验都表明,只要注重创新、创造更多就业,完全可以在提高老人劳动参与率的同时,降低青年人失业率。
德国联邦政府2012年出台的政策文件指出,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只能在下述三个方面缓解压力:一是利用现有劳动力潜力,二是加强创新,三是吸引外来人才。另外,德国2007年通过改革方案,决定到2029年使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逐步延长到67岁,以便有足够资金来支付养老需求,兼顾老年人与青年人的利益。德国政府还强调需要建设家庭友好型社会,鼓励家庭生育,为边工作边育儿的家庭提供支持。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日本政府出台了推迟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积极发展老年产业等多种政策措施。在老龄化导致社会负担加重问题上,日本通过延迟领取养老金,提高个人医疗费负担比例、增加消费税等手段来缓解财政压力。在应对少子化问题上,日本政府曾在1994年提出了强化育儿支援的“天使计划”,此后又相继出台了育儿休假制度,增加育儿补贴等政策。日本政府还设定了“50年后人口维持在1亿左右”的中长期国家目标,将丰厚的预算分配从老年人转移到育儿家庭。尽管日本政府如此卖力,但少子老龄化现象并没有改善,仍旧是日本社会的一大难题。
(人民日报柏林、东京、罗马8月27日电)
何时方休?—中国老年人就业参与的队列分析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182万人,占总人口的16.1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374万人,占总人口10.47%。[1]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2.89个百分点,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发展。[2]推迟退休年龄是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3]不可否认,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战略出发,需要及早确定方针,分步骤逐渐推迟退休年龄,动态完善退休制度。[3]同时在调整退休制度之前,有必要考察现有退休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就是需要回答,目前退休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或者说法定退休年龄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就业行为?这样才能从已有政策的实施中吸取经验教训。已有研究指出,年龄是老年人就业的主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在业比例会下降,在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处,人口就业率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梯度。[4]然而,老年人会在何时不再从事就业活动?法定退休年龄是否对所有老年人的就业行为奏效?不同群体间老年人的在业比例是如何变化的?轨迹是否一样?在业老年人的职业分布又呈现出怎样的差异性?
中国现行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为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以下简称“六普”) 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759万人,占就业的人口比重为29.1%;其中,男性老年人口的在业比例高达47.2%。由此可见,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仍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口仍然从事就业活动,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现象较为普遍。[5]老年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个人特征以及有无配偶、子女数量等家庭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和实际就业行为。
杨正泉:文化养老让老年人活得有尊严
6月12日,由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社会养老产业发展基金、龙骏家园、中视媒资承办的“最美夕阳红·全国养老产业文化惠民公益工程”活动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发布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杨正泉,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赵蓬奇,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社会养老产业发展基金秘书长、龙骏集团董事长张运防发表了讲话。
杨正泉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把养老事业的重要性推到了新的高度。近年来,我国养老事业不断创新发展,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养老不只是关注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更要满足其文化需要。“老人不只是一天三顿饱,而要活得有精神、有尊严。”
杨正泉提出,要把养老和养生相结合,把物质养老和文化养老相结合,把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要和有尊严地活着的目标相结合。养老是一个大概念,如何让老年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需要不断细化和分析,这其中既要关注养老事业的普遍性,也不能忽视个体的特殊性,文化养老正是这种理念的深化和细化。
杨正泉认为,“最美夕阳红”说的是到了老年阶段,正是老年人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期。要尊重老年人的自信自强。很多人退休后,身体是健康的,知识、能力、经验的积累都达到了一定程度,完全有能力继续为自己营造幸福的生活和积极的心态。老年人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实现价值,而不应脱离社会,成为社会的旁观者。
杨正泉认为,文化养老将在凝聚老年人力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今,民族正气需要发扬,爱国精神需要弘扬,而这正是许多青年所缺乏的。老年人应该成为一支大军,要把老年人由被动的养老转变成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和志愿者。希望社会各个方面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健全养老体系提供更多的平台,为老年人的自强不息创造条件。“把老年人的力量凝聚起来、释放出来,就是中国1/4的力量,这将是实现中国梦的巨大力量。”杨正泉说。
作者 亚明 | china@rcinet.ca 星期一 8 五月, 2017
加拿大的就业市场正在稳步增长,但受益更多的是年龄较大的工人, 年轻人较难进入。
加拿大统计局的统计显示,5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中,有37.5%在工作;而55至64岁的人口中,有61.7%在工作;6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3.1%仍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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