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滑铁卢中文论坛 返回首页

风萧萧的个人空间 http://www.kwcg.ca/bbs/?61910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日志

美国学者:美国民主 回光返照

已有 2770 次阅读2014-10-13 04:23 |个人分类:叫真, 辩是非


 美国学者:美国民主 有名无实 死路一条

    风萧萧 2014年10月13日

  http://frank-waterloo.blog.163.com/blog/static/205239029201491310326480/

    二十多年前1989年11月9日,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标志的柏林墙被推倒了。这标志着以前苏联为首的、持续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失败了。

    二十多年前,1992年,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

    2013年12月16日,维基百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2011年,《纽约时报》刊文说,全球金融危机对弗朗西斯·福山的主张造成严重打击:“在全球,对现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主张,20年后成为一张废纸。”“2014年1月17日,延世大学教授文正仁表示:“福山的主张只是在说‘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在规范性上很好’,并未对现实进行准确的预测。中国、越南、也门、沙特阿拉伯都不是民主国家,而且埃及只是做出踏上民主主义道路的样子后重新回到集体主义。”2014年1月17日,弗朗西斯·福山说:“我认为,民主主义没有代替方案。除了自由民主主义之外,我没有发现近代化终点指向其他方向的证据。收入不平等是全球现象,这是全球化、尤其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体制无关。……至今还没有人有办法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太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和‘是否是民主国家’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并非是否选择民主主义道路,而是民主化的质量有多高。”

   最近,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外交》双月刊9/10月号上发表的文章 America in Decay -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细剖美国政治制度诸多流弊,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感叹改革无望、“死路一条”(No Way Out)。

image from BloggingHeads.tv podcast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 - 风萧萧 - Notebook of Frank

  朗西斯·福山 Francis ukuyama 生于1952年10月21日左侧是 61岁照

   --朗西斯·福山,如此衰老,有良知的学者,
     面对日益衰落的社会,承受巨大心理煎熬--
   2014-10-12,观察者网 发表了全文翻译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 America in Decay -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

   龍應台 睁眼看看台湾民主的悲哀

   香港佔中三丑必被起诉 涉3項重罪


  转载一组文章,看看美国民主的本质。 

1. 福山:衰败的美利坚(完整版)

——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

2014-10-12 09:02:10

3. America in decay: Is Fukuyama right?

4. Fukuyama and the Decay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Eric H. Holder, Jr.  Updated:

5. Doubling Down on Democracy

Francis Fukuyama is still bullish on where history is headed, but Americans should worry: republics can decay.
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衰败的美利坚(完整版)

——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

【“我的好友福山,二十多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一夕成名。经过多年的沉淀,他已经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今年7月在观察者网撰文发出感慨。福山的关键词逐渐从“民主”转到了王绍光等学者强调的“国家能力”、“国家建设”等。他在美国《外交》双月刊9/10月号上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细剖美国政治制度诸多流弊,结尾感叹改革无望、“死路一条”(No Way Out),引发学界关注。此前曾有媒体摘译若干片段,观察者网今全文翻译,共一万六千余字,供中国读者垂鉴。】

20世纪之交,美国林业局的创立是美国进步时代国家建设的典范。1883年《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通过之前,美国政府公职是根据政党赞助比例分配的。而林业局则是一个以才干为基础的官僚机构新模式的雏形。它配备的公职人员均为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林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其最初的领导者吉福德•平肖在博弈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避免了日常政策受到国会干扰,确保了公务员系统的自主性。当时,让专业林学家而非政治家来管理公共土地和部门人事,还是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但林业局的优异表现证明了这个想法的正确性。主流学界将林业局前几十年的成功经历,视为公共管理学的经典案例。

现如今,在许多人眼中,林业局是一个极度失灵的官僚机构,用错误的工具履行过时的使命。这个机构仍由林业专家组成,其中不乏忠于职守者,但林业局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平肖当年争取来的自主权。国会和法院对林业局的命令与限制名目繁多,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林业局不但花费掉了大量税款,而且达成的目标还值得质疑。林业局的内部决策系统往往陷入僵局,平肖当年呕心沥血培育出来的士气和凝聚力已不复存在。近来,不少人在书作中提出彻底取消林业局的观点。如果说林业局的创立是美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标志,它的衰落则体现了美国整体的衰朽。

弗朗西斯•列贝尔、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古德诺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相信现代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他们推动了十九世纪末期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威尔逊和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一样,对政治与行政做出了区分。他认为政治涉及共同体的终极目标,理应经过民主讨论;但行政则涉及具体操作层面,可以通过经验研究、科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现在看来,过去那种把公共管理变成一门科学的想法,既幼稚又偏颇;但当时的情况是,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投机政客或腐败的市政老板们操纵的。所以当时把唯才是举而非任人唯亲作为甄选公务员的标准是完全合理的。科学管理有一个问题——就连最权威的科学家都有出错的时候,有时还会犯大错。随着林业局的发展,森林灭火成为了它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不幸的是,林业局在对待这个重要任务上,犯下了大错。

在经历了毁林八十万英亩、耗时数月才得到控制的1988年黄石公园大火等灾难后,公众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生态学家开始批评森林防火的根本目标,90年代中期,林业局改弦更张,正式对林火采取了容许的态度。但多年下来旧政策积弊已深,无法一朝根除,大片森林已成为巨大的火绒匣。

20世纪后几十年,随着美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定居在易遭野火威胁的地区。和选择生活在洪泛区或屏障岛的人们一样,这些居民只能靠政府补贴的保险来降低过高的风险。他们选出游说代表,争取确保林业局等负责森林管理的联邦机构得到政府资源,继续与可能威胁他们财产的林火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证明不采取行动的正当性,为保护价值10万美元的家产,政府可能动辄花费100万美元。

在致力于林火消防的同时,林业局离最初的使命渐行渐远。以国家森林木材的年均采伐量为例,仅上世纪90年代,便从约110亿板英尺骤降至仅约30亿板英尺(1板英尺为1英尺长、1英尺宽且1英寸厚的木材体积——观察者网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木材行情发生了变化,另一主因则是国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越来越多为环保而环保的人将天然林视为庇护所,而不是有待开发的经济资源。即便光谈经济开发,林业局的工作也没有做到位。林业局未能对木材合理定价,导致木材以远低于运营成本的价格销售;并且该机构还沾染了所有政府机构的通病,一套错误的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增加而不是限制成本。

简而言之,林业局由于失去了最初在平肖管理下获得的自主权,业绩每况愈下。早在它以多重互相矛盾的使命取代原本单一的部门使命时,这个问题便已初露端倪。在二十世纪中间的几十年里,林业局的使命从木材开采逐渐转为林火消防,然而因为林火消防本身存在争议,其部门使命又被林业保护所取代。迎接新使命的同时,旧有使命没有被抛弃,它们分别吸引了木材消费者、林地房产主、地产开发商、环保人士、以及有抱负的消防队等各种外部利益集团,支持林业局下属的不同部门。与此同时,当年被平肖挡在土地买卖之外的国会,如今再次签发各种法令插足微观管理事务,迫使林业局同时追求多项彼此矛盾的目标。

1909年,美国林业局工作人员

1909年,美国林业局工作人员

因此,平肖创建的备受学界好评的林业局,由一个小而有凝聚力的机构,慢慢演变成一个大而无当、各自为政的烂摊子。影响政府机关种种流弊,林业局占了个遍:相比有效完成使命,林业局官员更在意保住预算和编制这一亩三分地。即便科学和社会都在发生变化,他们还是固守早已过时的法令。

美国林业局的故事不是孤案,而代表着美国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根据公共管理专家的记载,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在许多方面,美国的官僚体系早已偏离韦伯的理想,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整体上,它不再是一个择优取士的体系:根据国会颁布的法令规定,新近录用的联邦公务员中,有45%是退伍老兵而不是名校优等生。多项联邦政府公务员调查描绘出令人沮丧的画面。学者保罗•莱特指出:“激发联邦雇员积极性的,是薪酬而非使命感。相比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公职毫无竞争力却让公务员深陷其中,还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资源来做好本职工作。在赏罚不分明的情况下,公务员没有动力,也缺乏对组织的信任。”

萨缪尔•亨廷顿在他的经典作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使用“政治衰败”这个术语来解释二战后独立的国家政局的不稳定状态。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给传统政治秩序带来了问题,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无法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得到满足,所以尤为活跃。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政治体制便会走向政治衰败。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衰朽是政治发展的一大条件:破旧方能立新。然而,没有人能保证,旧政治体制会不断地、和平地适应新环境,转型过渡阶段可能极度混乱和暴力。

要建立对政治衰败更普遍而广泛的理解,这种模式是一个较好的着眼点。如亨廷顿所言,体制是一套“稳定,有明确价值观,重复性的行为模式”,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集体行动。没有一套相对稳定的明确规则,人类每进行一次新的互动都将不得不坐下来重新谈判。这种规则往往是由文化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对应着不同的规则,但创建规则和遵守规则的能力则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类的思维里。人类遵循规则的自然倾向赋予制度以惯性,也是人类的社会合作水平远高于任何其他动物的原因。

但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所在。建立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需求,但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制度往往无法适应。认知问题是一大重要原因:人们一旦对世界发展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在现实中遇到矛盾证据,也会固执己见。另一个原因是集团利益:随着制度的诞生,从中获利的内部人士受维护自身利益的驱使,不愿改变现状,对改革充满抵触。

 

 

从理论上讲,民主——特别是被美国宪法奉为神圣的麦迪逊式民主——本应防止某精英派系独大后利用政治权力进行专制统治,以此减轻体制内部利益固化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的,民主制度将权力分散到互相竞争的几大政府部门,并允许多元化大国内部存在不同利益的竞争。

但说得好不如做得好,麦迪逊式民主往往离初衷相距甚远。体制内精英接触到权力和信息比外界大得多,他们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普通选民对体制内硕鼠吞食金钱的来源都不知情,当然谈不上对腐败的政客有什么深仇大恨。社会团体的认知或信念已经僵化,它们自然不会动员起来争取自身利益。例如,许多美国工薪阶层选民支持那些承诺对富人降低征税的候选人,尽管这样的减税政策将剥夺他们享受重要公共服务的权利。

此外,不同团体在维权活动中的组织能力各不相同。从地理分布来看,食糖生产者和玉米种植者相对集中,他们专注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普通消费者或纳税人分散在各地,这些商品的价格只占其生活预算的很小一部分。由于制度规则往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譬如食糖和玉米生产大户佛罗里达州和爱荷华州在选举中属于“摇摆州”),这些团体在农业和贸易政策方面形成了与自身规模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同样,相比穷人,中产阶级往往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保留抵押贷款课税减免等。这使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普遍福利比单纯向穷人倾斜的政策更容易得到维护。

最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几乎总是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市场总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所以总会放大詹姆斯•麦迪逊所谓“不同和不平等的获取财产的能力”。只要所有人能平等地进入经济体制,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会刺激创新和增长。但是,当经济上的赢家们寻求将财富转化为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时,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可以通过贿赂立法者或官员获得政治影响力,更有甚者,将制度规则改变得对自己有利——例如在他们本已主导市场内进一步封锁竞争,使市场向自己有利的一方更加倾斜。

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时;或当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维护自身地位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向政治衰败。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专制或民主——都无法免疫于这种政治衰败。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

这正是美国近几十年一直发生的事实,许多政治制度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机能障碍。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让体制改革的努力统统流产。在政治秩序不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没有人能保证目前这种情况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法院和政党治国

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有三大分支——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对应政治制度的三个基本类别:国家、法治和民主。行政部门用权力去执行法规、实施政策;司法和立法部门权力制约这种权力以确保公器公用。美国一向有对政府权力缺乏信任的传统,故一直强调司法和立法制度对国家的约束作用。政治学者斯蒂芬•斯考罗耐克把19世纪美国政治的特点归纳为“法院和政党组成的国家”,在欧洲由行政官僚执行的政府职能,在美国则由法官和选举代表代为执行。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才真正拥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职权;而又过了半个世纪,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专业公务员队伍才逐渐壮大。相比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美国的公务员体系改革在时间和效率上都差得多。

2013年8月,加州消防员灭火

2013年8月,加州消防员灭火

20世纪中期,随着政府规模的大幅增长,美国开始向一个更现代的行政国家转型。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总体水平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虽然美国从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后,便开始反对福利国家,但似乎无从拆分“大政府”。在20世纪中,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掩盖了其施政质量的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些方面,美国已再次沦为一个“由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部门篡夺了行政部门的许多正当功能,致使政府整体运作缺乏连贯性和效率。

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由行政官僚体系处理的行政功能,在美国逐渐被法院系统“司法化”,导致昂贵的诉讼案件爆增、决策迟缓、执法标准不一。在今天的美国,法院已不是对政府的制约,而成为了政府变相扩张的替代品。

同样,国会也在篡夺权力。无法再向立法者直接行贿的利益集团,已经找到其他途径来征服和控制立法者。这些利益集团获取了与自身社会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扭曲了税收和支出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政府预算,拔高了政府赤字的整体水平。他们还诱使国会通过各种各样法令,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质量。

这两种现象——行政的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往往会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能够自我延续和自我强化。人民出于对行政机构的不信任,便会要求行政部门接受更多的司法审查,从而损害政府施政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人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诱使国会将更多、更困难的法令强加于行政部门。这两个过程都降低了行政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反过来又导致政府更加僵化、墨守成规,更加缺乏创造力和连贯性。

以上过程的结果,是代表性的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普通公民感到民主成为了一个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们暗中操纵,不再真实地反映大众的利益诉求。最讽刺和怪异的是,造成这场表征危机的主要原因,竟是初衷本是使体制更民主的改革。事实上,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

 

 

法官也疯狂

1954年由最高法院裁定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是美国20世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之一,它推翻了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民权运动以布朗案的裁定为起点,成功拆除种族歧视藩篱,维护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个人权利。许多其他社会运动——从环境保护到消费者权益保障,到妇女权利,到同性恋婚姻等——都开始效仿这种通过法院裁决推行社会新规则的模式。

美国人是如此熟悉这种英雄叙事,以至于他们几乎意识不到这种争取社会变革的途径有多么怪异。布朗案的主要推动者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个私营的志愿协会代表一小群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对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局提起集体诉讼。当然,这一举措必须来自私人团体,因为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势力阻止了州政府和国会提出诉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并由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出任代表律师。可以说,布朗案为美国公共政策带来了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它的胜利不是由代表美国人民的国会投票而获得的,而是由个人通过法院系统提出诉讼而最终改变了规则。虽然后来的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是国会采取行动的结果,但即使在这些案例中,国家法律的强制实施还是由私人提出、法院执行的。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自由民主体制是以这种方式前行的。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变革,少数族裔、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法国、德国和英国没有动用法院系统,而是通过作为议会多数代表的国家司法部取得了同样的成果。社会团体和舆论压力驱动立法规则发生变化,但新规则的执行靠的是政府,而不是私人与司法系统的结合。

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追溯到美国三套制度演变的历史顺序。在法德等国家,最早有了法律,然后有了现代国家,后来才有了民主。与此相对应,美国先有深厚的英国普通法传统,再有了民主,后来才发展出一个现代国家。直到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才最终成为一个体制健全的现代国家,所以其国家(state)处于相对弱势,能力也始终比不上欧洲和亚洲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其政治文化就是在对行政权力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段历史导致美国体制走向“对抗性法条主义”(法律学者罗伯特•卡根语)。自美国走向共和以来,律师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已经扮演了特别重大的角色;然而,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律师的角色又进一步急剧扩张。在此期间,国会通过了二十多条关于民权和环境的重要法案,涵盖产品安全、有毒废物清理、私人养老基金、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等诸多方面。今天的企业和保守派特别喜欢抱怨监管型国家,正是当年的举措构成了监管型国家的巨大扩张。

然而,美国体制如此笨重的原因,不是监管本身,而是为追求监管而采取的高度法条主义方式。国会授权成立的形形色色的新联邦机构,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但它不愿意像欧洲与日本那样把决策权威和执行权力交给这些国家机构。国会将监督和执法的责任移交给法院,故意把诉讼权利的享受范围扩大到牵强的地步,以此来鼓励诉讼。

R•谢普•梅尔尼克等政治学者将联邦法院改写1964年民权法第七章的方式描述为“将一条弱势的、聚焦于故意歧视的法律,变作一项大胆法令,用于补偿历史上的歧视现象。”然而,联邦官僚机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执法权力。政治学者肖恩•法尔汉解释道:“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关键举措……是将检察职能大幅私有化。他们将私人诉讼变作了执行民权法第七章的主要模式,也就创造出一个诉讼引擎——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产生大量与执法相关的私人诉讼,数量级将超出他们的想象。”综合来看,与执法相关的私人诉讼案件数量从60年代末每年不足100起,增长到80年代的每年10,000起,到90年代末的每年22,000起。

因此,在瑞典或日本可在官僚体系内部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的冲突,在美国都得在法院系统中通过正式诉讼来解决。这为公共行政造成了诸多不幸的后果,形成了一套“充斥着不确定性、程序复杂性、冗余性,却缺乏终局性,交易成本高”的程序。不赋予官僚体系以执法权,也使得这个体系免于承担责任。

由于诉讼机会的爆炸式增长,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的许多曾被排斥的群体获得了权力。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左翼进步人士(progressive left)警惕地守护着诉讼和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公共政策的质量也必然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卡根通过加州奥克兰港的疏浚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出于更新、更大的集装箱船即将投付使用的预期,奥克兰港开始计划疏浚海港。此项计划必须获得陆军工兵队、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海洋渔业局和环境保护局等诸多联邦机构以及相应的加州州立机构的批准。因疏浚产生的有毒物质的诸多处理方案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每做一种替代方案,就导致项目被搁置更长时间,成本被提得更高。环保局对这些诉讼的反应是消极避战、不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94年,疏浚工程才最终得到批准,最终的成本比原来的估值高出许多倍。荷兰在鹿特丹港搞一个类似的扩张工程,所花的时间仅占奥克兰港疏浚工程的一个零头。

在美国的政府活动中,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林业局的决策会受到法院系统否决,因而烦扰不已。上世纪90年代初,法院根据濒危物种法案,认定斑点猫头鹰生存受到威胁,停止了林业局与土地管理局在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地区的全部木材采伐作业。

作为执法工具,法院已经从一种制约政府的机制演变为一种导致政府范围大大扩张的新机制。例如,由于美国国会于1974年签发了一项管辖面太广的法令,四十年以来,规模和成本各不相同的诸多针对残疾残障儿童的特殊教育方案如雨后春笋般不停涌现。然而,这项法令是联邦地区法院根据先前的调查结果做出的,其初衷在于保护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的权利,这难以从单纯的利益出发,进行成本效益的计算。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像许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主张的那样,简单地废除监管和关停官僚机构。许多政府服务,如有毒废弃物管控、环境保护或特殊教育等,是非常重要但私人市场不会介入的领域。保守主义者们往往看不到,正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体制走上一条靠法院进行监管的途径,其效率远远低于行政部门强势的其他民主国家。
但是进步左翼和自由派的态度也同样存在问题。他们对官僚体系也一向缺乏信任感——包括那些南方诸州推行种族隔离教育系统,和遭大企业利益绑架的官僚们。当立法者支持力度不够时,自由派也乐于让非民选的法官进入社会政策的决策层。

美国政治制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对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开放性,这与去中央化、法条主义的行政模式高度吻合。利益集团不但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政府获取利益,他们还掌握了另一个更强大、控制更多资源的渠道:国会。

 

 

自由与特权

除了大使和一些政府高层职位,美国的政党无法向忠诚的政治支持者贩售公职岗位。但后门已经打开,钱权交易以完全合法且难以根除的形式存在着。在美国法律中,受贿罪被狭义地界定为政治家和私人间明确达成特定报偿协议的交易行为。对生物学家称为“互惠利他主义”、或人类学家称为“礼尚往来”的行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互惠利他关系中,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以好处,但对回馈没有明确预期。确实,要是一个人给别人一件礼物,然后要求对方马上回礼,收礼者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并拒绝收礼。在礼尚往来中,收礼者不承担提供具体商品或服务的法律义务,但有一种知恩图报的道德责任。美国的游说行业,正是在这种交易的基础兴旺发达起来的。

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两种自然模式。现代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激励机制——包括公务员考试、择优录取、利益冲突的管控、反行贿受贿和反腐败法等制度——以克服人类偏袒亲友的倾向。但社交力量总能找到渗透体制的新方法。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国家一直在以与东汉时的中国、奥斯曼土耳其之前的马穆陆克政权、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大致相同的方式“世袭化”。阻止裙带关系的法规仍较为强大,明目张胆的偏袒还不至于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的普遍现象(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肯尼迪、布什、克林顿等精英家族都有建立政治王朝的冲动)。政治家通常不会为家庭成员谋求职位;他们为家庭从事不良行为,从利益集团获取金钱,从游说集团获取实利,例如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入精英学府。

同时,利益交换在华盛顿尤为猖獗,使得利益集团成功腐化政府。法律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指出,利益集团能轻易地以合法方式影响国会议员。他们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馈到来。有时,立法者会主动向利益集团送礼,通过在政策上额外照顾,换取卸任后的某种利益。

华府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数量呈现出爆炸性增长。1971年有175家游说公司,10年后猛增至2500家,2009年更是增至13700家,总营收高达35亿美元。一些学者指出,本质上看,这么多资金、这么多人力物力,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新政策。通常,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的实际效应不是激发新政策,而是把现行立法程序弄得更糟。美国的立法程序要比其他议会体制和政党体制的国家破碎得多。国会委员会的设置杂乱无章,其职能与司法部门叠床架屋,导致政令不一。这种立法程序避免了某个机构独揽大权,但各项法律之间缺少衔接,让利益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就算不能炮制一整部法律,至少也能在某项条文中塞入自己的私货。

打个比方,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医改法案在立法阶段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和让步,从医生到保险公司再到制药行业,某个行业都主张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法案臃肿不堪。还有一种情况,利益集团会阻止那些有损他们的法律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最简单、最有效的对应方案应该是直接限定金融机构规模、或者大幅提升准备金比例。一旦实现规模限制,铤而走险的银行就算破产也不会引发体制性危机,也就不需要政府出手纾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只需要几张纸。而此次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国会讨论则未能严肃考虑金融管制。

最终出台的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卷宗长达数百页,从银行到消费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详细规定。这部法律没有爽快地规定银行规模,而是创设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评估、监管那些可能产生体制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最终还是没能解决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痼疾。没人能够拿出确切证据证明银行用金钱遥控某个国会议员,但要是说银行业的游说集团没有暗中阻挠拆封大银行或提高准备金率的提案,恐怕谁也不会相信。

美国老百姓大多鄙视国会周围的利益集团和金钱政治。无论哪个党都很关切,民主程序业已腐化或被金钱“绑架”;共和党内部的茶党,以及自由派民主党人,都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超越合理界限。民调表明,美国国会的民众信任度创下历史新低,连两位数都不到——民众并没有失去理性。托克维尔曾写道,法国大革命前的精英将自由等同于特权,他们向国家权力寻求庇护,而没有惠及全体公民。当代美国,精英们嘴上满口“自由”,实际上却满心乐意享受特权。

麦迪逊之误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就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乃至民主制度的负面影响提出著名论断,并于1982年出版《国家的兴衰》一书。他具体研究了20世纪英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并提出,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民主制度会不断积累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政治体制攫取利益或寻租。这种租金不具有生产力,损害公众利益。但公众团结不起来,无法进行有效组织,不能像银行业或玉米生产商那样自觉地保护本行业利益。结果,寻租行为就这么耗下去,只有战争或革命等社会大震荡才能将其强行阻断。

上述观点对于利益集团的描述极其负面,与之相对的是,还有一种比较正面的看法,认为公民社会或自发性组织有益于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有着组织民间团体的强烈愿望,而这是民主的训练营,人们可以通过集体活动掌握创造公益的手段。匹夫之勇不足谋,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公共福祉,比方说,可以集体反抗暴政。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罗伯特•帕特南等20世纪的学者。帕特南认为,这种自我组织的愿望——“社会资本”——对民主有好处、也有坏处,不可一概而论。

麦迪逊本人对利益集团看法颇为天真。他提出,就算一个人不同于某个团体的宗旨,全国范围内团体的多元化程度也足以防止出现霸权。政治学者西奥多•罗伊指出,20世纪中期的“多元主义”政治学理论与麦迪逊如出一辙: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创造公共利益,就像自私的个人在自由市场相互作用可以创造公共利益一样。政府没必要监管,因为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能够界定何谓公共利益。美国最高法院就“巴克利诉瓦里奥”(Buckley v. Valeo and Citizens United)案件的裁决取消了利益集团参与竞选活动的献金限额,这正是罗伊所说的“利益集团自由主义”。

观点针锋相对,如何协调?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区分“好的”公民社会组织与“坏的”利益集团。前者据说是源于热情,后者源于私利。公民社会组织既可以是为穷人造房子的教会,也可以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游说组织,例如推动保护野生动物的海岸栖息地的政策。利益集团可以是代表烟草业或大银行的游说公司。

遗憾的是,这种区分经不起推敲。某个组织自称代表公共利益,不等于它实际就是如此。例如,某个制药公司的游说组织可能特别善于公关,倡导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抗击某种疾病,但其他更为紧要的疾病可能就失去了应有的重视。另外,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这不等于它就没有权利为自己说话,不等于它的主张一无是处。如果某项监管条例事先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就会损害该行业及其员工的利益,相关利益集团就该有权利向国会喊话。这些游说集团通常是最能暴露政府错误决断的信源。

利益集团多元主义(interest-group pluralism)最显著的缺陷是代表性缺失。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 在1960年出版的《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一书中提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实际操作与所谓“民治、民有、民享”毫无关系。他指出,政策不会回应大众的欲求,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意识实际上非常低,真正的决策是由一小撮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做出的。奥尔森也持类似观点:并非所有的公民组织都具有相同的集体行动能力。最吸引国会注意力的利益集团并非是美国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而是那些组织能力最强、最有钱(两者往往是同义词)的团体。没有组织、没有资金、没有教育的社会边缘群体成为受害者。

政治学者费奥利纳(Morris Fiorina)拿出了大量材料,证明所谓的美国“政治阶级”比全体美国人民立场更加极端。但支持中间道路的美国大多数人不吃这一套,同时,他们自己却缺乏组织性。这意味着,政局被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家们所把持,无论是政党、国会、媒体或游说集团。这些政治活动家汇总到一起,最终结果不是一个各方利益的妥协方案,而是政治的极端化和政治僵局。

多元主义理论还有一个问题:它把公共利益看作是个人私利的总和。这排斥了群体协商、对话、沟通的可能性。无论是经典的雅典民主,还是托克维尔笔下的新英格兰小镇会议,公民都可以就社会的公共利益话题进行直接的商讨。人们很容易把这种小规模的民主政体浪漫化,抹消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差异。但任何一个大型团体的组织者都会告诉你,只要信息均等、规则公允,在讨论堕胎、吸毒等争议话题时,经过30分钟的面对面讨论,任何人都会改变主意。多元主义理论的假设是,利益是固定的,立法者只要充当利益的传送带即可,不需要通过协商表达第三方意见。

 

 

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崛起

美国宪法凭借对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来保护个人自由。美国政府是在反抗英国君主统治的革命中诞生的,另外,还借鉴了英国内战时期反抗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不信任政府,相信个人的自发性活动,乃是美国政治的显著特点。

亨廷顿指出,美国宪政制度中,各级权力不是按照具体职能划分,而是一级一级往下复制,所以,有些地方可能由某个权力机关一枝独大,有些地方则互相争权夺势。联邦主义不是说把某种特定的权力移交给某一级政府,而是层层复制。比方说,处理废水的政府职能,从联邦政府这一级往下,州、地方当局有着一模一样的权力架构。权力机关设置冗余、缺少上下级关系的清晰划分,因此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很容易互相动手脚。再加上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团的广泛渗透,美国政治制度最终塑造的政府结构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形成所谓的“否决政治”。

美国两党自19世纪以来,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么极端。政党呈现出地理分布:整个南方地区几乎都是共和党,而东北部地区则找不到共和党人。罗斯福新政联盟瓦解,1980年代民主党统治国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两党对于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的争夺变得越来越均衡化,双方轮流坐庄。两党竞争日趋白热化,竞选资金放开管制,导致两党“军备竞赛”,礼让之风荡然无存。两党在美国大部分州巩固了各自的统治地位,通过重新划分选区来确保本党候选人连任。同时,党内初选的设置使得候选人局限于少数做足准备的政治活动家。

不过,政治分化并非最严重的结果。民主体制的宗旨不是消灭冲突,而是和平解决分歧。好的政治制度应当推动符合最广大人群利益的政治方案。但美国的麦迪逊主义分权制衡体制,加上政治分化,最终实施效果极为可怕。

民主体制必须平衡两方面利益:既要保证所有人都具备参与机会,又要保证把事情办成。理论上来说,民主决策应该由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家庭、原始部落内部常常是这种情况。但随着共同体人数增多,共识式决策的效率急剧降低。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决策是由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做出的。决策者人数越少,效率就越高,但也会产生既得利益者。

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民主程序,因为可能剥夺了近半数人群的权利。按照简单多数票的原则,一小部分选民就可以代表整个共同体。此类制度不是按照什么深刻的正义原则创立的,而是为了方便行事。民主制度产生了各种衍生机制,例如(美国国会的)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程序(防止无休止的拖延),限制议员修改宪法的权力,以及所谓的“复归原则”(reversionary rules),保证立法机关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民众仍然有章可循。

权力下放至不同的政治主体,使得个体可以阻止全体的政治行动。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或者说,所谓的“否决点”很多,导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难行。以前,美国某党占据统治地位,能够平衡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但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局势更加胶着、竞争更加激烈。

相形之下,所谓的威斯敏斯特制度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不断沿革,几乎没有什么“否决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制度之一。英国公民拥有对政府的强大制衡能力:定期选举议员。(英国的媒体自由传统也是重要因素。)不过,在其他方面,英国的体制集中——而非分散——权力。理想的威斯敏斯特制度只有一个单一的、全能的立法机关——没有独立的总统职位、没有强大的上议院、没有成文宪法、没有危险审查、没有联邦主义和地方分权。英国采用简单多数选举制,政党监管严格,通常是两党联合执政或执政党稳占议会多数票。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程序在英国只需要在场议员简单多数票通过;英国议会不允许美国式的冗长辩论。议会多数党有权决定强大的行政部门负责人;法案一旦由议会通过,通常不会遭到法院、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等机关阻挠。这就是英国体制常被称为“民主独裁制”的原因。

威斯敏斯特制度虽然倾向于权力集中,但根本上仍然是民主制,因为选民具有把政府选下去的权利。一旦出现不信任票,首相任期未满即可下台。这意味着,英国政府会更加注重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整体表现,而不是特定利益集团或游说公司的诉求。

威斯敏斯特制度产生的政府比美国更强势。以预算程序为例,英国的国民预算是在内阁和首相的指导下,由专业的公务员指定的。预算案由财政大臣提交给议会下院表决,通常一周或两周内,就可产生通过或否决的表决结果。

而在美国,国会主导预算案。总统提交最初的建议,但大多数是展望性质的档案,无法决定最终稿。作为行政部门分支的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对预算案没有决定权,纯粹是向总统建言献策的又一个游说机构。预算案移交给一个个国会委员会,历经数月时间,议员们塞入各种修正案以换取他们手握的一票——由于没有政党约束,参众两院主席无法协调议员们的个人意见。

美国的预算案审核程序受各方牵制、耗时漫长,让游说公司和利益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在欧洲的大多数议会制国家,利益集团向单个议员游说毫无意义,因为政党纪律限制了单个议员对政党领袖的影响力。美国则恰恰相反,国会某个委员会主席能够对立法程序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引来大量游说公司。

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福利制度不可持续。当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好几代人共同形成的,在过去,出生率高、人均寿命低、经济增长快。现代民主国家凭借金融手段将福利难题拖延至未来,但人口的压力仍然存在。

福利难题并非不可逾越。二战后的英国和美国的国债占GDP比例要比现在高。瑞典、芬兰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90年代也遇到了福利危机,随后通过调节税率和财政支出,成功渡过难关。澳大利亚甚至在21世纪自然资源大发掘之前就消灭了外债问题。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一个健康的、有效运转的政治制度,而美国恰恰没有。美国国会现在已经丧失了一项基本功能,好几年没有正常表决通过一次预算案了。

经典意义上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从未存在过,即使是英国,也逐渐增强了分权制衡的因素。不过,英国以及欧洲、亚洲大多数议会制国家的否决点都是比美国少。(某些拉丁美国国家于19世纪复制了美国的总统制,因此遇到了类似的政治僵局和行政部门政党化等问题。)

美国的独特之处不止是预算程序。按照议会体制,立法起草工作主要是由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完成的,这些公务员不受政党轮替的影响。各个部门通过部长向议会负责,也就是最终向选民负责。这种制度有利于长远战略的思考,立法工作的连贯性更强。

美国完全没有这种制度。美国国会死死捏住立法权不放,结果却制造了一个日渐臃肿、人浮于事的政府。国会下属的各个委员会常常建立功能重叠的项目或机构。例如,按照近500项强制命令,五角大楼每年必须向国会报告各种事务,没完没了,费时费力。国会巧立名目创设的工人再培训项目有50个左右,而教师再培训项目有82个。

金融部门多头管理:美联储、财政部、证监会、联邦保险储蓄公司、全美信贷管理署、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金融局以及一些联邦检察官。联邦政府的各个管理机构由不同的国会下属委员会监管,而每个委员会都不愿放权。这种制度在1990年代能够很容易地解除金融监管,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要重新加强监管则困难得多。

国会的派遣机构

否决体制仅仅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在其他领域,美国国会将庞大权力委派给行政部门,以便后者得以迅速行事,有时候难以取信于民。派遣机构包括美联储、情报部门、军队和一系列半独立的委员会和监管局,自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形成了庞大的行政网络。

美国的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派希望撤销这些机构,但很难想象缺了它们国家还能否正常治理。如今美国拥有庞大而复杂的国民经济,全球化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高速运转。2008年9月,雷曼兄弟垮掉的那一刻,金融危机十分紧急,美联储和财政必须连夜做出重大决定,而这些决定会影响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撑好几家银行,并出台新的监管规则。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小布什政府催促国会拨款7000亿美元给不良资产纾困项目。事后当然斟酌某些决策的正确性,但很难想象其他政府部门能够如此有效地解决危机。国家安全问题同样如此,总统实际上肩负着解决核威胁和恐怖主义等事关全国民众安危的问题。因此,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0篇中指出,需要“行政部门发挥能量”。

美国人对精英体制怀有民粹式的怀疑,甚至呼吁废除这些机构(例如美联储)或加强透明度。不过,讽刺的是,民调显示,民众支持率最高的恰恰是这些受直接民主监督影响最小的机构,例如军队和美国宇航局等。相形之下,最民主的机构——众议院——获得的民主支持率最低,美国国会被普遍认为是个茶馆,两党做的事情就是防止做出任何实事。

因此,总体来看,美国政治制度呈现出复杂画面,过度的分权制衡限制了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决策程序,而另有一些派遣机构则缺乏监管。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派遣机构状况不明。某个派遣机构应该怎样完成任务?美国国会大多给不出法律上的指导,导致机构只能自己行事。国会希望法院来纠正由此引发的不端行为。权力下放和否决制度,两种顽疾交织在了一起。

按照议会制,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直接控制政府,议员担当部长,有权改变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如果党派之间竞争过于激烈、无法形成稳定的联盟,议会制就无法正常运转,意大利即是一例。但是,一旦某个党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其政治权威就可以顺利地贯彻到行政部门。

可是,总统制国家很难实现如此顺利的权力移交。解决议会不作为的最简单办法是增强行政机关的权威。拉丁美洲的总统制国家因为政治僵局和议会无能而苦恼不已,其解决办法常常是赋予总统以紧急权力,从而引发权力滥用。在分权制衡的前提下,控制议会上下院不等于掌握总统权力,而调整议会与总统权力划分的行为常常染上党派斗争的色彩。如今,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最不想做的就是赋权给奥巴马总统。

在强政府与法治化、问责制的结合度方面,美国的分权制衡逊于议会制国家。议会制国家的法院不会如此频繁地干预政府;政府的派遣机构也比较少;立法工作的连续性较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小。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拥有较高的民众信任度,政府部门遭受的恶意抵抗较少,共识度较高,更能适应全球化时代。(小国、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比较容易获得高信任度,随着移民和文化变化,这些国家也越来越难办。)

欧盟的整体状况有所不同。过去几十年,欧洲的游说组织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如今,大公司、贸易集团、环保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劳工组织在各个国家以及欧盟层面广泛活动。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决策程序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布鲁塞尔,欧盟体制和美国越来越相似。欧洲国家可能“否决点”比美国少,但欧盟的体制增加了许多“否决点”。质言之,利益集团可以像“逛商场”一样,如果在国内拿不到优惠政策,就跑到布鲁塞尔钻营。欧盟在司法领域也实行了“美国化”。欧洲法官不像美国同行那样喜欢干政,但调整后的欧洲司法体系增加了层级,司法“否决点”也增多。

 

 

死路一条

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因为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

美国政治体制如此分化、虚浮,并非历史上首次。19世纪中期,美国迟迟未能解决边疆地区的奴隶制问题;19世纪末,美国面对农业国和工业国两种道路也迟疑了很久。麦迪逊式的分权制衡,以及政党体制的裙带关系,适用于治理封闭的的农业国家,但无法解决奴隶制或治理大国经济、适应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技术。

如今,美国再度被本国政治体制所困。美国人不信任政府,不愿意让政府做决定。其他民主国家也经常发生这种状况。不过,美国国会制订了许多复杂的规则,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导致国家决策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于是,政府表现不好,民众就愈发地不信任政府。在这种条件下,民众不愿意增税,他们觉得政府在浪费钱。但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就不可能运转良好,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扭转这种衰败局面面临两个障碍。一个是政党政治。美国许多政治参与者都承认体制不行,但都想继续这样维持下去。民主党、共和党都不想切断来自利益集团的财路,利益集团也都希望自己能收买政治影响力。和1880年代一样,改革者必须动员哪些与现行体制利益没有瓜葛的团体。但外部团体很难发动集体行动,需要极强的领导力和清晰的计划。

另一个障碍是观念。对于政府失效,美国传统上的做法是扩大民主参与度、增强政府透明度。例如在1970年代,改革者推动增加党内初选,扩大公民参与法律事务的范围,增强媒体对国会监督力度,而加州则试图用全民投票赶走不尽责的政府。但政治学学者布鲁斯•凯恩(Bruce Cain)指出,大多数公民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没有意愿去处理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扩大民主参与度只会引来更多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家。显然,解决之道应该是减少某些民主化方案,但没人敢公开呼吁削弱民众参与度或降低政府透明度。

归根到底,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践。

(观察者网杨晗轶、朱新伟译)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Man on a mission: a U.S. Forest Service ranger on Mount Silcox, in Montana, 1909. (Corbis / W. J. Lubken)

The creation of the U.S. Forest Service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the premier example of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Prior to the passage of the Pendleton Act in 1883, public off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 been allocated by political parties on the basis of patronage. The Forest Service, in contrast, was the prototype of a new model of merit-based bureaucracy. It was staffed with university-educated agronomists and foresters chosen on the basis of competence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its defining struggle was the successful effort by its initial leader, Gifford Pinchot, to secure bureaucratic autonomy and escape routine interference by Congress. At the time, the idea that forestry professionals, rather than politicians, should manage public lands and handle the department’s staffing was revolutionary, but it was vindicated by the service’s impressive performance. Several major academic studies have treated its early decades as a classic case of successful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day, however, many regard the Forest Service as a highly dysfunctional bureaucracy performing an outmoded mission with the wrong tools. It is still staffed by professional foresters, many highly dedicated to the agency’s mission, but it has lost a great deal of the autonomy it won under Pinchot. It operates under multiple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mandates from Congress and the courts and costs taxpayers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money while achieving questionable aims. The service’s internal decision-making system is often gridlocked, and the high degree of staff morale and cohesion that Pinchot worked so hard to foster has been lost. These days, books are written arguing that the Forest Service ought to be abolished altogether. If the Forest Service’s creation exemplifi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its decline exemplifies that state’s decay.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promoted by academics and activists such as Francis Lieber, Woodrow Wilson, and Frank Goodnow, who believed in the ability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to solve human problems. Wilson, like his contemporary Max Weber, distinguished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Politics, he argued, was a domain of final ends, subject to democratic contestation, but administration was a realm of implementation, which could be studied empirically and subjected to scientific analysis.

The belief that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uld be turned into a science now seems naive and misplaced. But back then, even in advanced countries, governments were run largely by political hacks or corrupt municipal bosses, so it was perfectly reasonable to demand that public officials be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education and merit rather than cronyism. The problem with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that even the most qualified scientists of the day occasionally get things wrong, and sometimes in a big way. And unfortunately, 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the Forest Service with regard to what ended up becoming one of its crucial missions, the fighting of forest fires.

Pinchot had created a high-quality agency devoted to one basic goal: managing the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The Great Idaho Fire of 1910, however, burned some three million acres and killed at least 85 people, and the subsequent political outcry led the Forest Service to focus increasingly not just on timber harvesting but also on wildfire suppression. Yet the early proponents of scientific forestry didn’t properly understand the role of fires in woodland ecology. Forest fires are a natural occurrence and serve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maintaining the health of western forests. Shade-intolerant trees, such as ponderosa pines, lodgepole pines, and giant sequoias, require periodic fires to clear areas in which they can regenerate, and once fires were suppressed, these trees were invaded by species such as the Douglas fir. (Lodgepole pines actually require fires to propagate their seeds.) Over the years, many American forests developed high tree densities and huge buildups of dry understory, so that when fires did occur, they became much larger and more destructive.

After catastrophes such as the huge Yellowstone fires in 1988, which ended up burning nearly 800,000 acres in the park and took several months to control, the public began to take notice. Ecologists began criticizing the very objectiv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in the mid-1990s, the Forest Service reversed course and officially adopted a “let burn” approach. But years of misguided policies could not simply be erased, since so many forests had become gigantic tinderboxes.

As a result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American West, moreover, in the later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ny more people began living in areas vulnerable to wildfires. As are people choosing to live on floodplains or on barrier islands, so these individuals were exposing themselves to undue risks that were mitigated by what essentially was government-subsidized insurance. Through thei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hey lobbied hard to make sure the Forest Service and other federal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forest management were given the resources to continue fighting fires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propert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rational cost-benefit analysis proved difficult, and rather than try to justify a decision not to act, the government could easily end up spending $1 million to protect a $100,000 home.

Mission on the move: fighting flames near Camp Mather, California, August 2013. (Reuters / Max Whittaker)

While all this was going on,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the Forest Service was eroding. Timber harvests in national forests, for example, plunged, from roughly 11 billion to roughly three billion board feet per year in the 1990s alone. This was due partly to the changing economics of the timber industry, but it was also due to a change in national values. With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natural forests were increasingly seen as havens to be protected for their own sake, not economic resources to be exploited. And even in terms of economic exploitation, the Forest Service had not been doing a good job. Timber was being marketed at well below the costs of operations; the agency’s timber pricing was inefficient; and as with all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Forest Service had an incentive to increase its costs rather than contain them.

The Forest Service’s performance deteriorated, in short, because it lost the autonomy it had gained under Pinchot. The problem began with the displacement of a single departmental mission by multiple and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ones. In the middl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irefighting began to displace timber exploitation, but then firefighting itself became controversial and was displaced by conservation. None of the old missions was discarded, however, and each attracted outside interest groups that supported different departmental factions: consumers of timber, homeowners, real estate developers, environmentalists, aspiring firefighters, and so forth. Congress, meanwhile, which had been excluded from the micromanagement of land sales under Pinchot, reinserted itself by issuing various legislative mandates, forcing the Forest Service to pursue several different goals, some of them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

Thus, the small, cohesive agency created by Pinchot and celebrated by scholars slowly evolved into a large, Balkanized one. It became subject to many of the maladies affecting government agencies more generally: its officials came to be more interested in protecting their budgets and jobs than in the efficient performance of their mission. And they clung to old mandates even when both science and the society around them were changing.

The story of the U.S. Forest Service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but representative of a broader trend of political decay; public administration specialists have documented a steady deterioration i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for more than a generation. In many ways, the U.S. bureaucracy has moved away from the Weberian ideal of an energetic and efficient organization staffed by people chosen for their ability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The system as a whole is less merit-based: rather than coming from top schools, 45 percent of recent new hires to the federal service are veterans, as mandated by Congress. And a number of surveys of the federal work force paint a depressing picture. According to the scholar Paul Light, “Federal employees appear to be more motivated by compensation than mission, ensnared in careers that cannot compete with business and nonprofits, troubled by the lack of resources to do their jobs,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wards for a job well done and the lack of consequences for a job done poorly, and unwilling to trust their own organizations.”

WHY INSTITUTIONS DECAY

In his classic work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Samuel Huntington used the term “political decay” to explain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many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I. Huntington argued that socioeconomic modernization caused problems for traditional political orders, leading to the mobilization of new social groups whose participation could not be accommodated by exist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olitical decay was caused by the inability of institutions to adapt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Decay was thus in many ways a condition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old had to break down in order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But the transitions could be extremely chaotic and violent, and there was no guarantee that the ol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uld continuously and peacefully adapt to new conditions.

This model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decay more generally. Institutions are “stable, valued, recurring patterns of behavior,” as Huntington put it,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which is to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 Without some set of clear and relatively stable rules, human beings would have to renegotiate their interactions at every turn. Such rules are often culturally determined and vary across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eras, but the capacity to create and adhere to them is genetically hard-wired into the human brain. A natural tendency to conformism helps give institutions inertia and is what has allowed human societies to achieve levels of social cooperation unmatched by any other animal species.

The very stability of institutions, however, is also the source of political decay. Institutions are creat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specific circumstances, but then circumstances change and institutions fail to adapt. One reason is cognitive: people develop mental models of how the world works and tend to stick to them, even in the face of contradictory evidence. Another reason is group interest: institutions create favored classes of insiders who develop a stake in the status quo and resist pressures to reform.

In theory, democracy, and particularly the Madisonian version of democracy that was enshrined in the U.S. Constitution, should mitigate the problem of such insider capture by preventing the emergence of a dominant faction or elite that can use its political power to tyrannize over the country. It does so by spreading power among a series of competing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allowing for competition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s across a large and diverse country.

But Madisonian democracy frequently fails to perform as advertised. Elite insiders typically have superior access to power and information, which they use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Ordinary voters will not get angry at a corrupt politician if they don’t know that money is being stolen in the first place. Cognitive rigidities or beliefs may also prevent social groups from mobilizing in their own interests. 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working-class voters support candidates promising to lower taxes on the wealthy, despite the fact that such tax cuts will arguably deprive them of important government services.

Furthermore, different groups have different abilities to organize to defend their interests. Sugar producers and corn growers a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and focused on the prices of their products, unlike ordinary consumers or taxpayers, who are dispersed and for whom the prices of these commodities are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ir budgets. Given institutional rules that often favor special interests (such as the fact that Florida and Iowa, where sugar and corn are grown, are electoral swing states), those groups develop an outsized influence over agricultural and trade policy. Similarly, middle-class groups are usually much more willing and able to defend their interests, such a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ome mortgage tax deduction, than are the poor. This makes such universal entitlements as Social Security or health insurance much easier to defend politically than programs targeting the poor only.

Finally, liberal democracy is almost universally associated with market economies, which tend to produce winners and losers and amplify what James Madison termed the “different and unequal faculties of acquiring property.” This type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s not in itself a bad thing, insofar as it stimulates innovation and growth and occurs under conditions of equal access to the economic system. It becomes highly problematic, however, when the economic winners seek to convert their wealth into unequal political influence. They can do so by bribing a legislator or a bureaucrat, that is, on a transactional basis, or, what is more damaging, by changing the institutional rules to favor themselves -- for example, by closing off competition in markets they already dominate, tilting the playing field ever more steeply in their favor.

Political decay thus occurs when institutions fail to adapt to changing external circumstances, either out of intellectual rigidities or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incumbent elites to protect their positions and block change. Decay can afflict any type of political system, authoritarian or democratic. And whil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theoretically have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s that allow them to reform, they also open themselves up to decay by legitimating the activities of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that can block needed change.

This is precisel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decades, as many of it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ysfunctional. A combination of intellectual rigidity and the power of entrenched political actors is preventing those institutions from being reformed. And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change much without a major shock to the political order.

A STATE OF COURTS AND PARTIES

Modern liberal democracies have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 the executive, the judiciary, and the legislature --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basic categorie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state,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The executive is the branch that uses power to enforce rules and carry out policy; the judiciary and the legislature constrain power and direct it to public purposes. In its institutional priorities,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ts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distrust of government power, has always emphasized 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s of constraint -- the judiciary and the legislature -- over the state.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Stephen Skowronek has characterized American politic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state of courts and parties,” where government functions that in Europe would have been performed by an executive-branch bureaucracy were performed by judges and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instead. The creation of a modern, centralized, merit-based bureaucracy capable of exercis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whole territory of the country began only in the 1880s, and th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civil servants increased slowly up through the New Deal a half century later. These changes came far later and more hesitantly than in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 shift to a more modern administrative state was accompanied by an enormous growth in the size of government during the middl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verall levels of both tax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have not changed very much since the 1970s; despite the backlash against the welfare state that began with President Ronald Reagan’s election in 1980, “big government” seems very difficult to dismantle. But the apparently irreversible increase in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masked a large decay in its quality. This is largely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turned in certain ways to being a “state of courts and parties,” that is, one in which the courts and the legislature have usurped many of the proper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mak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s a whole both incoherent and inefficient.

The story of the courts is one of the steadily increasing judicialization of functions that in other developed democracies are handled by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cies, leading to an explosion of costly litigation, slowness of decision-making, and highly inconsistent enforcement of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nstead of being constraints on government, courts have become alternative instruments for the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There has been a parallel usurpation by Congress. Interest groups, having lost their ability to corrupt legislators directly through bribery, have found other means of capturing and controlling legislators. These interest groups exercise influence way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ir place in society, distort both taxes and spending, and raise overall deficit levels by their ability to manipulate the budget in their favor. They also undermine the qual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rough the multiple mandates they induce Congress to support.

Both phenomena -- the judici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pread of interest-group influence -- tend to undermine the trust that people have in government. Distrust of government then perpetuates and feeds on itself. Distrust of executive agencies leads to demands for more legal checks on administration, which reduces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demand for government services induces Congress to impose new mandates on the executive, which often prov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fulfill. Both processes lead to a reduction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which in turn leads to rigid, rule-bound, uncreative, and incoherent government.

The result is a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in which ordinary citizens feel that their supposedly democratic government no longer truly reflects their interests and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a variety of shadowy elites. What is ironic and peculiar about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this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has occurred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reforms designed to make the system more democratic. In fact, these days there is too much law and too much democracy relative to American state capacity.

JUDGES GONE WILD

One of the great turning points in twentieth-century U.S. history was the Supreme Court’s 1954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decision overturning the 1896 Plessy v. Ferguson case, which had upheld legal segregation. The Brown decision w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hich succeeded in dismantling the formal barriers to racial equality and guaranteed the rights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other minorities. The model of using the courts to enforce new social rules was then followed by many other social movements,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umer safety to women’s rights and gay marriage. 

So familiar is this heroic narrative to Americans that they are seldom aware of how peculiar an approach to social change it is. The primary mover in the Brown case was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a private voluntary association that filed a class-action suit against the Topeka, Kansas, Board of Education on behalf of a small group of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initiative had to come from private groups, of course, because both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U.S. Congress were blocked by pro-segregation forces. The NAACP continued to press the case on appeal all the way to the Supreme Court, where it was represented by the future Supreme Court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What was arguab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s in American public policy came about not because Congress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voted for it but because private individuals litigated through the court system to change the rules. Later changes such as the Civil Rights Act and the Voting Rights Act were the result of congressional action, but even in these cases, the enforcement of national law was left up to the initiative of private parties and carried out by courts.

There is virtually no other liberal democracy that proceeds in this fashion. All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gone through similar changes in the legal status of 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women, and gay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t 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 same result was achieved not using the courts but through a national justice ministry acting on behalf of a parliamentary majority. The legislative rule change was driven by public pressure from social groups and the media but was carried out by the government itself and not by private parties acting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justice system.

The origins of the U.S. approach lie in the historical sequence by which its three sets of institutions evolved. In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and Germany, law came first, followed by a modern state, and only later by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ontrast, a very deep tradition of English common law came first, followed by democracy, and only later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state. Although the last of these institutions was put into place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and the New Deal, the American state has always remained weaker and less capable than its European or Asian counterparts. More important,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since the founding has been built around distrust of executive authority.

This history has resulted in what the legal scholar Robert Kagan labels a system of “adversarial legalism.” While lawyers have played an outsized role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their role expanded dramatically during the turbulent years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Congress passed more than two dozen major pieces of civil rights and environment legislation in this period, covering issues from product safety to toxic waste cleanup to private pension funds to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his constituted a huge expansion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ne that businesses and conservatives are fond of complaining about today.

Yet what makes this system so unwieldy is not the level of regulation per se but the highly legalistic way in which it is pursued. Congress mandated the creation of an alphabet soup of new federal agencies, such as th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but it was not willing to cleanly delegate to these bodies the kind of rule-making authority and enforcement power that European or Japanese state institutions enjoy. What it did instead was turn over to the court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monitoring and enforcing the law. Congress deliberately encouraged litigation by expanding standing (that is, who has a right to sue) to an ever-wider circle of parties, many of which were only distantly affected by a particular rule.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R. Shep Melnick, for example, has described the way that the federal courts rewrote Title VII of the 1964 Civil Rights Act, “turning a weak law focusing primarily on intentional discrimination into a bold mandate to compensate for past discrimination.” Instead of providing a federal bureaucracy with adequate enforcement power,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Sean Farhang explained, “the key move of Republicans in the Senate . . . was to substantially privatize the prosecutorial function. They made private lawsuits the dominant mode of Title VII enforcement, creating an engine that would, in the years to come, produce levels of private enforcement litigation beyond their imagining.” Across the board, private enforcement cases grew in number from less than 100 per year in the late 1960s to 10,000 in the 1980s and over 22,000 by the late 1990s.

Thus, conflicts that in Sweden or Japan would be solved through quiet consultations between interested parties in the bureaucracy are fought out through formal litigation in the U.S. court system. This has a number of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ading to a process characterized, in Farhang’s words, by “uncertainty, procedural complexity, redundancy, lack of finality, high transaction costs.” By keeping enforcement out of the bureaucracy, it also makes the system far less accountable.

The explos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litigation gave access, and therefore power, to many formerly excluded groups, beginning with African Americans. For this reason, litigation and the right to sue have been jealously guarded by many on the progressive left. But it also entailed large costs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of public policy. Kagan illustrates this with the case of the dredging of Oakland Harbor, in California. During the 1970s, the Port of Oakland initiated plans to dredge the harbor in anticipation of the new, larger classes of container ships that were then coming into service. The plan, however, had to be approved by a host of federal agencies, including th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the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the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s well as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 succession of alternative plans for disposing of toxic materials dredged from the harbor were challenged in the courts, and each successive plan entailed prolonged delays and higher costs. The rea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to these lawsuits was to retreat into a defensive crouch and not take action. The final plan to proceed with the dredging was not forthcoming until 1994, at an ultimate cost that was many times the original estimates. A comparable expansion of the Port of Rotterdam, in the Netherlands, was accomplished in a fraction of the time.

Examples such as this can be found across the entire range of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U.S. government. Many of the travails of the Forest Servic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ways in which its judgments could be second-guessed through the court system. This effectively brought to a halt all logging on lands it and 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operated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during the early 1990s, as a result of threats to the spotted owl, which was protected under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

When used as an instrument of enforcement, the courts have morphed from constraints on government to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has expanded enormously. For example, special-education programs for handicapped and disabled children have mushroomed in size and cost since the mid-1970s as a result of an expansive mandate legislated by Congress in 1974. This mandate was built, however, on earlier findings by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that special-needs children had rights, which are much harder than mere interests to trade off against other goods or to subject to cost-benefit criteria.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not necessarily the one advocated by many conservatives and libertarians, which is to simply eliminate regulation and close down bureaucracies. The ends that government is serving, such as the regulation of toxic waste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special education, are important ones that private markets will not pursue if 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 Conservatives often fail to see that it is the very distrust of government that leads the American system into a far less efficient court-based approach to regulation than that chosen in democracies with stronger executive branches.

But the attitude of progressives and liberals is equally problematic. They, too, have distrusted bureaucracies, such as the ones that produced segregated school systems in the South or the ones captured by big business, and they have been happy to inject unelected judges into the making of social policy when legislators have proved insufficiently supportive.

A decentralized, legalistic approach to administration dovetails with the other notable feature of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its openness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 groups. Such groups can get their way by suing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But they have another, even more powerful channel, one that controls significantly more resources: Congress.

LIBERTY AND PRIVILEGE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me ambassadorships and top posts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U.S. political parties are no longer in the business of distributing government offices to loyal political supporters. But the trading of political influence for money has come in through the backdoor, in a form that is perfectly legal and much harder to eradicate. Criminalized bribery is narrowly defined in U.S. law as a transaction in which a politician and a private party explicitly agree on a specific quid pro quo.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he law is what biologists call reciprocal altruism, or what an anthropologist might label a gift exchange. In a relationship of reciprocal altruism, one person confers a benefit on another with no explicit expectation that it will buy a return favor. Indeed, if one gives someone a gift and then immediately demands a gift in return, the recipient is likely to feel offended and refuse what is offered. In a gift exchange, the receiver incurs not a legal obligation to provide some specific good or service but rather a moral obligation to return the favor in some way later on. It is this sort of transaction that the U.S. lobbying industry is built around.

Kin selection and reciprocal altruism are two natural modes of human sociability. Modern states create strict rules and incentives to overcome the tendency to favor family and friends, including practices such as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merit qualifications, conflict-of-interest regulations, and antibribery and anticorruption laws. But the force of natural sociability is so strong that it keeps finding a way to penetrate the system.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e American state has been “repatrimonialized,”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Later Han dynasty, the Mamluk regime in Turkey just before its defeat by the Ottomans, and the French state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were. Rules blocking nepotism are still strong enough to prevent overt favoritism from being a common political feature in contemporary U.S. politics (although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how strong the urge to form political dynasties is, with all of the Kennedys, Bushes, Clintons, and the like). Politicians do not typically reward family members with jobs; what they do is engage in bad behavior on behalf of their families, taking money from interest groups and favors from lobbyists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children are able to attend elite schools and colleges, for example.

Reciprocal altruism, meanwhile, is rampant in Washington and is the primary channel through which interest groups have succeeded in corrupting government. As the legal scholar Lawrence Lessig points out, interest groups are able to influence members of Congress legally simply by making donations and waiting for unspecified return favors. And sometimes, the legislator is the one initiating the gift exchange, favoring an interest group in the expectation that he will get some sort of benefit from it after leaving office.

The explosion of interest groups and lobbying in Washington has been astonishing, with the number of firms with registered lobbyists rising from 175 in 1971 to roughly 2,500 a decade later, and then to 13,700 lobbyists spending about $3.5 billion by 2009. Some scholars have argued that all this money and activity has not resulted in measurable changes in policy along the lines desired by the lobbyists, implausible as this may seem. But oftentimes, the impact of interest groups and lobbyists is not to stimulate new policies but to make existing legislation much worse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be.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much more fragmented than in countries with parliamentary systems and disciplined parties. The welter of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with overlapping jurisdictions often leads to multiple and conflicting mandates for action. This decentralized legislative process produces incoherent laws and virtually invites involvement by interest groups, which, if not powerful enough to shape overall legislation, can at least protect their specific interests.

For example, the health-care bill push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 2010 turned into something of a monstrosity dur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s a result of all the concessions and side payments that had to be made to interest groups ranging from doctors to insurance companies to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other cases, the impact of interest groups was to block legislation harmful to their interests. The simplest and most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hugely unpopular taxpayer bailouts of large banks would have been a law that put a hard cap on the siz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a law that dramatically raised capital requirements, which would have had much the same effect. If a cap on size existed, banks taking foolish risks could go bankrupt without triggering a systemic crisis and a government bailout. Like the Depression-era Glass-Steagall Act, such a law could have been written on a couple of sheets of paper. But this possibility was not seriously considered during the congressional deliberations on financial regulation.

What emerged instead was the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which, while better than no regulation at all, extended to hundreds of pages of legislation and mandated reams of further detailed rules that will impose huge costs on banks and consumers down the road. Rather than simply capping bank size, it create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 which was assigned the enormous task of assessing and managing institutions posing systemic risks, a move that in the end will st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banks being “too big to fail.” Although no one will ever find a smoking gun linking banks’ campaign contributions to the votes of specific members of Congress, it defies belief that the banking industry’s legions of lobbyists did not have a major impact in preventing the simpler solution of simply breaking up the big banks or subjecting them to stringent capital requirements.

Ordinary Americans express widespread disdain for the impact of interest groups and money on Congress.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democratic process has been corrupted or hijacked is not an exclusive concern of either end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both Tea Party Republicans and liberal Democrats believe that interest groups are exercising undue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feathering their own nests. As a result, polls show that trust in Congress has fallen to historically low levels, barely above single digits -- and the respondents have a point. Of the old elites in France prior to the Revolution, Alexis de Tocqueville said that they mistook privilege for liberty, that is, they sought protection from state power that applied to them alone and not generally to all citizens.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elites speak the language of liberty but are perfectly happy to settle for privilege.

WHAT MADISON GOT WRONG

The economist Mancur Olson mad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rguments about the malign effects of interest-group politic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ultimately, democracy in his 1982 book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Looking particularly at the long-term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argued that in times of peace and stability, democracies tended to accumulate ever-increasing numbers of interest groups. Instead of pursuing wealth-creating economic activities, these groups used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extract benefits or rents for themselves. These rents were collectively unproductive and costly to the public as a whole. But the general public had a collective-action problem and could not organize as effectively as, for example, the banking industry or corn producers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The result was the steady diversion of energy to rent-seeking activities over time, a process that could be halted only by a large shock such as a war or a revolution.

This highly negative narrative about interest groups stands in sharp contrast to a much more positive one about the benefits of civil society, or voluntary associations, to the health of democracy. Tocqueville noted in Democracy in America that Americans had a strong propensity to organize private associations, which he argued were schools for democracy because they taught private individuals the skills of coming together for public purposes. Individuals by themselves were weak; only by coming together for common purposes could they, among other things, resist tyrannical government. This perspective was carried forward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y scholars such as Robert Putnam, who argued that this very propensity to organize -- “social capital” -- was both good for democracy and endangered.

Madison himself had a relatively benign view of interest groups. Even if one did not approve of the ends that a particular group was seeking, he argued, the diversity of groups over a large country would be sufficient to prevent domination by any one of them. As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Theodore Lowi has noted, “pluralist”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concurred with Madison: the cacophony of interest groups would collectively interact to produce a public interest, just as competition in a free market would provide public benefit through individuals’ following their narrow self-interests. There were no ground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this process, since there was no higher authority that could define a public interest standing above the narrow concerns of interest groups. The Supreme Court in its Buckley v. Valeo and Citizens United decisions, which struck down certain limits on campaign spending by groups, was in effect affirming the benign interpretation of what Lowi has labeled “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

How can these diametrically opposed narratives be reconciled? The most obvious way is to try to distinguish a “goo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from a “bad” interest group. The former could be said to be driven by passions, the latter by interests. A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might be a nonprofit such as a church group seeking to build houses for the poor or else a lobbying organization promoting a public policy it believed to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such as the protection of coastal habitats. An interest group might be a lobbying firm representing the tobacco industry or large banks, whose objective was to maximize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ies supporting it.

Unfortunately, this distinction does not hold up to theoretical scrutiny. Just because a group proclaims that it is act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does not mean that it is actually doing so. For example, a medical advocacy group that wanted more dollars allocated to combating a particular disease might actually distort public priorities by diverting funds from more widespread and damaging diseases, simply because it is better at public relations. And because an interest group is self-interested doesn’t mean that its claims are illegitimate or that it does not have a right to be represented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If a poorly-thought-out regulation would seriously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an industry and its workers, the relevant interest group has a right to make that known to Congress. In fact, such lobbyists are often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government action.

The most salient argument against interest-group pluralism has to do with distorted representation. In his 1960 book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E. E. Schattschneider argued that the actual practice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s popular image as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He noted that political outcomes seldom correspond with popular preferences, that there is a very low level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that real decisions are taken by much smaller groups of organized interests. A similar argument is buried in Olson’s framework, since Olson notes that not all groups are equally capable of organizing for collective action. The interest groups that contend for the attention of Congress represent not the whole American people but the best-organized and (what often amounts to the same thing) most richly endowed parts of American society. This tends to work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the unorganized, who are often poor, poorly educated, or otherwise marginalized.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Morris Fiorina has provided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what he label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class” is far more polarized than the American people themselves. But the majorities supporting middle-of-the-road positions do not feel very passionately about them, and they are largely unorganized. This means that politics is defined by well-organized activists, whether in the parties and Congress, the media, or in lobbying and interest groups. The sum of these activist groups does not yield a compromise position; it leads instead to polarization and deadlocked politics.

There is a further problem with the pluralistic view, which sees the public interest as nothing more than the 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 private interests: it under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deliberation and the process by which individual preferences are shaped by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oth classical Athenian democracy and the New England town hall meetings celebrated by Tocqueville were cases in which citizens spoke directly to one another about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ir communities. It is easy to idealize these instances of small-scale democracy, or to minimize the real differences that exist in large societies. But as any organizer of focus groups will tell you, people’s views on highly emotional subjects, from immigration to abortion to drugs, will change just 30 minutes into a face-to-face discussion with people of differing views, provided that they are all given the same information and ground rules that enforce civility. One of the problems of pluralism, then, is the assumption that interests are fixed and that the role of the legislator is simply to act as a transmission belt for them, rather than having his own views that can be shaped by deliberation.

THE RISE OF VETOCRACY

The U.S. Constitution protects individual liberties through a complex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that were deliberately designed by the founders to constrain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merican government arose in the context of a revolution against British monarchical authority and drew on even deeper wellsprings of resistance to the king during the English Civil War. Intense distrust of government and a reliance on the spontaneous activities of dispersed individuals have been hallmarks of American politics ever since.

As Huntington pointed out, in the U.S. constitutional system, powers are not so much functionally divided as replicated across the branches, leading to periodic usurpations of one branch by another and conflicts over which branch should predominate. Federalism often does not cleanly delegate specific powers to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government; rather, it duplicates them at multiple levels, giving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jurisdiction over, for example, toxic waste disposal. Under such a system of redundant and non-hierarchical authorit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government are easily able to block one another.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general judicialization of politics and the widespread influence of interest groups, the result is an unbalanced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undermines the prospects of necessary collective action -- something that might more appropriately be called “vetocracy.”

The two dominant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come more ideologically polarized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has been a partisan geographic sorting, with virtually the entire South moving from Democratic to Republican and Republicans becoming virtually extinct in the Northeast. Since the breakdown of the New Deal coalition and the end of the Democrats’ hegemony in Congress in the 1980s, the two parties have become more evenly balanced and have repeatedly exchanged control over the presidency and Congress. This higher degree of partisan competition, in turn, along with liberalized campaign-finance guidelines, has fueled an arms race between the parties for funding and has undermined personal comity between them. The parties have also increased their homogeneity through their control, in most states, over redistricting, which allows them to gerrymander voting districts to increase their chances of reelection. The spread of primaries, meanwhile, has put the choice of party candidates into the hands of the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activists who turn out for these elections.

Polarization i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however.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are not supposed to end conflict; rather, they are meant to peacefully resolve and mitigate it through agreed-on rules. A good political system is one that encourages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outcomes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as large a part of the population as possible. But when polarization confronts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ian check-and-balance political system, the result is particularly devastating.

Democracies must balance the need to allow full opportunitie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all,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need to get things done, on the other. Ideally, democratic decisions would be taken by consensus, with every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consenting. This is what typically happens in families, and how band- and tribal-level societies often make decisions. The efficiency of consensual decision-making, however, deteriorates rapidly as groups become larger and more diverse, and so for most groups, decisions are made not by consensus but with the consent of some subset of the population. The smaller the percentage of the group necessary to take a decision, the more easily and efficiently it can be made, but at the expense of long-run buy-in.

Even systems of majority rule deviate from an ideal democratic procedure, since they can disenfranchise nearly half the population. Indeed, under a plurality, or “first past the post,” electoral system, decisions can be taken for the whole community by a minority of voters. Systems such as these are adopted not on the basis of any deep principle of justice but rather as an expedient that allows decisions of some sort to be made. Democracies also create various other mechanisms, such as cloture rules (enabling the cutting off of debate), rules restricting the ability of legislators to offer amendments, and so-called reversionary rules, which allow for action in the event that a legislature can’t come to agreement.

The delegation of powers to different political actors enables them to block action by the whole body.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has far more of these checks and balances, or what political scientists call “veto points,” than other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raising the cos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in some cases make it impossible altogether. In earlier periods of U.S. history, when one party or another was dominant, this system served to moderate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and force it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minorities than it otherwise might have. But in the more evenly balanced, highly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 that has arisen since the 1980s, it has become a formula for gridlock.

By contrast, the so-called Westminster system, which evolved in England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is one of the most decisiv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because, in its pure form, it has very few veto points. British citizens have one large, formal check on government, their ability to periodically elect Parliament. (The tradition of free media in the United Kingdom is another important informal check.) In all other respects, however, the system concentrates, rather than diffuses, power. The pure Westminster system has only a single, all-powerful legislative chamber -- no separate presidency, no powerful upper house, no written constitution and therefore no judicial review, and no federalism or constitutionally mandated devolution of powers to localities. It has a plurality voting system that, along with strong party discipline, tends to produce a two-party system and strong parliamentary majorities. The British equivalent of the cloture rule requires only a simpl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Parliament to be present to call the question; American-style filibustering is not allowed. The parliamentary majority chooses a government with strong executive powers, and when it makes a legislative decision, it generally cannot be stymied by courts, states, municipalities, or other bodies. This is why the British system is often described as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For all its concentrated powers, the Westminster system nonetheless remains fundamentally democratic, because if voters don’t like the government it produces, they can vote it out of office. In fact, with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they can do so immediately, without waiting for the end of a presidential term. This means that governments are more sensitive to perceptions of their general performance than to the need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groups or lobbies.

The Westminster system produces stronger governments than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can be seen by comparing their budget proces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national budgets are drawn up by professional civil servants acting under instructions from the cabine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The budget is then presented by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which votes to approve it in a single up-or-down vote, usually within a week or two.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ontrast, Congress has primary authority over the budget. Presidents make initial proposals, but these are largely aspirational documents that do not determine what eventually emerges. The executive branch’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has no formal powers over the budget, acting as simply one more lobbying organization supporting the president’s preferences. The budget works its way through a complex set of committees over a period of months, and what finally emerges for ratification by the two houses of Congress is the product of innumerable deals struck with individual members to secure their support -- since with no party discipline, the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cannot compel members to support its preferences.

The openness and never-ending character of the U.S. budget process gives lobbyists and interest groups multiple points at which to exercise influence. In most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ystems, it would make no sense for an interest group to lobby an individual member of parliament, since the rules of party discipline would give that legislator little or no influence over the party leadership’s 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ontrast, an influential committee chairmanship confers enormous powers to modify legislation and therefore becomes the target of enormous lobbying activity.

Of the challenges facing developed democraci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problem of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their existing welfare-state commitments. The existing social contracts underlying contemporary welfare states were negotiated several generations ago, when birthrates were higher, lifespans were shorter, and economic growth rates were robust.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e has allowed all modern democracies to keep pushing this problem into the future, but at some point, the underlying demographic reality will set in.

These problems are not insuperable. The debt-to-GDP ratios of bo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ing out of World War II were higher than they are today. Sweden, Finland, and other Scandinavian countries found their large welfare states in crisis during the 1990s and were able to make adjustments to their tax and spending levels. Australia succeeded in eliminating almost all its external debt, even prior to the huge resource boom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is century. But dealing with these problems requires a healthy, well-functioning political system,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currently have. Congress has abdicated one of its most basic responsibilities, having failed to follow its own rules for the orderly passing of budgets several years in a row now.

The classic Westminster system no longer exis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 itself, as that country has gradually adopted more checks and balances. Nonetheless, the United Kingdom still has far fewer veto points than does the United States, as do most parliamentary systems in Europe and Asia. (Certa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ing copied the U.S. presidential syste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ve similar problems with gridlock and politicized administration.)

Budgeting is not the only aspect of government that is handled differen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liamentary systems, a great deal of legislation is formulated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with heavy technocratic input from the permanent civil service. Ministries are accountable to parliament, and hence ultimately to voters, through the ministers who head them, but this type of hierarchical system can take a longer-term strategic view and produce much more coherent legislation.

Such a system is utterly foreign to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Washington, where Congress jealously guards its right to legislate -- even though the often incoherent product is what helps produce a large, sprawling, and less accountable government. Congress’ multiple committees frequently produce duplicate and overlapping programs or create several agencies with similar purposes. The Pentagon, for example, operates under nearly 500 mandates to report annually to Congress on various issues. These never expire, and executing them consumes huge amounts of time and energy. Congress has created about 50 separate programs for worker retraining and 82 separate projects to improve teacher quality.

Financial-sector regulation is split between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the 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the 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 and a host of state attorneys general who have decided to take on the banking sector. The federal agencies are overseen by differe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which are loath to give up their turf to a more coherent and unified regulator. This system was easy to game so as to bring about the d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the late 1990s; re-regulating it after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has proved much more difficult.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Vetocracy is only half the story of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In other respects, Congress delegates huge powers to the executive branch, which allow the latter to operate rapidly and sometimes with a very low degree of accountability. Such areas of delegation include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e military, and a host of quasi-independent commissions and regulatory agencies that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huge administrative state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and the New Deal.

While many American libertarians and conservatives would like to abolish these agencies altogether, it is hard to see how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govern properly under modern circumstances without them.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has a huge, complex national economy, situated in a globalized world economy that moves with extraordinary speed. During the acute pha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unfolded after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in September 2008,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had to make massive decisions overnight, decisions that involved flooding markets with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liquidity, propping up individual banks, and imposing new regulations. The severity of the crisis led Congress to appropriate $700 billion for 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largely on the say-so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second-guessing of individual decisions made during this period, but the idea that such a crisis could have been managed by any other branch of government is ludicrous. The same applies to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where the president is in effect tasked with making decisions on how to respond to nuclear and terrorist threats that potentially affect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Alexander Hamilton, in The Federalist Papers, no. 70, spoke of the need for “energy in the executive.”

There is intense populist distrust of elite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calls to abolish them (as in the cas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or make them more transparent. Ironically, however, polls show the highest degree of approval for precisely thos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military or NASA, that are the least subject to immediate democratic oversight. Part of the reason they are admired is that they can actually get things done. By contrast, the most democratic institutio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ceives disastrously low levels of approval, and Congress more broadly is regarded (not inaccurately) as a talking shop where partisan games prevent almost anything useful from happening.

In full perspective, therefore,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presents a complex picture in which checks and balances excessively constrain decision-making on the part of majorities, but in which there are also many instances of potentially dangerous delegations of authority to poorly accountable institutions. One major problem is that these delegations are seldom made cleanly. Congress frequently fails in its duty to provide clear legislative guidance on how a particular agency is to perform its task, leaving it up to the agency itself to write its own mandate. In doing so, Congress hopes that if things don’t work out, the courts will step in to correct the abuses. Excessive delegation and vetocracy thus become intertwined.

In a parliamentary system, the majority party or coalition controls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members of parliament become ministers who have the authority to change the rules of the bureaucracies they control. Parliamentary systems can be blocked if parties are excessively fragmented and coalitions unstable, as has been the case frequently in Italy. But once a parliamentary majority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re is a relatively straight-forward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to an executive agency.

Such delegations are harder to achieve, however, in a presidential system. The obvious solution to a legislature’s inability to act is to transfer more authority to the separately elected executiv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ith presidential systems have been notorious for gridlock and ineffective legislatures and have often cut through the maze by granting presidents emergency powers -- which, in turn, has often led to other kinds of abuses. Under conditions of divided government, when the party controlling one or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controlling the presidency, strengthening the executive at the expense of Congress becomes a matter of partisan politics. Delegating more authority to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s the last thing that House Republicans want to do today.

In many respects, the American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compares unfavorably with parliamentary systems when it comes to the ability to balance the need for strong state action with law and accountability. Parliamentary systems tend not to judicialize administration to nearly the same extent; they have prolifer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less, they write more coherent legislation, and they are less subject to interest-group influence.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able to sustain higher level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which mak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ss adversarial, more consensual, and better able to adapt to changing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High-trust arrangements, however, tend to work best in relatively small, homogeneous societies, and those in these countries have been showing signs of strain as their societie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as a result of 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picture looks a bit different for the EU as a whole. Recent decades have seen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and sophistication of lobbying groups in Europe, for example. These days, corporations, trade associ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sumer, and labor rights groups all operate at both national and EU-wide levels. And with the shift of policymaking away from national capitals to Brussels, the European system as a whole is beginning to resemble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depressing ways. Europe’s individual parliamentary systems may allow for fewer veto points than the U.S.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but with the addition of a large European layer, many more veto points have been added. This means that European interest groups are increasingly able to venue shop: if they cannot get favorable treat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y can go to Brussels, or vice versa. The growth of the EU has also Americanized Europe with respect to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Although European judges remain more reluctant than their U.S. counterparts to insert themselves into political matters, the new structure of European jurisprudence, with its multiple and overlapping levels, has increased, rather than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judicial vetoes in the system.

NO WAY OUT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has decayed over time because its traditional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has deepened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rigid. In an environment of sharp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is decentralized system is less and less able to represent majority interests and gives excessive representation to the views of interest groups and activist organizations that collectively do not add up to a sovereign American people.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has been polarized and indecisive. In the middle decad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could not make up its mind about the extension of slavery to the territories, and in the later decades of the century, it couldn’t decide if the country was a fundamentally agrarian society or an industrial one. The Madisonian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the clientelistic, party-driven political system that emerg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ere adequate for governing an isolated, largely agrarian country. They could not, however, resolve the acute political crisis produced by the question of the extension of slavery, nor deal with a continental-scale economy increasingly knit together by new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Today, once aga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it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ecause Americans distrust government, they are generally unwilling to delegate to it the authority to make decisions, as happens in other democracies. Instead, Congress mandates complex rules that reduce the government’s autonomy and cause decision-making to be slow and expensive. The government then doesn’t perform well, which confirms people’s lack of trust in i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y are reluctant to pay higher taxes, which they feel the government will simply waste. But without appropriate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can’t function properly, again creating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wo obstacles stand in the way of reversing the trend toward decay. The first is a matter of politics. Many political 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 that the system isn’t working well but nonetheless have strong interests in keeping things as they are. Neither political party has an incentive to cut itself off from access to interest-group money, and the interest groups don’t want a system in which money won’t buy influence. As happened in the 1880s, a reform coalition has to emerge that unites groups without a stake in the current system. But achieving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such out-groups is very difficult; they need leadership and a clear agenda, neither of which is currently present.

The second problem is a matter of ideas.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solution to perceived governmental dysfunction has been to try to exp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transparency. This happened at a national level in the 1970s, for example, as reformers pushed for more open primaries, greater citizen access to the courts, and round-the-clock media coverage of Congress, even as states such as California expanded their use of ballot initiatives to get around unresponsive government. But as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Bruce Cain has pointed out, most citizens have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background, nor the inclination to grapple with complex public policy issues; expanding participation has simply paved the way for well-organized groups of activists to gain more power. The obvious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would be to roll back some of the would-be democratizing reforms, but no one dares suggest that what the country needs is a bit less participation and transparency.

The depressing bottom line is that given how self-reinforcing the country’s political malaise is, and how unlikely the prospects for constructive incremental reform are,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s will probably continue until some external shock comes along to catalyze a true reform coalition and galvanize it into action.

Professor of Law at Suffolk University Law School, Boston

America in decay: Is Fukuyama right?

SO14_Cover_212

One of the odd consequence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 an instance of massive market failure — has been a boom in literature about the defects of contemporary democracy.  I’ve recently written reviews of several books in this genre.  In the new issue of Foreign Affairs, the distinguished political scientist Francis Fukuyama joins in the fray.  America, says Fukuyama, i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cay.”  Certainly, this is not the best of times for American democracy.  But there are five reasons why we should take Fukuyama’s assessment with a grain of salt.

First, a nutshell of Fukuyama’s argument.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is in decay.  Its majo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increasingly dysfunctional,”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ederal agencies in performing critical functions is in long-term decline.  There are two major reasons for this.  First, Congress has too much influence over the executive branch.  Bending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 groups, Congress imposes multiple mandates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federal bureaucracy, impeding its ability to get work done.  Congress has also been undermined because of its inability to control the fallout from political polarization.  (Fukuyama follows the argument by Mann and Ornstein here.)  At the same time, courts have extended their influence over the executive branch, with similarly malign effects.  The current wo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ve their roots in choices about constitutional design made long ago.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s ill-suited to the complexities of modern governance.  But the probability of improvement is low: there is no well-organized coalition pressing for reform, and there are few ideas on how the system might be made better.

Now, here are five major limitations of this argument:

1.  Confusing American government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lone

Fukuyama’s article provides us with a dire assessment of the state of American politics — that is, the whole of it.  Here are some quotes that illustrate the breadth of Fukuyama’s indictment:

[W]hil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theoretically have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s that allow them to reform, they also open themselves up to decay by legitimating the activities of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that can block needed change.  This is precisel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decades, as many of it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ysfunctional. (p. 10)

In fact, these days there is too much law and too much democracy relative to American state capacity. (p. 12)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e American state has been “repatrimonialized.” (p. 15)

In full perspective, therefore,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presents a complex picture in which checks and balances excessively constraint decisionmaking on the part of majorities, but in which there are also many instances of potentially dangerous delegations of authority to poorly accountable institutions. (p. 24)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has decayed over time because its traditional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has deepened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rigid . . .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has been polarized and indecisive . . . Today, once aga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it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 .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s will probably continue until some external shock comes along. (pp. 25-26)

Screen Shot 2014-08-25 at 7.36.08 AMAll of these criticisms of “the American state” and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and “American politics” might be right, but they are not substantiated by this article, which focuses primarily on feder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re are also fifty state governments, five territorial governments, three thousand county governments, sixteen thousand township governments, twenty thous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and fifty thousand district governments.  (The Census Bureau provides a helpful map.)  Fukuyama says little about how all of these institutions are working.  Perhap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is dysfunctional too, but Fukuyama does not make that claim.  (For example, you could argue that there are simply too many units of government.)  Alternatively, it might be argued that federal politics is so important that a damning judgment on that aspect alone is enough to discredit the whole “U.S. political system.”  Probably, that is Fukuyama’s position.  But it ought to be stated explicitly — because it involves an assumption about the proper rol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American life, which many Americans might disagree with.  (See #5, below.  This, incidentally, is an error that is made by many authors who lament the current state of American democracy.)

2.  Exaggerating the lack of exit routes

Fukuyama — or at least the editors at Foreign Affairs — tell us that there is “no way out” of the country’s current predicament (p. 25).  One reason why is the inability to generate clever ways of making current institutions work better.  As Fukuyama says:

The second problem is a matter of ideas.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solution to perceived governmental dysfunction has been to try to exp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transparency.  This happened at a national level in the 1970s, for example, as reformers pushed for more open primaries, greater citizen access to the courts, and round-the-clock media coverage of Congress (p. 26)

This is a misreading of history.  Or to put it more precisely, this is a reading of history that puts undue weight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1970s, when the thrus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 toward participation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longer run, however, Americans have experimented with many responses to governmental dysfunction.  For example:

  • RichmondTimesDispatchIn the 1930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was dealt with by bolstering presidential power over the executive branch.  “The President’s administrative equipment is is far less developed than his responsibilities,” said the 1937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 major task befor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to remedy this dangerous situation.”  This led to creation of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Bureau of the Budget, and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artoon at right, from the Richmond Times Dispatch of March 11, 1937, shows what some critics thought of the reforms at the tim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olstered executive power at other critical moments as well — such as in the wake of the 9/11 attacks, and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Fall 2008.
  • There have also been other large-scale reorganizations that have been designed to address major threats to American welfar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e massive reorganization of defense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 and subsequent renovation of the defense establishment by the Goldwater-Nichols Act of 1986, as well as the massive reorganization of domestic security functions by the Homeland Security Act of 2002.  There were flaws with all of these reorganizations, of course.  But they do bolster the position that American politicians have responded to governance crises through techniques other than “participation and transparency.”
  • VolckerMore evidence on this point: Sometime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has been dealt with by delegating more authority to technocrats who are buffered from political control, either by Congress or the President.  For example, one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malaise of the 1970s was bolster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This was about expert, rather than executive, power.  Paul Volcker,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from 1979 to 1987, was given the freedom to make deeply unpopular decisions about interest rates.  We tend to forget how much the rol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shifted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In 1967,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aid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ought to be regarded as “a minor instrumentality of the state . . . standing in importance between the Bureau of Printing and Engraving and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By 2000, Fed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had “rock star status.”
  • In the 1990s and early 2000s, another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was privatization of key functions.  This was a more radical way of taking key functions out of the control of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oliticians.  One example might be ICANN, the body that helps to regulate the internet, which is now set up as a non-profit corporation under California law.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a vast number of people who perform federal functions but work for contractors — which is another way of accommodating perceived dysfunction in federal laws governing the bureaucracy.
  • And finally,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deal with dysfunction by imposing new rules that correct the less desirable tendencies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hat is why almost all state governments have constitutional or statutory rules that limit deficit spending and borrowing.  (I discuss the adoption of these rules in my 2012 book, America’s First Great Depression.  “It is to prevent the evils resulting from excitement and passion,” one Indiana politician explained in 1850, “that we take our calmer and quieter hours to bind ourselves.”)  It was a similar sensibility that led to the passage of statutes like the 1985-87 Gramm-Rudman-Hollings laws, the Budget Enforcement Act of 1990, and Balanced Budget Act of 1997 — all of which played a role in controlling federal financ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Have their been mo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where voters and politicians have responded to “perceived governmental dysfunction” by demanding more democracy and transparency?  Absolutely.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it has been the dominant or traditional response.  It is one of a suite of techniques for dealing with dysfunction.  In the long run, the distinguishing pattern of Anglo-American politics has been pragmatism in the face of crisis.

3.  Confusion about the remedy: executive power or bureaucratic power?

Fukuyama himself appears to favor two paths of reform for federal institutions.  There is a tendency in the article to conflate these two paths — but they are distinct, and to some degree inconsistent with one another.  The virtues of both reform paths might also be overstated.

The first path for reform is strengthening executive power.  As noted, Fukuyama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mode of government — premi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 that makes it hard to deal with big problems in a timely way, especially when politics is highly polarized and minority parties in Congress have little incentive to make compromises.  Fukuyama contrasts the Westminster system, in which the party that controls the executive also has a working majority in the legislative branch, at least on critical issues like government finances.  “The Westminster system” says Fukuyama, “produces stronger governments than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 . . [T]his type of hierarchical system can take a longer-term strategic view and produce much more coherent legislation” (p. 22).

As an aside, it should be said that Fukuyama probably oversells the benefits of the Westminster model.  He says that it is “still fundamentally democratic,” but that’s not obviously the case when the model also relies on a first-past-the-post electoral system.  For example, there hasn’t been a British government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at has won an election with more than fifty percent of the popular vote.  Remember the angst about “mandate” in 1992 when Bill Clinton was elected with only 43 percent of the popular vote? Margaret Thatcher never did better than that.  But that didn’t stop her from pursuing dramatic changes in British life.  In New Zealand, another “pure” Westminster system, popular frustration about policies pursued by like-minded governments in the 1980s eventually resulted in a complete overhaul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There are other defects with Westminster systems.  They might also cost more.  (See Fig. 1.2 of my book, The Collapse of Fortress Bush.)   And as Simon Jenkins argued in the 1990s, they tend to undercut local and non-governmental authority, even when they purport to be interested in “small government.”

Fukuyama also identifies a second path for reform — giving more autonomy to government agencies.  (He has pursued this line of argument elsewhere.  See, for example, his 2013 commentary in the journal Governance, which I co-edit.)  He leads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 which he says was able to succeed in its mission after it “secure[d] bureaucratic autonomy and escape routine interference by Congress” (p. 5).  When the Service’s autonomy was eroded in later years, Fukuyama says, its performance deteriorated (p. 7).  Later he generalizes the point.  Processes that “lead to a reduction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eventually cause “rigid, rule-bound, uncreative and incoherent government” (p. 11).

Another aside,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one: Fukuyama may oversell the virtues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as well.  As he notes, powerful agencies can exploit their power to extract more money from the community than they really need to do their work.  And autonomous agencies can also be subject to groupthink.  (See Robert Shiller’s comments about groupthink in the Federal Reserve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Fukuyama notes that public respect is highest for “those agencies, such as the military or NASA, that are the least subject to immediate democratic oversight” (p. 23).  But this wasn’t always the case — remember Vietnam, and the Columbia and Challenger disasters.  What factor contributed more to those debacles — bureaucratic autonomy, or democratic oversight?

But this, again, is an aside.  The larger point is this: the appeal for increased bureaucratic autonomy is not necessarily consistent with the appeal for increased executive power along the lines of the Westminster model.  Indeed, classical Westminster systems rely on the principle of 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says that the minister alone is responsible for everything that bureaucrats beneath him do — and that, as a result, the minister must have final say over everything that those bureaucrats do.  For this reason, Westminster systems also hewed to the rule of bureaucratic anonymity.  You could not know who the public servants were, and you could not hold them personally accountable, because the operating fiction was that ministers did everything themselves.

Since the 1980s, some Westminster systems have experimented with reforms (sometimes known as agencification) that were intended to delegate more authority to agencies, and also to create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for agency heads.  These experiments have had mixed success, partly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trategy of delegating authority to bureaucrat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  (A good illustration is the conflict over the British Prison Service in the 1990s, discussed briefly here.)  Agencification also caused problems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Before the crisis, British politicians had carefully delegated responsibilities for monetary policy, banking regulation, and fiscal policy to three separate bodies —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and the Treasury.  Each organization had a clear mission and operational autonomy, but the capacity to coordinate policies during the crisis was compromised.

The bottom line: it may be necessary for Fukuyama to explain more clearly what he cares about more — executive power, or bureaucratic autonomy — and how he would reconcile the tensions between those two concepts.

4.  Maybe it’s just about the money

It’s also possible that declining governmental performance has other causes — such as underfunding of critical functions.  The share of GDP that is committed to non-defense discretionary programs (that is, excluding programs like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and Medicaid, and also the military) has barely changed over the last fifty years — despite the expansion of federal responsibilities during that period.  So why do agencies like the Forest Service perform worse than they used to?  It might be lack of autonomy.  It might also be that we are getting what we pay for.

5.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The rol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creen Shot 2014-09-01 at 1.41.33 PM

Or maybe we are simply asking too much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t is certainly the case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ooms larger in everyday life that it did a century ago.  (This Google NGram chart illustrates the shift.)  Professor Peter Schuck of Yale University has just published an impressive book, Why Government Fails So Often, that closely examines the problems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xecution with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chuck distills forty years of scholarship by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concludes: “Government failures [at the federal level] do not merely reflect poor implementation of sound policies . . . but are built into the system” (p. 30).  “Most government failures,” he says later, “are structural” (p. 372; emphasis in original).

This being the case, there is one solution to declining performance that we might consider: reducing the obligations that we impose on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ourse, this is a familiar refrain of conservative Republicans.  One of the reasons we are seeing such sharp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oday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is division within the country on the basic question of w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ught to do.  Many critics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 including Fukuyama — do not address this question directly.  Instead, they operate on the implicit assumption that federal initiative is essential if most of today’s big problems are going to be resolved.  Of course, they may be right.  But that subject ought to be tackled forthrightly.  And we might want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hat federal gridlock is, in a perverse way, actually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deficien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 by encouraging policy activists to seek their remedies at lower level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Fukuyama and the Decay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For anyhttp://www.huffingtonpost.com/luka-oreskovic/fukuyama-and-the-decay-of-american-institutions_b_4887409.html European, it might take some time to grasp the importance of elections and appointments of judges in the U.S., especially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Although the question of who fills the ranks of the supreme judicial instance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is quite important, it was never as highly politicized as it is in the U.S. The fuss surrounding certain court ruling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frequently crossed the Atlantic and made the U.S. seem to be ruled through important court decisions rather than through legislative procedure.

According to Francis Fukuyama's recent essay "The Ties That Used to Bind: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is observation perfectly fits in the larger pictur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mminent problems that haunt everyday American politics -- and, more importantly, its institutions. As Fukuyama puts it, one of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is the fact that "judiciary and the legislature (including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continue to play outsized roles in American government at the expense of Executive Branch bureaucracies." The predominance of courts in the everyday America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 local, state or federal -- clearly shows that the "regular" process of legislating through Congress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policies through the bureaucracy and executive branch (something Europe and most of the developed world would deem "regular") is somewhat dysfunctional.

Fukuyama finds the roots of this problem in a traditional American distrust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creates a self-propelling cycle: By estranging the enforcement from bureaucracy and handing it mainly to the judiciary, the system effectively ties up its own hands and, Fukuyama claims, becomes less accountable, and distrust grows. In comparison, "in a European parliamentary system, a new rule or regulation promulgated by a bureaucracy is subject to scrutiny and debate. ...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ontrast, policy is made piecemeal in a highly specialized and therefore non-transparent process by judges who are unelected and usually serve with lifetime tenure. In addition, if one party loses a legislative battle, it can continue the fight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through the courts." Fukuyama also blames exactly this mechanism for what happened in the case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lso known as "Obamacare").

This system's failure to functionally serve the citizens brings Fukuyama to two other causes of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weakness and, as he puts it, institutional decay. The second is that "the accretion of interest group and lobbying influences has distorted democratic processes and eroded th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operate effectively." Fukuyama tries to assert that although "exchange of favors" between two parties has clear bi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roots, it is deeply damaging to American democracy's functionality, alienating it further from the common people. However, although the U.S. might have a somewhat softer stance toward lobbying than other countries, and although the leverage of a average member of Congress greatly surpasses that of the average MP, it is hard to accept his argument of a "corrupted system." Other countries see probably the same amount of lobbying, maybe even in a worse form.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trying to reconcile different and often conflicting interests, might even be more prone to corrup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at means there is a certain "free market" for lobbying, bringing the ultimate decision closer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as a whole.

The last problem, according to Fukuyama, is that because of the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in a fede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American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originally designed to prevent the emergence of too strong an executive authority, has become a vetocracy." "Vetocracy" is something that is definitely the hardest yet the most attractive problem to solve. Many solutions that have served the purposes of smaller countries -- such as proportionate representation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with fewer checks and balances -- might not work well in a country as large (and as diverse) as the U.S. It seems that some evidence exists showing "good government is going to be more prevalent in polities with populations between 5 and 9 million than in much larger jurisdictions." One solution that comes across many readers' minds is subsidiarity: delegating as much authority as possible to the local and state level. If European countries can effectively wield taxation, providing health care, and many other responsibilities, why can't American states?

Another vital part of the solution of "vetocracy" is to try to reorient the policy debate around outcomes -- graspable, concrete outcomes that will engage common people in the shaping of the country's policy.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鸡蛋

评论 (0 个评论)

facelist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注册

法律申明|用户条约|隐私声明|小黑屋|手机版|联系我们|www.kwcg.ca

GMT-5, 2024-4-18 14:06 , Processed in 0.025358 second(s), 17 queries , Gzip On.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21 Comsenz Inc.  

返回顶部