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金焱: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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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好文。
其实，西方人对现在中国的抱怨，也是历史现象的重演，对当年日本的崛起也曾经如此过，也是心理不平衡。
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一切都出自智商的差异, Optimal IQ's for Various Groups。与高智商的中国人相比，多数西方人看问题，仅局限在表面，少深入几个层次，所以，总是以狭隘自私的角度着眼。
中国郑和下西洋远早于西方的大航海。除了公平贸易，中国人没有进行占领、杀戮和掠夺。请看《1421：中国发现世界》，这是中华5000年连续文字记载的文明的贡献，历史的经验，为后人提供借鉴，少犯错。
受中华人类文明的滋养，郑和早就明白，杀戮、掠夺和殖民占领，都是兽类文明，不是人类文明。
回顾历史，看看现实，西方人总是拿愚蠢当聪明，唯恐世界和平。
民主也罢，人权也罢，都是处于半人类文明状态。民主是愚昧智障结帮胡闹，瘫痪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自由和人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坏人危害好人。
一带一路的驱动力不在中国，而在沿线国家的人民的需求，是切身利益驱动，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对于一带一路项目引发的债务问题，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那些勇于负债的国家，都会笑到最后。用不了十年，人们对斯里兰卡港的态度，就会从批评到欣赏。
对于国外投资的本质，由于自私意识的局限，西方人也存在误解。其实，任何投资都是在为当地人谋福利。投资者折腾来，折腾去，都是在为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盈利了，再不断地追加投资，不断扩大税收和就业，辛辛苦苦，乐此不疲。
看看如今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和美国的长滩港，真正受益的是当地政府和人民，享受稳定的税收和就业。而正是半人类文明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念，摧毁了当地人的人性，造成他们再也不能干正事儿，才给中国人创造了机会。
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理性、高效地组织和进行艰苦基建项目建设的也只有中国人。以色列政府曾经引进中国建筑工人，说，中国建筑工人的工作效率比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土耳其人高出50%。
如果可能，请了解美国人的劳动效率和对工会组织的看法。
社会生产率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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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文 发自华盛顿 苏琦/编辑
每天早起，我都会先扫一眼谷歌的新闻版块。这是在美国养成的习惯，至少它能保证我不会漏看重大新闻。
“五一”期间谷歌推送的重大新闻里，没有China的字样，这真是少见的安静。
事关中国的报道在美国媒体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甚至很难找到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与之分庭抗礼。
这让我想起我的英国朋友Andrew，他从牛津大学本科毕业时，还是青葱岁月的大男孩儿，就拿到了英国在华的一个重要职位。那时我们在北京刚认识，对中文一窍不通的Andrew告诉我，大概在2004年前后，他发现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突然变成了常态，几乎每天都有一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这触动了还在学校念书的他的职业规划敏感：他的未来与中国有关。
如今青年才俊Andrew也搬到华盛顿，成为智库的一名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中国。
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世纪话题，但这个话题的走向在近二年陡然生变。几天前我和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在微信上聊天，他说，其实真应该关注一下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反应。
他的话让我眼睛一亮，这是个相当好的专栏题目。
美国人，和任何国家的人一样，都是不可量化的概念，套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三亿美国人眼中可能有三亿个不同的中国。
媒体报道的“中国崛起”、学者眼中的“中国崛起”、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商人眼中的“中国崛起”、投资者眼中的“中国崛起”以及普通百姓眼中的“中国崛起”，各有各的维度，各有各的视角。
实际上，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关心所谓的“中国崛起”，也不关心中国。他们每天在自己的世界中忙碌，即使和中国发生关系，可能就是购物时买了”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他们关心的只是价格和质量，到底是不是中国制造也不太重要。
我在采访华尔街的一个银行家朋友时，他引荐我和戴维•斯密克（David M. Smick）聊聊。斯密克是个传奇人物，做过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问题高级咨询顾问，还是索罗斯等传奇金融投资大师的业务顾问，被业界同行称为“最了解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人物。他写了畅销书《世界是弯的》以回应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书作获得好评，以至于有人打抱不平，认为他没必要非和弗里德曼搅在一起。
去年他出了新书，《大平衡：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创造适合每个人的经济》（The Great Equalizer: How Main Street Capitalism Can Create an Economy for Everyone），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精装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列第八。
身为投资、金融、经济咨询顾问，斯密克一张口就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而专业的比喻。他说，近来，几乎就是这两年的时间，人们对中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就像是在货币/大宗商品市场，各种趋势暗流涌动，某个趋势突然得以强化、并达到引爆点后，市场就向着新的方向迅速位移。
人们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因去年特朗普当选而得以强化。玫瑰色褪去，寒意渐浓。
网络的美国民意
怎样才能了解美国人如何评判中国的崛起？
在网上我找到了美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53%的美国民众开始对中国持积极看法。仅在两年前，这一数字还停留在44%。这一结果后面加的注解这样说：它具有标志性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中国和平发展认可度的增加。
对民意调查，我浅薄的理解是，问题的设计、调研方式的不同、样本选择的代表性不同，民调出来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所以，盖洛普的调查反应的是一部分美国人的观点。寻找民意的另一个方向是，看网络评论。
（美国的政策信号虽然混乱，却不难读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转向强硬。图：金焱）
几个月前，《纽约时报》刊发了一个特写文章：中国崛起和“自由贸易”衰落之谜。文章提出的问题是：要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及其难以预料的后果的话，人们必须要问：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领导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者换个问题：为什么它不应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应该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工业补贴，以及基本上或根本不考虑“自由贸易”规则——发生了呢？
文章在最后一部分总结说，中国非但没有如预测的那样崩溃，反而再一次展示了道尔在谈及日本时所说的“融敏锐、伤痛与深刻的脆弱感于一体的民族自豪感”的力量。这种败落多年想要逆袭复仇的单纯野心，是美国从来都没有体会的。
文章在评论关闭前收集了176条评论，置顶的几条评论对中国直接或间接的评价包括：与自由社会相反的专制；完美的公司化法西斯国家；美国养虎为患；尽管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22世纪将不会属于任何人——为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而点赞最多的评论则说：鸦片战争重创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层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国家遭受了什么。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政府将为19世纪的过去而报复西方国家。
5月2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的署名评论，题为“打击中国侵略的工具”。当天文后共有61条评论，直接点名中国的两条评论说，对特朗普的大多数事情都不能苟同，惟有坚决支持他对抗中国；另外一条说，永不信任红色共产中国。
这些评论展示了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不过在网络评论中，向来不乏负面态度，无论指向是否针对中国，所以也只能算参考的一个维度。
我于是去求助社会学家。我的朋友Robert A. Gordon颇为知名，不过这点我是后来通过Wikipedia才知道的。Robert以研究智识、种族等而闻名。在平常接触中，Robert算是我熟识的美国人中最聪明、也最有幽默感的，他总能用三言两语就把大家逗乐。他的形象也充满喜感，不用雕饰就自带圣诞老人的神韵。
（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一个货摊。中国最后是否会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怀疑的情绪在加重。图：金焱）
Robert对我描述了美国人看中国的社会心理过程，他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最初始自传教士。传教士们传回美国的信息是，中国人勤劳聪明，这使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尊重和同情普遍而深厚。后来日本侵华及它带给中国人的苦难强化了这一看法。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不适甚至仇恨逐渐软化，随着日本恢复元气并开始繁荣而变成了尊重。日本制造的产品也从被嘲讽的对象变成了被推崇之物。之所以提到这一点，Robert说，因为美国对中国人的态度与对东亚人的一般印象相融合。
尽管面临新的经济竞争，但日本和韩国的崛起总的来说受到美国的欢迎。中国的崛起本来也可能遵循相同的模式，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民主制度的政府构成了挟制，使美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一种威胁，尽管他们对中国人依然怀有敬仰。
Robert引用了社会学中广为人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他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自认为有迫切赶上西方的必要，但这种迫不及待和中国采取的一些策略引发了美国人的担忧——说的不好听就是警惕。
中国崛起带来的五味杂陈
关于中国快速崛起的各种讨论，在2014年以后就在中国变得非常密集而认真，起码在网上是这样体现的。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所谓“崛起”有些无厘头。机构风险分析 (IRA) 公司联合创始人克里斯· 维伦（ChristopherWhalen）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中国“崛起”是个愚蠢的概念。中国一直就是重要的国家，只不过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战争和外来入侵。一旦中国内部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的回归就是自然而然的。
当我和不同背景的美国人探讨中国“崛起”时，很多人都有一头雾水的感觉。我只好改变方式方法，让他们告诉我，提到中国，他们脑海中出现的五个概念/画面/事物。
七个美国中产阶级背景的人分别给我的答案是：
A: 美食、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巨大的建筑工地、上海、美好的自然风光；
B：增长、科技、共产党、大米、中医；
C：基础设施、自行车的滚滚洪流、食物、巨大的浪费、朝代更迭；
D：乌泱泱的人、长城、古代文化、共产党、制造业；
E：血汗工厂、劣质产品、污染和生态危机、失业、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F: 好多人、古老的文明、日新月异、被各国所误解、神奇的汉语；
G: 丰富的历史文化、半个世纪的革命影响了全球的发展轨迹、毛泽东之后政治转型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带来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奇迹、在创新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固步自封的偏见；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并可能会引导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那些和中国有所来往的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话题有更切身的感受。一个美国外交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中国工作，对她来讲，中国崛起在摆脱贫困上真实存在的、也是了不起的，其它则要就事论事，不能用“崛起”两个字一概而论。
埃尔南德斯（EddyHernandez ）是全球知名的阿根廷探戈大师，每年都受邀在各国表演并教学，今年春天他受邀去了北京和上海。刚从中国回来的埃尔南德斯因雾霾的影响，不时咳嗽几声，但他对中国的兴奋却溢于言表。他在中国用起了微信，感慨于中国的移动支付直接跨越了美国的信用卡阶段；他的中国学生在使用共享单车，他比较了中美共享单车价格和市场的区别后，对我说，科技创新在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市场真让人惊叹；而中国人是他认为中国必定超越美国的主要因素——他说，“我在全球教探戈，中国学生的年轻程度、对学习的认真精神，竞争精神让我印象深刻，也许阿根廷探戈的未来，就在中国。”
如果有共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共识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成功。
摩根大通一个高管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对我说，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有13亿的人口都必然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通过与西方世界相联、开放本国经济进行贸易往来而获益匪浅。从经济的角度，中国似乎成功地把计划经济与个人的财富创造进行了调和。这使得中国更像是不同“主义”的混合体，更恰当地说，是重商主义。
（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崛起让美国焦虑，美国人开始抱怨养虎成患。图：金焱）
当中国以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姿态出现时，Robert说，原则上，中国作为经济竞争者的崛起，应该与有领土野心的庞大军事力量的崛起分开；但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认为这两者密不可分。同样，在受过更多教育的美国人眼中，这种不可分割性常常被视为煽动爱国主义的策略，以维护对权力的垄断。
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的崛起应该不局限于目前这一种形式，这样美国人接受起来会容易些。但目前中国传来的信息是，中国的崛起似乎只能遵循一种形式，这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围攻中国变成国际共识？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段时间，斯密克告诉我，冷战结束，美国人、至少是美国精英们浪漫地相信，历史终结，全球化，中国将会不断开放并进入西方经济体系、与自由国际秩序相联通，所有人将从中受益。
虽然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精英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中国在搭免费车，但他们对中国一直留存希望，直到最近态度集体转向。
西方精英们并不掩饰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这体现在一些智库或研究机构的话题上。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Berliner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是迄今西方面临的最艰难的战略挑战（China Is the Most Difficult Strategic Challenge the West Has Faced to Date）。
关于“中国崛起”的分析文章甚至出现在美国的投资理财网站上，其中一篇文章声称，美国国防部大规模裁员已超过五年，北约成员国不愿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些给了中国崛起的空间。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说，“战略性耐心”在努力尝试后没有奏效，西方国家过去十多年来出现了致命的错觉，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对投资者和商业繁荣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斯兰极端主义还是南美洲和非洲的失败国家？没人能确定地回答，但未来几年人们需要警惕并采取政策来应对“意识形态驱动的中国政府”。
中国崛起的一个支点是沿着欧亚大陆轴心重划全球经济界线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精英们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也暗合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解读。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亚洲有自己的权力平衡，许多国家在担心中国权力的崛起。在回答“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重大战略的问题上，约瑟夫·奈说，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家哈尔夫·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掌控了欧亚大陆就是掌握了全世界。与之相对，美国的政策更倾向于19世纪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上将的理论，更强调于海上力量和边缘地带。“麦金德vs马汉，我赌马汉胜。”约瑟夫·奈说。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则话里有话的说，不一定只有白人才会成为新殖民主义者。很可能将来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日益增大其联盟，打击中国民族保护主义或游戏产业政策的尝试。
在维伦眼中，中国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依赖于与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非真正的，可持续的内部需求。他认为 “一带一路”就是个例子，它靠加大小国的债务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将以经济灾难收尾，同时在地缘政治上制造问题。
在北京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最后在所有期待中悄然散场，吃瓜群众都觉得一定是水太深，分歧太大，双方在关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可能要吵上相当一阵子。
水到底有多深，要看美国甚至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多大。
（对中国的不满如果继续发酵，将来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会联合起来打击中国有保护主义倾向的产业政策。图：金焱）
斯密克告诉我一个最近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春季会议上的细节。这个例行会议每年都会聚集各国财长和央行官员及相关金融人士，很多人都和斯密克相交甚密。
斯密克对我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事实上，欧盟国家的人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对特朗普的关税行动不是特别感兴趣。但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强制技术转让方面问题巨大。他们直接明言，如果特朗普指向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的方向，他们就会跟从。”
这些国际金融官员们提到中国时用的词是”不公平“，”令人发指“，斯密克听到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策制订者相似的抱怨，他们说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巨大的错误，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去遵守规则。
斯密克对我描述这些场景时说，“我真是很惊讶，如果是两年前，根本就不可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然后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高官也做了相似的表达。所有信息指向都很明白，特朗普打响了对中国的第一枪，使包括欧洲在内的力量重新开始评估中国。欧洲希望特朗普停止在关税上争执，西方应当集中力量来应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
我有一个相识三、四年的朋友是典型的美国白人，一个富庶的农场主，以画油画、赛马为乐。我们的谈话从来不涉及中国。几天前他忽然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要偷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实习生孔闻峥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文 发自华盛顿 苏琦/编辑
【金焱看美国】中美贸易叫战中特朗普的华裔拥趸们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8-04-07 16:46:00
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8/0407/4431450.shtml
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我第一次在采访中四处碰壁。
几年前，一个美国公司经理问我，“为什么美国人要接受你的采访？”那时我刚从底特律回到华盛顿，在朋友聚会上讲起采访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的经历。这个公司经理的问题第一次让我站在采访对象的角度思考。后来我说，可能是《财经》品牌+中国市场+还算靠谱的问题，使我的采访对象基本上没拒绝过我。何况，在美国，没人告诉我因为“问题很敏感”而不能接受采访。
这个挫折时刻终于来了。3月底、4月初，当我决定采访美国华人中的特朗普支持者时，我得到了创纪录的拒绝率，在我约访的人中，大约80%婉拒了我。
美国华人向来政治倾向寡淡，但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华人给外界的印象是异常狂热地支持特朗普。但两年后当我要找这些特朗普的拥趸时，一部分人回复我说，他们的圈子里没有什么特朗普的支持者；另外一些人说，不愿意谈，尤其不愿意外人知道他们选了特朗普，因为支持特朗普都成过街老鼠了；还有几个在微信上回复我说，这个问题很敏感。
我个人理解，所谓“支持特朗普很敏感”是因为，围绕特朗普的争议太多。
最后那20%没拒绝我的华人提出不用其中文姓名接受采访的条件，他们和我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的特朗普支持者类似，几乎都不是特朗普的铁杆粉丝（“川粉”），大多数人形容当时投票给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是“在两个烂苹果中选看起来稍微好点儿的那个”，所谓“两权相害取其轻”而已。
特朗普上台一年多后，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人分裂成三个阵营：铁杆“川粉”们对特朗普“死了都要爱”；另外一些人对特朗普失望至极，悔不当初投错了票。在推特上专门有一个”TrumpRegrets”，是这些吃后悔药的人抱团取暖的所在。夹在两者中间的则是那些对特朗普继续支持，但有些微词的人，特朗普的华人支持者多在这一阵营中。
这些民众对特朗普的微词，集中于他像走马灯似的换高级官员。特朗普上任第一年中，白宫的人员流动率达到34%。这个现象持续至今，有估算说平均每17天就有一位高级官员离职，而被换掉的都是总统的核心班底：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新闻秘书、白宫首席战略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直至联邦调查局长、国务卿等。最新的人事变动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将被强硬观点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取代。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外在风险，更令人担心的是，全球可能不再接受中国按发展国家的关税水平来要求自己 图：金焱）
但华人中特朗普的支持者对他更多的是赞赏和仰慕。比如特朗普竞选时说要重新谈判贸易协定、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国防投入，进行税制改革，现在都在一一兑现。一个做护理麻醉师的华人总结了他们的心声：“他比历届总统都实干，虽然阻力重重，但他尽最大的努力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真正的敏感问题是，如今中美贸易纷争不断，并有对抗升级的危险。
在我采访特朗普的华人支持者时，恰逢中国宣布将对猪肉、水果、坚果和红葡萄酒等美国进口食品加征最高25%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钢铁和铝等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的举措。特朗普政府随后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钢铁、飞机组件、电视机及其他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几小时后，中国对美国予以反击，提出对大约等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大豆、汽车、化工品及其他商品征收额外关税。
4月5日，特朗普再次大笔一挥，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是否合适。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随即表态，只要美国采取进一步措施，中方将马上提出同等反制措施。
中美贸易叫战由此进一步加高音量。
特朗普选择对中国贸易战，支持他的华人作何想法？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华人不觉得有何不妥。他们指出，这次争端并非特朗普个人一意孤行。一个华人说，以前每次中美贸易争端，共和党温和派和商业团体都会出来为中国游说，但这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为啥？美国上上下下观点比较统一，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对中国做点什么，唯一可能有分歧的地方是在手段上应当有多激进。
对于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成本，他们认为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某些东西会涨价。不过，一个美国宾州的中国大陆移民说：“我宁可多付30%买进口产品，也不愿意多付30%的税去养活那些因为不公平竞争失业的美国工人。大量人失业后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融上的。”
所谓的不公平，在这些支持特朗普的拥趸们看来主要是两条：一是中国大陆靠大市场逼迫美国企业做技术转让，二是中国对国企重点扶持，贷款支持充足。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参加过一些支持特朗普竞选的活动。他说，表面上看特朗普是发难的一方，但如果看过去十几年双方贸易的情况，问题在中国，美国容忍了不公平的贸易，家大业大嘛。现在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以前那些便宜就得收回。
德州的华人医生David是特朗普支持者中相对平和的一个。他说，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全面爆发。如果中美双方都要做点姿态的话，目前特朗普政府起码没在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上刁难中国，否则损害会更大。
被特朗普“插足”的生活
去年11月底的感恩节，作为外乡人的我收到朋友邀请去她弗吉尼亚的家里赴宴。朋友温婉优雅，是传统的美国女性，因此我设想迎接我的将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和一个典型的感恩节之夜。在接我去她家的路上，朋友简短的几句话颠覆了我所有的想象：她离异，女儿新婚不久，是同性恋；大儿子在做变性手术，小儿子在找工作。
一场亲切而放松的晚餐突然变成了对我的考验。比如大家称她的大儿子为“她”，而这个金黄卷发的大小伙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对我来讲真的是“他”。在数次称其为“他”再慌乱改口为“她”后，我横下一条心解释说，汉语中“他”和“她”发音相同，致使我的英语中，“她”和“他”经常被乱用，毕竟英语不好的罪名要比对LGBT群体不敬的罪名要小得多。
LGBT指代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中文好像用更短小精悍的“同志”一词做通称。我到美国的最初几年，美国关于LGBT的公众舆论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性恋伴侣结婚这个原来大不敬的问题，已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就连把婚姻严格限制在一男一女之间的保守共和党人也转变了观念，支持同性恋伴侣结婚的人数超过了反对的人数。
奥巴马功不可没，他甚至因此成为美国史上首位登上LGBT杂志封面的在任总统，该杂志对奥巴马的评价这样写道：“一位在狂热支持下入主白宫的总统，似乎在中途势头减弱……稍事休整后，他帮助我们实现了婚姻平等，并推出了其他改变我们在美国社会地位的里程碑式提案。”
美国社会的宽容程度日渐增大，我身边自由开明人士很多，他们经常介绍我认识一些同性恋伴侣。私下聚会时，常会听到他们被社会视为异类的苦痛和挣扎。在感恩节晚宴上，朋友变性的大儿子讲他怎样用药维持，怎样为省钱而委屈求全时，我感慨朋友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这样的打击她怎么承受下来。
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能接受和自己差异极大的人。对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美的华人来讲，接受LGBT就等同于接受社会堕落。当美国学校的性教育课上开始讲同性恋，讲父母再不意味着一男一女时，华人家长开始忧心孩子的价值观受到影响。这样的情绪很快因为“厕所令”而发酵沸腾，成为大选的转折点，一部分华人因此坚决投入支持特朗普的阵营。
厕所令是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法令，要求公立学校允许“跨性别”学生根据“心理性别”而非“生理性别”选择卫生间和更衣室，“性别”的概念从此开始要包括个人自称的性别身份。当“如厕令”最初在芝加哥等地试行时，就引发了很多华人家长的愤怒，后来它成为法令在全美推出，政府威胁不遵守这一规则的学校将被减少联邦拨款后，部分在美华人的愤怒就直接指向奥巴马和民主党。
（民主党的一些价值观对华人来讲，理想太高，他们跟不上，也不想跟 图：来自网络）
一个投票给特朗普的华人对我说，这是有意制造不同性取向人之间的矛盾，大量渲染LGBT成为一种时髦，华人家长担心孩子被这个倾向裹挟。
围绕于此的舆论在2016年5月前后推向高潮。5月9日那天，美国媒体都在讨论厕所问题，微信朋友圈则都在说离奇死亡，我当时感慨：中国舆论哗然于非正常死亡事件，而在大洋之边，舆论则哗然于该上男厕，还是女厕的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国内面对无所不在的利维坦时，集体焦虑；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中产阶级面对不断扩大的“政治正确”时，也集体焦虑。
北京来的Jack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对我说，美国经济对大多数大陆移民来讲不是问题，他们大多生活殷实，就连半福利性质的奥巴马医改也和他们关系不大，所以最终决定大陆移民选票的，是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所谓社会的发展方向，很大一部分是指政府对社会底层、对少数族群的国家政策。一些华人选民认为民主党不去操心大事，重点都放在“厕所”这样的破事上。Jack列出了华人中产拼死推翻民主党而选特朗普的原因包括：奥巴马下令不遣返非法移民，希拉里扬言要大赦1200万非法移民；民主党推动全民最低收入制，即对不工作者和低收入者，政府有责任发给现金，补齐到最低收入线；奥巴马和希拉里都要大量吸引穆斯林难民；支持黑人暴力组织BLM，一贯在警察执法中偏袒黑人；民主党推动在押犯人的投票权；奥巴马要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保证雇员人种比例符合全国人种比例等等。
（对那些后悔投票给特朗普的人来说，竞选时特朗普出格的言辞并未因成为总统而有改变，打破了他们“竞选是一回事，执政是另一回事”的期盼，他们只能眼看着特朗普用种族主义和偏执来引领这个国家 图：金焱）
竞选期间特朗普也没少挥动LGBT的彩虹旗，但当选后，特朗普立刻180度大转弯，取消跨性别学生获得符合其性别认同的学校洗手间的权利；取消对就业歧视的保护，实施禁止跨性别者参军服役的禁令，并在联邦案件中表示反对同性恋权利。
Jack说，“我们知道特朗普是真小人，但真小人要比伪君子好。”
在那个感恩节晚宴上，经过一个多小时别扭地适应，房间里终于充满笑声和温暖，回归了“爱和感激”的感恩节本意。大家聊得开心，我无意间一个笑话就说到了特朗普，餐桌气氛立刻大变，大家纷纷找借口离席。后来他们把我拉到一边说，朋友的小儿子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其他人都反对特朗普，所以任何有关于特朗普的话题都会让家庭成员的情绪对立起来。那天的感恩节就那样不欢而散了。
朋友一家不是个例。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大约40％的美国人认为2016年的选举（特朗普的上台）伤害了人们间的密切关系，这个数字同选举前的26%相比，陡然上升。在脸书上，政治观点讨论带来的分化使我的很多朋友要么在政治议题上变得沉默，要么把朋友分类，政治阵营不同的人，只被允许看吃吃喝喝无伤大雅的东西，观点相同的人才会看到有政治观点的贴子。
很多华人告诉我，华人中产家庭上、下两代人间存在着观念和立场的冲突，年轻一代倾向于民主党，起码不支持特朗普。一个在加州的华裔大学生在媒体上刊文说，希望和年轻的美国人一样成为开明的、有同理心的个体，除了个人的挣扎，还能认识到他人的斗争，而不是被禁锢在党同伐异的观念里。她说，“尽管能理解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华裔美国人，我还是不能原谅他们。”
回头看民主党的竞选失败，Jack了解到，民主党精英的规划是推动全球化的实现，创造一个产品没有关税，人员充分流通的世界。Jack听了很吃惊，他对我说，奥巴马在台上八年，美国社会价值观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本的人性很难改变。变得太急肯定要出问题。
为特朗普站台
去年有一篇文章提到，华人既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同时又是一个对种族歧视不会感到特别不适的群体。在美国，很多遵纪守法的华人成为某些非洲裔和西裔毒品、暴力和骚乱的受害者，他们对美国政界维护非洲裔、西裔和中东裔利益的政治正确感到厌烦，因此期待一个对政治正确缺乏兴趣的政治强人来改变现状。该文最后指出：“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期待的幸福，就是别的种族的不幸福。”
这个对政治正确缺乏兴趣的强人适时出现了，他就是特朗普。
Tina生活在弗吉尼亚，在她眼里，特朗普形象不太好，没有政治经验，丑闻一大堆，但是她坚信“缺点很明显的人反而不会做特别的坏事”。和很多苦学多年才通过留学从大陆到美国的华人一样，Tina的政治诉求是移民政策改革。
特朗普近来连续多日就非法移民问题“喊话”邻居墨西哥，并宣布将派遣国民警卫队赴美墨边境协助打击非法移民活动。Tina对在墨西哥边境建墙不关心，也不认为移民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但她认为美国移民鱼龙混杂，甚至非法移民变成了被同情的弱者，她无法接受这样“黑白颠倒”的现实。
和中国相关的事实是，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科技加速前进，特朗普政府大概率将针对华人高科技人才向中国的流动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美国大学未来对吸收中国留学生也可能变得更加严格。不过支持特朗普的华人认为，他们已是美国公民，只要奉公守法的就不会有问题。甚至美国国务院近来要求，申请美国入境签证的人提交他们在过去五年里使用的社交媒体用户名。我问Tina怎么看，她说，没什么不好的。
我不太理解的是，就算是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给华人带来的都是利好，但以贸易争端为例，若双方无法解决分歧，中国和美国企业各自从对方市场获得利益的格局就会打破，双方都可能承受巨大损失，华人为什么不担心呢？
（全球化阔步前进到特朗普时代，中美双方或许都进入了临界状态 图：金焱）
Jack以自己的经历从侧面解释了他的心路历程： 他所在的非营利的科技信息机构每年以向会员收取100美元左右的年费及通过部分项目付费的方式挣钱。该机构中华人占很大的比重，他们发现经常会有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于是通过外交途径讨要说法，但最终却不了了之。
这一非营利机构的相当一部分客户来自中国，中国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市场。但中国客户抱怨说，由于存在网络防火墙，访问他们网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在防火墙里建一个镜像，方便中国大陆客户访问，但由于是美国的机构，他们被各种繁杂手续弄得精疲力尽，最后也放弃了。
Jack说，“我们每次开会一提到中国都头疼。”
Toni 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创始人，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对我说，特朗普的方式方法很直接。在贸易方面，贸易逆差要应对，他的想法可能是对的，但方式太直接了、攻击性太强了。在Toni看来，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5600亿美元，但仅向中国出口了1300亿美元，存在明显失衡。如果中国能保住这56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再对美国扩大市场的开放，就会减少贸易逆差。
中国经济学家刘煜辉指出，要减少1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在现有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代工厂结构下，在经济行为上短期内是不能够实现的。首先美国人拿什么出来跟你交换，高端源代码是不可能的，难道靠大豆、牛肉缩小逆差？
大豆代表着美国最敏感的农业问题。2017年，美国大豆的出口量总计为5313万吨，其中对华出口量达3286万吨，占大豆总出口量比例高达62%。大豆出口额占美国对华出口额比例为11%，占对华出口农产品金额比例为58%。大豆出口对美国农产品贸易举足轻重，特朗普获选总统不只是华人的力挺，而是那些盛产大豆的摇摆州倒向了他。
所以当中国狠下心来动特朗普的农业票仓时，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农民压力很大，部分人公开表示不确定是否会继续支持特朗普，这引起了一些特朗普华人支持者的愤怒。对特朗普的华人支持者来说，这是公事私办。他们发给我的一条颇有代表性的评论这样说，“我的直觉感觉，这就像商业竞争者之间做掉对方家里人一样，比通常的不专业还下作。”
至于特朗普拿中国的航天、信息等开刀，他们的反驳是，特朗普是商人，他喊出了什么不一定会真做什么，这是一种策略。
Toni在洛杉矶，他认为中国应该开放科技市场，让BAT等与美国的GAFA（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四家公司的首字母缩写）等对峙，他说，“不要因为怕打不过而去封闭市场，说不定中国的企业很有竞争力”。刘煜辉的建议则是，有条件地开放数字和服务贸易市场即互联网。他说，实际上美国想要的是中国巨大的互联网经济，14亿人有效地连接在一起，人和人连接、人和物连接、物和物连接。5G的升级，在国家力量支持下，中国人在这个方向上领先欧美半个身位，所以美国进入不了这个市场会很吃亏。
贸易逆差只是一个问题。David代表的是另一个类型的华人选民，他们做很多中美交流的事情，当初正是因为考虑到希拉里对中国不友好，担心她上台后对中国会用更极端的手段，所以在没有更多选项的前提下，票投给了特朗普。
David坚信特朗普是灵活的商人，商人有利益方面的需求，而特朗普最看重的是经济利益，换句话说，一切都是生意，都是挣钱，这对中国并不都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